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6期-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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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追求，晓群兄将它描述成“一股血气的喷涌”，“一个在众多专家围困下的小编辑试图证明点什么的学术冲动”。这两句话，仔细品味，对于一个出版人来说似乎是有点突兀的——为什么要“血气喷涌”呢？为什么会有被“围困”的感觉呢？我的理解，是因为晓群兄一直有着他自己的学术之梦。
　　也许，许多今日的出版人都曾经有过自己的学术之梦，但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已”，正如晓群兄所说：“编书的乐趣逐渐吞噬了我的身心，……我几乎将自己的全部精力都倾注在出版上，或者荒废在许多无聊的事务中。”然而，那么多年来，晓群兄却始终不忘记他的学术之梦，始终在他选定的数术之学这一领域内耕耘着（尽管他自谦为“学术票友”）。在我的众多出版人朋友中，晓群兄恐怕是追求学术之梦最为执着的，也是成果最为丰硕的。他的《数术探秘》《古数钩沉》等多种著述，《数术探秘》已经出版的韩文版，当然还包括本书，都可以证明这一点。在这一点上，以我之孤陋寡闻，以为晓群兄或许已可步武前辈如钟叔河者矣。
　　晓群兄是爱书之人。二十年来，他编书、著书、藏书、读书、评书（比如他在《读书》杂志上发表过拙作《天学真原》的书评），皆有丰硕而不同凡响的成果。
　　即以编书言之，当年《国学丛书》，不过发轫之始，此后迭有重大项目问世，如《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傅雷全集》《牛津精选》《新世纪万有文库》《书趣文丛》等等，指不胜屈。其中《李俨钱宝琮科学史全集》我感触尤深，此书卷帙浩繁，凡10巨册，为科学史方面重要史料，晓群兄主持出版此书，科学史界咸称颂之，以为功德无量。此书晓群兄曾赐赠我一套，后来沈昌文先生又慨然赐赠一套，我乃一置寒斋，一置科学史系办公室，至今本系博士、硕士研究生频繁借阅不绝，晓群兄及沈公之嘉惠后学，诚令人感念无已！
　　关于晓群兄编书方面的重大成果，还有一样不可不多说几句，即著名的《万象》杂志。《万象》创刊于1998年，至今已经出版7年，成为国内独树一帜的文化杂志。近见报刊报导，谓沈昌文先生对记者言，他如今关注《万象》胜于关注《读书》，足见《万象》这些年来所获成就。《万象》原是旧上海的文化杂志，久负盛名，新的《万象》在很大程度上秉持了昔日的风格、旨趣，她是一本非常“上海”的杂志，但令人惊奇的是，她竟是由辽宁教育出版社在沈阳出版的！此一明显的反、差，足证晓群兄眼界之宽阔、趣味之多元；而《万象》的成功，又足证晓群兄眼光之过人。
　　关于晓群兄的藏书、读书，姑以一件轶事窥其一斑。记得去年我在哈尔滨参加国际会议，回程道出沈阳，往访晓群。他领我参观他的藏书，但见群书满架，观之不尽，晓群兄方指点议论中，电话响起，晓群往桌前接听，身形隐入其办公桌上书丛，我忽然想起了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徽标——脉望。“脉望”的出典，想来这里不必饶舌了——愿意读本书的读者，十九已经知道。简捷言之，脉望者，书虫也。那时我望见晓群兄隐人书丛后面接听电话，忽起联想，觉得晓群兄者，就是一已食“神仙”字样之脉望也！这番联想，虽然有点摘笑色彩，但确实毫无对晓群兄取笑之意——因为我自己也是书虫，怎会取笑同类？只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也。
　　晓群兄好读书，勤而弗懈，锲而不舍，有所得，有所感，辄发为文字。对于他的这份执着及勤奋，我常感自愧弗如。今者晓群兄又一力作《数与数术札记》付梓在即，我有幸先睹为快，研读之下，感到本书之学术路径，或许可得而言。
　　上篇“读经纪数略”，是晓群兄研读十三经时的札记。此种札记之法，远者可上溯到宋代学人，稍近也能依稀想见顾炎武《日知录》的身影。然而札记之法虽同，记何内容，如何记法，则因人而异矣。晓群兄原是学数学出身，又多年博览群书，则其读经之际，所见所想自有其别具手眼处。
　　下篇“数的分析与思考”，则是晓群兄以其多年对数术之学的研究为基础，对中国传统中的这一神秘文化现象所作的深入分析。但晓群兄的论述又不局限于中国古代典籍，而是出入于中国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真可谓神游万里，思接千年。作者议论之中，迭呈新见；读者披阅之际，时有会心。
