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6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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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国家的合作过程中的学习，从国外敌对势力斗争中的总结，与两岸互动中的锻炼。中国人的集体智慧，当然包括台湾人的集体智慧在内。中国大陆在两岸互动中没有败下阵来，在痛定思痛之后，实现了一系列转折性变化，朝着人类政治文明的方向前进。但是，在两岸和平统一进入开花结果的关键性时节，在中国国家认同出现历史性机遇的前夜，台湾的独立运动却使中国国家认同建设出现了重大挫折，这是台湾国民党当局的失败。
这种挫折的标志，就是1992共识被李登辉、陈水扁两届当局的台独政策所破坏。李陈两代，抛弃了国民党的统一政策，抛弃了“一个中国”的原则，实际上也改变了五十年代两岸互动的最低共识。这种背弃，从形式上走的是另一条民族国家建设之路，但不是中国民族国家建设之路。李登辉鼓吹“新中原”、“新台湾人主义”，目的是把台湾人与中国人对立起来，把台湾人作为一个独立的新民族，而根据威尔逊时代的国际原则，任何民族都有权建立国家，因此，鼓吹台湾也可以建立民族国家。台湾的民族认同建设不再是国，民党的“台湾属于中国，台湾认同即为中华民国认同，台湾认同为中国国家认同贡献”的思路，而是“台湾要建立独立的共和国”的思路。这种思路在七十年代的台湾民间就有，但上升为主流政治当局的层面，则是九十年代的事情。
国民党2000年大选酌失败，从侧面反映了在两岸八十、九十年代的和平竞争中，台湾谋求中国正统地位的失败，这也是大陆的国际地位急剧上升的结果。台湾的极端势力以争取“国际生存空间”为名，采取了“狗急跳墙”的冒险行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岛内民众对于两岸苴动中国家认同建设不对称性的绝望，这种绝望如果说在六十、七十年代体现为自豪，八十年代还有些自信的成分的话，那么，在九十年代则出现了激进的非理性动向。可悲的是，这种非理性被台独力量所利用。两岸国共两党的斗争转化为台独与反台独的斗争，后者上升为两岸关系的主要矛盾。国家认同建设的本质内涵之争，而非昔日国共两党的认同建设模式之争，咸为两岸互动的基本背景。
四、结构性矛盾、互动空间与新韵推动力
从社会学来看，结构与行动从来就是一对矛盾。吉登斯说的好，—结构由实践创造，而这种创造本身也是结构的一部分，行动体与结构具有同构的关系。两岸关系的僵局的消融，系于两岸政治家的创新性实践与互动。
不可否认，两岸关系目前形成了一种明显的结构性。这种结构性首先体现为两岸关系的基本矛盾，即台独与反台独的矛盾。李陈两代的台独政略，一去不返。目前的陈氏当局所关注的任务是，面对分裂的岛内社会如何重整旗鼓，争得民心，为下一步的公投制宪准备社会基础。而中央政府正处于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和谐社会以及国家认同重建的关键阶段，正在以更加务实和严正的态度应接来自台湾的挑战；台湾问题涉及“国本”，若不能阻止台湾问题的恶化，中国的和平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干扰，中国崛起的步伐可能大为迟缓。
两岸关系的结构性还体现在台湾问题成了国际势力遏制中国崛起的杠杆，大陆在两岸军力对比上的优势无法完全转化为解决台湾问题的优势，某些大国或明或暗地支持李陈二代的台湾独立活动，在可以预见的一段将来，两岸关系的结构性受到大国政治结构的界定。
面对结构，并非没有互动的潜在空间。但这种空间主要不是大国合作。指望国际力量来解决台湾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不可能的，虽然从操作上讲也许可以控制某种恶性发展。在一个全球危机共伺管理的时代，中美共同管理台湾危机，是符合两国根本利益与世界潮流的厂但美国的根本利益在于维持东亚地区以至于欧亚大陆的和平与稳定，在于任何一个地区性强国不去挑战美国的全球霸权，至于台独当局是否把两岸关系搞糟，则是视情而加以利用的事情。这种空间也主要不在于中央政府与陈氏当局的合作，虽然这种合作之路并未完全堵死。但是，虽然足够的时间可以供陈氏当局思考海峡两岸的前途了，大陆得到的却大多是失望。
