回族对伟大祖国的贡献-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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鞔颐淄蛑樱�1570—1628年），善画石，有祖风，也是一位有作品传世的重要画家。
回族三画家：高克恭、改琦、马贻
云横秀岭图
从元代到民国，中国画坛出现了不少的回族书画家。其中最著名的三位，被合称为“回族三画家”，即：元代的高克恭、清代的改琦、民国时期的马贻，都是中国书画史上的大家。
高克恭（1248—1310年），字彦敬，号房山，回回人，先世随蒙古人入中原。克恭幼承家学，勤于攻读，能诗书善绘画，表现出非凡的艺术才能，取得了突出的艺术成就。他的画始学二米，又师法董源、李成，墨竹学王庭筠（号黄华）、王曼庆（号谵游）等名师。由于广泛师承和长期接触江南山水、师法自然，所以其画作形神兼备，神韵浑厚，雄奇苍莽，有动有静，情境交融，极富天趣。无论是其山水之作还是墨竹小品，均受到历代画家的赞誉，如明代董其昌《画旨》说：“诗至少陵（杜甫），书至鲁公（颜真卿），画至二米，古今之变，天下之能事毕矣。独高彦敬兼有众长，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余地，运斤成风，古今一人而已。”他的《云横秀岭图》奇峰兀起，层峦起伏，云雾缭绕于山腰；笔法凝重，墨色沉重，苍茫浑成；代表了元代发展了的米家山水写意风格。
改琦（1774—1829年），字伯蕴，号香白，又号七芗，别号玉壶外史，居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区）。改琦在画法上广泛师承，不拘一格，画风自成一家，连同其子改篑、女改元绵，改氏一门三人均是画坛名家，被誉为“改派”。他尤其擅长画仕女，并成为清代市民文艺潮流的代表性画家之一，所绘山水花草兰竹等小品画，飘逸自然，所作48幅《红楼梦图咏》，是《红楼梦插图》中评价最高的精妙之作，形神兼备，惟妙惟肖。
清末民国时期的马贻（1886—1938年），原名马颍牌笾埽鸷呕分凶樱拇ㄎ鞑恕Ｋ熳蚀嫌庇智诜芎醚В�1902年拜名家周境塘为师，学习绘画，并因倾慕其学识，故自号“企周”。周先生最重师法自然，博采众长，写意、工笔兼施。周先生把《潇湘八景图》传给马贻，寄寓了对爱徒的深情厚望。1921年，他拜上海著名画家曾熙（农髯）为师，与张善子、张大千兄弟同学书法、文学、诗词。他和张善子结为“金兰之交”，执教于上海美专，与黄宾虹、徐悲鸿、刘海粟等共事。马贻精妙地将人物、山水、花鸟、仕女、翎毛、花卉等国画13种融古今中西名法为一体，尤擅“博古花卉”，有“画学博士”和“世界画笔”之美誉。“九一八”事变后，马贻以画笔为利器，组织学生作画宣传抗日，参加义卖捐款捐物支援前线。上海沦陷后，忧国忧民的马贻贫病交加，于1938年2月2日病逝在上海法租界西门路寓所。他最著名的作品是《马贻画宝》三集，被誉为《芥子园画谱》之后的又一部杰作。这些都丰富了我国的艺术宝库，成为珍贵的精神财富。
当代回族中，较有成就的画家和书画爱好者比比皆是，散布在祖国大地的每一块土地上。我们完全可以期待还会有更多赏心悦目的美术作品出现，更多的回族艺术家会留名青史。
阿拉伯文书法
阿拉伯文书法是回族对祖国的独特贡献之一。阿拉伯文是一种字母文字，由28个字母构成。阿拉伯文字母本身具有一种独特的线条感，可以随意变化其形状而形成蜿蜒曲折的装饰花纹。阿拉伯文书法用硬笔书写，用来书写的木笔也称“革兰”，系阿拉伯语的音译，有草制、竹制、木制三种。主要书法形式有十余种：纳斯赫体（誊抄体）、库法体、苏鲁斯体（三一体）、波斯体、卢格尔体、迪瓦尼体（公文体）、马格里布体等。
