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6期-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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诘钡刈ㄖ普ㄍ呓庵螅嘀髅敲挥邪旆ㄉ煺耪澹谑枪嗜巳ㄔ硕氏却永婪⑵稹胺刺釉穑‥nd of Impunity）”运动。此后这十新的人权运动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下设的“预防歧视和保护少数民族分委员会（Sub…mission on Prevention of Discrimination and Protection of Minorities）”认可。在1996年和1997年时日内瓦联合国人权会议上，该委员会还提出了专题报告以确立“反逃责”的基本准则。］提供了理论避难所，即在有负面影响的历史事件中，无论是认为由英雄还是由集体来承担历史责任，事实上都推卸了每一个参与事件者的个人罪责。像波兰卡廷森林的屠杀、纳粹集中营的屠杀、科索沃的种族屠杀和古拉格群岛等这类大规模的侵犯人权行为，我们很难说它们完全就是领袖意志的结果，而参加屠杀和虐待行动的个人就没有罪责。尽管在这类集体侵犯人权的事件中个人的罪责没有领袖大，但也是无法用“国民性”、“民族劣根性”来逃避道义谴责和刑事惩罚的，这是因为种族灭绝和政治清洗已超出了现代文明的底线。吉尔里在谈到纳粹在战争后期臭名昭彰的犹太人的“最后解决办法”时指出，从最新的研究成果来看，纳粹政权什么时候决定消灭所有的犹太人虽然不清楚，但是可以肯定希特勒一开始并没有这个意图。它是两个因素促成的：一是长期反犹太政策的激化并和东线战事有密切的关系，二是不同机构的相互推动。（《主义》，第132页）吉里尔在这里批评了那些认为“德国人”赞同大屠杀的观点，指出当时东欧的反犹情绪远比德国激烈，非德国的拉脱维亚人、立陶宛人、乌克兰人、罗马尼亚人也都参加了屠杀犹太人的活动。纳粹也屠杀其他的非犹太人，约300万俄罗斯战俘就被杀害。作者认为，纳粹机构在促使德国走向浩劫方面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从纳粹政权的独裁本性上看，它缺乏清晰的权力划分，希特勒本人处理事物的随意行为，这就造成了“每一个组织争着在希特勒面前表现自己，力图在实现对元首的承诺和执行他的意志方面比其他组织做的更好（即使他们没有从上面得到任何指示），这就出现了一个被汉斯·莫姆森（H．Mommsen）称为‘累积激进化’的过程。”（《主义》，第77页）纳粹德国出现全国性的歇斯底里的反犹、反共就是这种“累积激进化”的反映。一
用“累积激进化”概括纳粹德国走向疯狂的过程我认为是准确的。这里面既涉及到了领袖、组织、个人三者之间的互动，又反映出了累积起来的每个偶然事件都有可能发生历史进程转换的机会。如果希特勒没有反犹、反共和侵略扩张的思想，二次大战就不会发生；没有各种机构在希特勒那里相互争宠和组织准备，这些行动也不会付诸实现；没有个人对纳粹政权的狂热支持或者因畏惧放弃抗争，“累积激进化”的过程也就无法继续走下去。吉里尔指出，根据学者们对《我的奋斗》的研究，该书不是希特勒精神错乱的产物（这也就是说德国造成的浩劫不能完全由领袖的精神问题来逃责），同时它的确可以看成一个行动的框架或指南 （即发动战争有必然性）。（《主义》，第16页）希特勒是一个很善于利用机会的人，在吞并奥地利、捷克成功之后，膨胀了胃口，德国人也从这些不断升级的事件中受到鼓舞，侵略波兰和二战正式爆发就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了。这些事件背后有纳粹的意识形态和军事、经济方面的压力，伺时也有希特勒本人的长远扩张计划。 （《主义》，第138页）现在的这种认识当然就修正了泰勒“二战始于偶然”的观点。