台独活动形成的结构，需要新的互动来打破和塑造。内因从来是变化的根据。台湾问题的改善与最终解决依靠大陆与台湾的先进政治力量。
大陆于年前实施“春节包机”，颁布“反分裂国家法”以及近期邀请国民党、亲民党两党主席到大陆访问，就属于智慧政治家群体强化国家认同推动良性互动的优秀举措。台湾的政治格局尚处于微妙的变化之中，大陆的积极进取政策为这种变化提供了条件；两岸的结构也存在着变化的可能，台湾在野政治领导人的远见卓识，为这种变化提供了依据。上述变化的推动力，在于中国国家认同建设。借用宋楚瑜在西安祭祖时的话说，抓住根本，一通百通。中国的根与中国的本，其实就是中国的国家认同。国家认同的重建，成了推动两岸互动的主体性力量。
反分裂国家法的立法活动，具有多方面的重大意义，不仅是对于台独势力的巨大威慑，对于国外干预力量的严正提醒，也是中央政府解决台湾问题的全民动员，集中体现了中国的主权意志，强化了中国的国家认同。
上文已述，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是在反帝反封建的过程中进行的，有着“先天的不足”，所以，“后天的补养”尤为重要。近年来，中日民间的持续对抗，以及中国学生近期的反日游行，从国家认同建设的角度讲，均为补养中国国家认同的重要方面。但是，无论是中美的冲突，还是中日的僵局，在国家认同强化方面的作用，均不及国内的民族国家建设。台海互动中的国家认同建设，对于大局会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国亲两党主席的来访，实质代表了台湾部分政治力量对中央政府发动的国家认同建设给予了明显的支持与配合。大陆与台湾两相呼应，“一个中国”的观念得到空前的加强。中国国家认同建设进入新的阶段。
中国国家认同的重建任重而道远。就台湾而言，只有“新台湾人主义”和“台湾认同”退出主流政治舞台，台湾才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对于大陆而言，继承古代中国大一统的文化传统，不断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中实现对外主权，在此基础上，采取有效措施强化民族的向心力和国家忠诚，在推进政治文明与政治革新的过程中实现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均衡发展。大陆的行动影响台湾，台湾的行动影响大陆。在正确的方向下，两岸互动有着广泛的空间，即“和平发展下的治权竞争”，“一个中国下的高度人世”，“多种形式下的中华共同体”。在“一个中国”观念下，大陆支持台湾以可以接受的条件进入国际社会，两岸和平发展，和平竞争，为中华崛起而努力。
在变动的时空视野下把握两岸关系
■ 程亚文
台湾岛内两大政党——中国国民党和亲民党，在党主席连战和宋楚瑜的率领下先后组团访问祖国大陆，与中国共产党展开面对面交流，并实现了党派之间最高领导人会晤、发表了会谈公报。对于近半世纪以来实质上处于敌对状态的海峡两岸来说，这两次跨越海峡的握手，其意义不仅在于为结束敌对状态迈出了重要的—步，为未来逐步使两岸关系步入正常化创造了契机，而且，两岸政党互动也为人们重新思考两岸关系与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之道，提供了想象空间。
一
两岸政党高层互动得以实现，人们可以对此做出多种多样的解释。不过，从宽广一点的历史视野来看，目前中国共产党与台湾岛内一些政党形成今天这样的交往格局，可以说是水道渠成、瓜熟蒂落。两岸政治家的主观意愿，对于推动历史会起到极其显著的作用，但是，历史是否按照两岸政治家的意愿运转，则还要看时势有没有提供相应的资源条件。中国共产党对台湾岛所释放出来的善意，引来海峡另一边一些力量同样善意的回应，也正在于处理两岸关系时，我们已处于相比以往大为有利的态势。
如何理解这一点？中国历史上几次解决台湾问题的经历与经验，仍能给现在的人们以许多启迪。众所周知，历史上中国曾几次“丧失”台湾，而又重新收复。那么，当时台湾回归中国怀抱的历史原型又是什么呢？可大致归结为两个方面：