回族继承和发展了伊斯兰世界的这种独特的书法艺术，也称其为经字画或阿拉伯文字画。它吸收汉字的特点和汉文书法的形式，以阿拉伯文字或阿拉伯字母的灵活变体写成为中堂、对联或横幅，字形为方块字或图案，书写中既用自制的硬笔，也大量使用中国传统的毛笔。这样就实现了阿拉伯文书法的中国化，发展出了具有中国特点的书写方法和审美情趣。这些各具特色的阿拉伯文书法，变化精妙、风格多样，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和极高的审美价值。回族家庭将其装裱，悬于居室，或更广泛地将其应用在清真寺及其他宗教建筑上，尽显庄严、肃穆、神圣的宗教气氛。回族工艺家们还以丰富的想象力，创造性地将阿拉伯文雕刻成石雕、木雕、砖雕，或烧制在瓷器皿上，或铸刻在铜香炉等金属器皿上，以及装饰在各类建筑物的藻井、门窗、柱梁上，构思奇妙，古朴雅致，尽显回族工艺家的艺术才华和审美情趣。另外，回族妇女在刺绣、剪纸艺术中，也时常以阿拉伯经文为其主题，成为回族民俗工艺品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些具有伊斯兰特色的阿拉伯文艺术丰富了中国艺术宝库，除了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有些还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和历史意义，如泉州现存的大量宋元时期的阿拉伯文石质墓盖，其中最著名的是艾苏哈卜清真寺的花岗岩雕刻，这些都成为中国穆斯林历史的重要见证。
到清代以后，回族社会的阿拉伯文书法更加普及，更加成熟。书法家众多。在东部地区，有北京牛街的马文学阿訇，天津的曹万兴、曹万林、张名远、万景和等。万景和被尊称为“万巴巴”，所抄《古兰经》书法精美，后代竞相仿效，他的书法作品至今仍有传世的。在西北地区，民间流传的阿拉伯文书法作品很多，其中尤以手工抄写的《古兰经》为代表。解放初，国家民委曾在临夏购买三套称为“无价之宝”的手抄本《古兰经》，由临夏第一批朝觐人员作为礼物赠送给沙特王国。1938年，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赞扬阿拉伯文书法说：“其字以竹帚书写，顿若山岳，扬若轻烟，有似散花之美。”
当代阿拉伯文书法家则有李文彩、陈进惠等，民间的阿拉伯文书法爱好者更加不胜枚举。青年书法家陈坤的作品曾在巴基斯坦获得书法和设计两个一等奖，并被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收藏。1992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的程全盛，则把阿拉伯文书法与绘画结合起来，
经字画《宇宙的回声》
创造了一种独具特色的经字画。1996年他调入中国艺术研究院从事专业绘画创作，创作了不少为回族群众所喜爱的作品。他的作品《宇宙的回声》运用阿拉伯文与色彩、图案的结合，表达了伊斯兰认主独一的宗教信念及宇宙的深邃、神秘与和谐之美。
内画壶艺术大师马少宣
在当代的中国书法与绘画领域，也有大量的回族精英，奉献着他们的艺术创造力，为人们提供着审美的愉悦。而除了传统绘画和阿拉伯文书法以外，回族人民还在其他很多艺术门类中有突出的贡献。
内画壶是在北京流传的一项著名的传统工艺门类。北京内画壶，即鼻烟壶，一般用名贵的玉、水晶、玛瑙、翡翠制成。制作时，先将原料制成小扁瓶，用铁沙在瓶内摇磨，使内壁平滑并呈乳白色，然后用精细的竹签制成的纤细勾头画笔，伸进鼻烟壶内，把山水、花鸟、仕女、历史故事或传说等为内容的画稿或画样临摹在内壁上，再配以书法作品，然后配以由金银镶嵌的玛瑙、宝石壶盖，精美异常。制作内画壶需高超的技艺和艺术修养，制成一个内画壶往往需要几周或几个月的时间。制成的内画壶，外型美观别致，兼有观赏和使用价值，是驰名中外的精致的小摆设。早在19世纪末，内画壶就作为中国传统工艺品大量行销国内外市场，以后成为古董，为人们收藏，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博物馆收藏有内画壶的珍品。现在，内画技艺得到进一步提高，制作更加精美，已成为广受欢迎的旅游工艺品。
马少宣内画婴戏图鼻烟壶