一战后，按照《凡尔塞和约》德国被解除了军备，民族屈辱、经济萧条、政治动荡就成为了酝酿纳粹主义的温床。当时德国魏玛政府中的两大政党社会民主党和德国人民党在经济政策方面出现严重分歧，代表工人的社会民主党要求政府增加对失业工人的救济，代表工商集团的人民党则希望政府减少税收和社会福利，以便维持经济的运行。在战后700万退伍、复员军人和军工企业停产造成的大量工人失业以及恶性通货膨胀的局面下，联合政府的意见没有办法一致，这自然只有垮台一途。那么希特勒的纳粹党是不是能够解决这些矛盾呢？纳粹党的前身是1919年成立的德国工人党。1920年，希特勒更名为“德国国家社会工人党” （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tei），简称“国社党”，缩写就是“Nazi” （纳粹）。该党的宗旨是要修改《凡尔塞和约》、收回失去的领土，把相信国家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联合起来，团结整个德意志民族。从其政治诉求上可以看出德国当时的主要社会问题都在纳粹党的解决之列。这简直就是使德国摆脱困境的良方！如果我们真这样认为纳粹党的纲领适应了当时的需要那就错了。当时德国的右翼政党几乎都有类似的主张，德国国家人民党的民族主义和反社会主义一点也不比纳粹差；而左翼的德国共产党、德国社会民主党也在为解决同样问题努力。研究显示，从1928年的国会选举来看，纳粹党只获得了2．6％的选票，这还主要是来自农村地区的选票。大多数工人把票投给了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此后支持纳粹党的人数迅速增加，在1930年国会选举中，其议席由原来的12席增至 108席，在希特勒1932年7月的胜选，又增至230席，成为国会中第一大党。就是这样，纳粹党的得票率也只有37．4％，而且也多是来自农村地区和城市白领的投票。而在同年11月的选举中，纳粹在国会中的席位又减为190席，共产党增加到100席，社会民主党得票仍有121席，加起来还超过了纳粹党。共产党特别是赢得了大城市失业者的选票，有的地方高达60％到70％。这也就是说，纳粹党的社会基础既不是工人，也不是大资产阶级，而是以小农、容克贵族、城市知识白领为主的德国的中间等级。（《主义》，第36～48页）那么在纳粹势力在国内不占多数的情况下，却能引导整个德国民族一步步地走向哉争，这显然有一个“累积激进化”的过程。这里面令人感兴趣的就是：是什么因素促成了“累积激进”？是什么组织起了主要的引导作用，是财团还是政府机构，是德国军方还是纳粹的党团组织？吉里尔的这本小书虽然投有专门谈这个问题，作者的观点还是清楚的，即：在纳粹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当中，青年的民族主义的狂热是“累积激进化”的前提，而戈培尔之宣传部的作用比其他机构都大。
青年在纳粹运动中的主要作用一直为史学界所公认，梅尼克大概是最早指出希特勒是通过一场受到激进的、僵硬的民族主义引导的青年运动夺取政权的历史学家。他认为青年热衷纳粹运动与《凡尔塞和约》签署之后废除了军事服役期，青年失去了荣耀的机会而被社会忽视这一历史背景有关。纳粹党在德因影响青年的传统管道缺少之后趁机创办了大量的青年组织，如：希特勒青年团、德国大学生联盟、青年义务劳动大队、少年团、少女队等，其目标就是在青少年身上建立起统一的思想和满足青年的自然冲动。（《浩劫》，第35、108页）而最令人吃惊的是纳粹主义的宣传首先是在大学生当中获得了支持，他们对纳粹所宣传的民族主义之狂热犹如今天盲辞极端的网络“愤青”。1928年希特勒在慕尼黑大学讲演受到热烈欢迎，随后纳粹党就在学生会选举中大获全胜，此后益发不可收。的确；当时纳粹党给社会的印象就是一个有朝气的青年政党。1925到、1932年入党者的平均年龄不到29岁，街头冲锋队的平均年龄是17岁到22岁。（《主义》，第46页）其领导人的年龄多在25～35岁之间，比其他任何政党都要年轻。有研究指出，在1932年7月的选举中，正是由于青年投纳粹的票，使它成为了。国会第一大党。事实上纳粹的议员60％是40岁以下的年轻人，所以有人会说：“纳粹运动是一场青年的运动，它已经无法阻挡了！”（弗里德里希·迈克尔：《德意志的灾难，观察与回忆》，威斯巴登1947年，第70页，转引自李工真：《德意志道路》武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28页）在1933年3月的选举中，纳粹党得票17277180张，议席又增至288席，占全部议席的43．9％，加上它的同伙民族人民党所获得的8％的选票，国会席位已接近52％，这就使希特勒在国会中有了多数的支持。这些增加的票多是来自青年的投票。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后，凭借国家机器的力量又进一步将德国的愤青都吸引到或者说控制在纳粹的旗帜下了。