　　本书付梓之前，晓群兄征序于我。我虽对数术之学并无深入研究，但窃思若能略述与晓群兄交谊由来；以及我所感知的他的学术之梦，对于读者领略本书风貌，了解本书价值，或许也不无些微帮助？因此不揣冒昧，为短序如上。同时，这也是此一脉望对彼一脉望一番殷殷之意也。
　　
　　《12宫与28宿——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新版后记
　　
　　这本初版到现在，转眼之间，已经十年了。
　　在写这本书之前，我刚刚完成了一本专门分析研究中国古代星占学的《星占学与传统文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0月第1版）。在那本小书中，我对中国古代星占学的基本文献作了类型分析，包括天象、占辞、占例等等，并分析了星占学在古代政治运作中的角色和功能。十几年来，倒也未见相同类型的作品问世——谈论中国古代星占学的书当然有，但未见像抽作中那样做的，所以那本小书最近也出了新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新版）。
　　谈中国古代星占学的《星占学与传统文化》出版之后不久，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就建议我写一本谈世界各国星占学的书。我那时还在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工作压力不大，所以对那个建议也跃跃欲试，就真的动手写起来。
　　本书初稿中原来并没有“中国篇”，但是后来出版社希望我增加这一部分，以便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我感到也有道理，就同意了。这样与初版时的书名《历史上的星占学》也是符合的。
　　许多人将星占学看成“封建迷信”的方术之类的东西，其实在古代世界，星占学是历史最悠久的精密学科——因为它需要知道某些天体（至少是日、月和五大行星）在任意时刻的准确位置，而这就需要观测、计算，需要天文仪器，需要球面天文学、几何学和若干其它数学工具。所以从功能和性质上来说，星占学当然不是科学；但是从它所使用的工具来说，星占学却是最早就“科学化”了的学问。
　　正因为如此，在古代世界，星占学与天文学之间的关系是如此的难分难解，如此水乳交融，以至于这部《世界历史上的星占学》几乎可以说就是一部“天文学外史”。事实上，天文学就是喝着星占学的乳汁长大的。
　　到近代科学诞生之日，天文学当然与星占学分道扬镳了——开普勒也许可以算作分道扬镳前夜的最后一个标志性人物。今天，星占学已经被认为是一种伪科学。但是，星占学与别的伪科学相比，它在今天却仍然能够得到不少天文学史专家、甚至天文学家的关注，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这是因为，星占学史料是一笔珍贵的遗产。
　　姑以中国古代的情形为例。
　　关于中国古代的天学遗产，学者们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丰富的天象记录——收录在《中国古代天象记录总集》一书中的天象记录，共一万多条。这是天学遗产中最富科学价值的部分。古人虽是出于星占学的目的而记录了这些天象，但是它们在今天却可以为现代天文学所利用。由于现代天文学研究的对象是天体，而天体的演变在时间上通常都是大尺度的，千万年只如一瞬。因此古代的记录，即使科学性、准确性差一点，也仍然弥足珍贵。
　　但我们还可以尝试从另一种思路来看待中国天学遗产。办法是将这些遗产分为三类：
　　第一类：可以用来解决现代天文学问题。这方面的遗产主要就是古代的天象记录，所能获得的成果有：超新星遗迹证认、解决“天狼星颜色问题”等，以及利用古代交食、月掩星之类的记录，来研究地球自转的变化问题——不过与上面两个带有可遇不可求色彩的古为今用的案例相比，后面这些工作没有那种可遇不可求的色彩，当然也出不子像《古新星新表娜样精彩的成果。总的来说，这已经成为一个研究方向，即利用古代天象记录为现代天文学服务。
　　第二类：可以用来解决历史年代学问题。古人出于星占学眉的而在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刻记录了许多天象，这些天象有可能被用来确定那些历史事件的准确年代和时刻。参见本书导论最后一节。