回族艺术家马少宣（1867—1939年）是清末民初一位卓有成就的内画壶艺术家。在他73岁的人生旅途中，有48年（18岁至66岁）呕心沥血于内画壶艺术事业，并取得了辉煌的成就。马少宣不仅在内画人物肖像上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而且他的重大贡献还在于成功地将唐代著名书法家欧阳询的楷书再现于小小的鼻烟壶中，成为空前绝后的大作。1915年，他挑选了十六件作品参展美国旧金山巴拿马万国博览会，赢得“时流之冠”的赞誉。他的许多杰出的作品，被世界上许多博物馆和收藏家所珍藏，成为传世之宝。三、四十年代，我国著名民俗学家金受申先生和古董鉴赏家赵汝珍先生就在各自的著作中称赞马少宣先生的内画技术是“鬼斧神工”，称赞他是“最著名”的内画壶艺术家。国际中国鼻烟壶学会前任主席鲍勃·斯提芬斯先生（Bob C．Stevens）在他所著《鼻烟壶收藏手册》（The Collector’s Book of Snuff Bottles）中，称马少宣先生为内画壶艺术中的毕加索。
马少宣的传世作品很多，其中“内画婴戏图鼻烟壶”，很好地体现了马少宣作品的风格。其一面绘有三童子兴致勃勃地围在一起做钓鱼钩的情景，并配诗曰：“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另一面以欧体楷书书写：“柱卿仁兄大人雅玩：观花匪禁，著手成春；生气远出，流莺比邻；绿林野屋，花草精神；脱有形似，明月前身。马少宣”。款下落椭圆白文“少宣”二字印。这一鼻烟壶色彩鲜明，儿童形象天真可爱，是马少宣内画作品的又一精美之作。如今，马少宣的子孙继承了他的内画壶艺术，其次孙马增善则撰写了《马少宣与内画艺术》一书。
独特的回族建筑与砖雕艺术
笼统而言，古代世界曾经有过的主要的独立建筑体系大约有七个，其中有的或早已中断，或流传不广，成就和影响也就相对有限，如古埃及、古代西亚、古代印度、古代美洲建筑等。只有中国建筑、伊斯兰建筑、欧洲建筑被公认为世界三大建筑体系。而回族建筑艺术是中国建筑和伊斯兰建筑融为一体的独特的建筑艺术。
伊斯兰建筑艺术是伊斯兰艺术门类中最杰出的代表，鲜明地体现着独特的伊斯兰美学观念。伊斯兰美学的三原则可以用三个词来概括：独一、统一和运动。即：显示真主的独一，体现事物间统一的关系，强调宇宙万物的动态美。而伊斯兰建筑形制的整体形状如阿拉伯文的“安拉”（真主）一词。其主要组成部分包括拱顶与券、讲坛（虎图白楼）、壁龛（米合拉布）和宣礼塔等。伊斯兰建筑的艺术的载体，主要是清真寺建筑、帝王宫殿和陵墓等纪念性建筑艺术。印度的泰姬陵是伊斯兰建筑的典范和世界建筑史的奇迹之一。
伊斯兰建筑的杰作：印度泰姬陵
在历史上，中国穆斯林的建筑艺术主要反映在清真寺的建造中。早在唐宋时期，中国穆斯林先民就修建了广州怀圣寺、泉州圣友寺、杭州真教寺、扬州仙鹤寺等东南沿海的四大名寺。这一时期是阿拉伯—伊斯兰建筑在中国的移植时期，清真寺建筑大都采取砖石结构，在建筑原料的应用上突破了中国传统式的土木结构建筑，对我国后来的建筑技术产生了重要影响。保存至今的广州怀圣寺光塔、泉州圣友寺门楼及大殿均是如此。圣友寺大门及大殿石墙的砌法很独特，系长石条及正方形丁头交替使用法，使石墙外观每隔一层即是一方块形物，殿面极富装饰趣味。这种砌石法，常见于伊朗、中亚一带，国内则极为少见。广州光塔，不仅塔身上下全用砖石砌成，塔内盘旋而上的两条蹬道也皆为砖砌。这种砖砌宣礼塔双蹬道的建筑技术，对中国砖砌佛塔的建筑技术产生过明显的影响，在中国工程技术史上应占有一席之地。从外观造型上看，这时期的清真寺建筑基本上是阿拉伯—伊斯兰风格。如广州怀圣寺光塔，恰如一支兀立苍穹的巨大蜡烛，共两层，下层如烛身，上层如烛心。塔为双层砖壁筒式结构，内壁之中用土填实，成为塔心柱。双壁间砌蹬道两条，相对盘旋而上，从底至顶各为154级砖阶。每上数阶，即设一窗口以采光线。塔身内外均墁白灰，故外表光洁古朴，“望之如银笔”。泉州圣友寺门楼的型制亦与中世纪阿拉伯世界普遍流行的清真寺式样相似：长方形的寺门，葱头形的尖拱，包括它的门楣、门顶都颇具异国情调。这些早期的中国清真寺建筑，一方面为中国古代建筑增添了新法式、新内容；另一方面也为伊斯兰教建筑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进行了某些尝试。
到元代，这种尝试更加趋于大胆，除一般外观仍基本保留阿拉伯形式、后窑殿用砖砌圆拱顶做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