从当时德国的青年状况看，绝大多数青年受过教育，应该是非常理性的一群。为什么他们会支持纳粹或者说情愿被纳粹控制？梅尼克曾经敏锐地感觉到，这里面除了纳粹有激进的民族主义主张之外，还有在现代化过程中对技术的需求使人的“外部理性化”导致灵魂内部受伤的因素，也就是说技术训练使知识分子丧失或者说放弃了灵魂的自我拷问。在就业危机的社会状态下，青年以选择职业作为解决自己人生问题的方法。青年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虽然在高等学校受过良好的专业教育，但正是这种繁杂片面的技术训练和技术－功利主义使他们缺少了内在的理性，以致无法鉴别和控制自己非理性的灵魂冲动，容易变成宗教狂和偏执狂。（《浩劫》，第53页）这种看法当然有道理。但是，在1933年5月10日晚，德国成千上万的大学生们在纳粹的军乐声中排成长队，将大量的书籍付之一炬；这些书籍中除了有世界著名作家的作品，也有爱因斯坦等科学家的著作；而每当有书本投向火堆，在场的大学生就会发出阵阵欢呼。他们对待自己本国文化遗产的冷漠和仇恨又岂止是“非理性的灵魂冲动”可以完全解释的？这简直就是邪恶！吉里尔指出：“纳粹党的成功不仅仅是高呼笼统的口号或所谓群众的‘不理智’的结果，而且是国社党能够针对许多德国人切身具体物质利益进行宣传攻势的结果。”（《主义》，第50页）吉里尔显然认为纳粹党的宣传部在这里面起了主要作用，它在希特勒把德国带向战争的框架下扮演了花衣吹笛人的作用，用邪恶的民族主义宣传引导人民走向灾难。
德国大多数民众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都卷入了纳粹歇斯底里地反犹、反共活动。梅尼克把它视为是一种超时间的“国家理性”和“马基雅维里主义（Machi… avellianism）”的突然爆发。（《浩劫》，第77页）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暴民癔症。 （《疾病改变历史》，山东画报出版社2004年2月第1版，第229页）其实纳粹宣传才是导致这种暴民癔症的主要原因。纳粹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先后上过8所德国著名大学（波恩大学、弗莱堡大学、伍兹堡大学、科隆大学、法兰克福大学、慕尼黑大学、柏林大学），最后拿到了海德堡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他曾经相信过共产主义，还主张实行“国家布尔什维克”。（《主义》，第18页）戈培尔虽然讲“宣传”的真谛就是征服民众，与真理没有必然联系，但这并没有超出西方社会“教义宣传”＇宣传（Propaganda）源自罗马天主教会发起的反路德（Luther，1483～1546）宗教改革的活动。1622年格列高里十五世（Gregory XV，1554～1623）在罗马创办天主教的“信仰传道圣教会”（the Congregatio de Propaganda Fide＇Congregation for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它借用了拉丁语“propāgō（蔓延、繁殖）”的意思来诋毁新教，“宣传（propagate）”天主教教义，所以新教则把“Propaganda”一词等同于谎言。）的传统。对于受过教育的青年人来说，仅靠宣传短时间就能把他们引向邪恶，也还是令人难以置信。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在《极权主义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一书中指出，毫无疑问，纳粹政权无法容忍的公开罪行是由群众支持的，“群众对极权主义的支持既非出于无知，亦非洗脑的魔力。”（汉娜·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36页）阿伦特认为原因就在于纳粹的宣传不同于教会的宣传，它具有谎盲加恐怖的新特点。谎言在编织前就预设了谎言逻辑，听起来比真理更有魅力，所以希特勒会说弥天大谎往往有某种可信的力量。阿伦特还指出，这种邪恶性的宣传是由极权主义性质所决定的，因为在立宪政府和自由言论的条件下，公众有其他的信息来源，只有暴民和精英才会被这种谎言所吸引。纳粹夺取政权之后，其谎言宣传逐渐变成“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