其一是中国自身力量的强大。清朝施琅收复台湾时，清王朝正处于鼎盛时期，国家内部安定，兵强马壮，无论经济能力还是军事能力，不仅相对台湾岛，而且相对其他周围国家，都有压倒性的优势。就是郑成功收复台湾，郑氏集团依凭福建一隅打击荷兰殖民者，所掌握的经济、军事以及道义资源，也比对抗一方要强大得多。
其二从国际关系层面来看，有这样几点值得重视：1、中国所处的东亚世界 （包括东北亚和东南亚）作为一个国际体系，自足一体，与外部世界没有多少政治联系；2、中国是东亚国际体系中的宗主国、支配者；3、收复台湾对其它国家的经济政治利益没有明显影响。这就决定了在中国收复台湾时，维护国家领土完整的合法性不会受到来自东亚国际体系外国家的力量阻挠，和来自东亚国际体系内国家的政治军事压力。相反，东亚其他国家对中国的朝贡格局，会增大台湾“独立”的政治经济成本。这种外部环境应成为中国现在解决台湾问题时需要考虑的“历史原型”。
准确地说，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收复台湾的经历，除了郑成功和施琅收复台湾外，1945年中国国民党政府从日本手中收回台湾为第三次。此次，中国是以战胜者的姿态恢复对台湾行使主权，具有名正言顺的政治合法性，并且，其他国家对此没有疑议。
二
从三次收复台湾的历史原型中不难发现，中国自身的强大以及中国与周围世界构筑起良好的关系，是台湾问题得以解决的基本内外前提。二十一世纪初的中国，不能说已完全创造出了历史上曾经具备的资源条件，但是，经过五十余年时间不懈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建设努力，中国今天的经济成就已举世瞩目；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力，已超越自身的国家地理疆界，整个东亚世界与中国之间，重新形成融为一体的经济关联，即便是在两岸之间，政治上的隔绝，也没能阻挡经济上正日益变得密不可分。
中国取得经济发展，并且坚定不移地坚持和平发展的政策选择，世界在改变对中国的看法的同时，也在改变对中国台湾问题的认识。在去年台湾岛内“总统”选举之后，在“台独”势力似乎正一统台湾的局面下，人们看到，世界对台湾岛内政治生态的态度，也在悄悄发生改变。举两个例子来说明问题，其一是，法国公开表态，指出台湾岛内“台独”势力不应破坏海峡稳定；另一个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也认为，台湾岛内一些政治集团只热衷内斗，而看不到中国大陆的变化，并认为“台独”势力正成为破坏海峡两岸和东亚稳定的因素。以上两件事都值得回味，它说明至少从东亚世界来说，“台独”的支持者日益稀少，这应该说这与中国在处理内外关系时在总体上的政策得当紧密关联。
实际上，在中国与东亚经济上连成一体的时候，台湾岛作为东亚地理区域的一个构成，其政治运作、经济过程也不能不被纳入这一结构中。因此，台湾岛内“台独”意识呈现亢奋状态的同时，在大量的经常往返中国两地的人群中，“中国”意识也在增强。台湾岛内两大政党主席访问大陆，公开大讲两岸都是“中国人”，就是一个例子。两大政党主席讲两岸民众都是“中国人”，在台湾岛内所产生的一个政治和社会效果，就是使原先在“中国人”认同上持暧昧态度的人，越来越有勇气说自己是“中国人”。
所以，也正是在中国自身、中国与世界、两岸之间，诸种状况都已不同予以往的情况下，看似危机连连的海峡局势，其实也正蕴藏着转机。连宋访问大陆，也正反映了历史场景在当下的转换。
三
从历史与现实两层面来看，为最终解决台湾问题，今后中国仍要致力于累积相应的资源条件，在修炼内功、继续提高自身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的同时，构筑起有利于解决台湾问题的国际环境。而从外部环境来看，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则是中国与东亚世界的关系。如果中国进一步参与东亚世界的事务，与其他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