　　第三类：可以用来了解古代社会。通过对星占学史料的社会学分析，可以让我们知道古人是如何看待他们的世界的。中国古代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天文学，有的只是“天学”——这不是一种自然科学，不是“身外之物”，而是深深进入古代中国人的精神生活。一次日食、一次金星或木星的特殊位置、更不要说一次彗星出现了，所有这些天象，在古人看来都不是科学问题（他们也没听说过这个字眼），而是一个哲学问题，—个神学问题，或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这个字眼至少古代中国人是听说过的。
　　这样的分类，基本上可以将中国天学的遗产一网打尽。
　　本书1995年初版后，曾被贝塔斯曼书友社购买版权重印过两次，内容一仍其旧。这次新版，我对文字内容作了一些补充和修订，而插图则从原版的36幅扩大了3倍以上。
　　这里我要衷心感谢我的博士研究生吴燕小姐和穆蕴秋小姐，她们以一片兰心蕙质，为本书新版重新配了插图一我的意思是说，在这些图的选择和安排中，反映了她们的灵气和趣味。特别是吴燕小姐，这些插图的说明文串初稿也出自其手。吴燕曾经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编辑（她到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系来读研究生，成为她两位前上司的大遗憾事），又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写手，在协助我工作时，她一再证明了这两点。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大陆曾掀起一股文化热，报刊上竞相刊登什么是文化、什么是中国文化的争辩文章，堪称轰轰烈烈。其背景应当说是对中国文化造成空前浩劫的“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的产物。我们这一辈亲身经历“文化大革命”的人记忆犹新，在十年动乱中，多少名胜古迹（包括庙宇、教堂、古塔、园林等）被拆毁，多少文化人惨遭迫害！当时，除了八个所谓革命样板戏，一二部样板小说外，茫茫中国大地上，文化成了废墟，成了沙漠。其实，问泉哪得浑如许？为有源头浊水来。由于“左”的思想作祟，在不少领域，文化被严重削弱。以历史学来说，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起，越来越“左”。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主导下，中国通史几乎成了农民战争史，文化——包括衣、食、住、行，以及世风、民俗等，不是以三言两语打发，就是砍得一干二净。“文革”“左”祸，本来就是十七年“左”的思想不断积累，最后恶性膨胀的结果。“文革”迫使人们去重新认识、思考文化。但是，像历史上每一次文化论争一样，众口热说，杂音并陈，泥沙俱下。有些学者拾西方人的牙慧，引进文化的种种定义，玄之又玄，谁也搞不懂其真实含义究竟是什么；也有一些学者，从理论到理论，从概念到概念，脱离中国历史实际，一味空谈。我在拙著《明朝酒文化》的序中，曾形容这些人是类似《红楼梦》中的“茫茫大士”、“渺渺真人”。这些空谈，只能导致人们晕头转向，茫然不知所措。当时有位著名历史学家曾经无奈地说：“文化，不说我很清楚；现在越说我越糊涂了。”这是耐人寻味的。
　　其实，研究问题，应当从事实出发，而不是从概念（包括定义）出发。事实上，所谓文化无非包括物质文化、精神文化，也有学者用大文化这一概念，将二者都包括在内。在我看来，中国文化史，就是中国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发生、发展的历史。物质文化，指的是生产方式、科学技术、商业运营等；精神文化，指的是文学艺术、吃喝玩乐、宗教信仰等。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的基础，但精神文化能够促进或阻碍物质文化的发展，二者是有机的整体，互相影响，互相渗透。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构思了中国文化史的框架，约请史学界的同道，来共襄此举。现在人们都在奔小康，时间紧迫，因此，倘若编出一部洋洋百万字甚至几百万字的中国文化史专著，虽然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但能读完全书者，又有几个？我以为，面对当前社会转型期出现的中国文化严重流失，懂历史者越来越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