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6期-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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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我们当年插队的时候，大家舱家庭背景各不相同，那是一个政治时代，很讲出身，每个人去插队时的心情、政治态度都不完全一样。比如说我思想不是那么革命，上山下乡我不怎么愿意去。我当时很傻，还等着上学呢。人家说学不办了，我不怎么相信学校不办，我是在一种很不情愿的情况下走的。但是现在回忆起来，不管情愿还是不情愿，大家有一个共识：就是离开家庭过独立的生活是一种解放，很高兴。其实那时候我们的父母对孩于的管制，不像现在那样犬事小事都包办了，限制也很多，那时候是不太管的。即使那样，当真的离开家过独立生活的时候，即使有的人不愿意去，但还是感到离开家是一种解放。为什么？因为长大了，一个十八岁的人真正出去闯荡，过独立生活，终归有—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很过瘾。所以我想，一年寄宿学校的生活，还是会赢得一部分家长和同学欢迎的。在一些地方，这个制度可以强制执行，成为一个学校的特色：这是本校教育的一个环节，一个措施，在本校没有特权说可以不住宿，而且就一年，想多了也没有，想豁免也不行。
我们要全面地理解所谓能力。整个中国教育的一个误区，就是我们过于把能力和学习成绩划等号，这样的理解太狭窄了。一些中国人带着自己的孩子到美国，孩子在美国的小学校里念书，他觉得自己的孩子最好，因为他的孩子在美国学校里的学习成绩非常好。但是美国的教师认为他这个孩子的培养不及格：生活不能自理，没有交往能力。因为对孩子的培养，首先是其自理能力，第二是能和别人合作。孩子为什么与人不能合作？因为没这个能力，除了念几本书以外什么都不会。这样的例子在中国人里非常多。我妹妹的孩子在美国读书也是属于班里学习最好的，尤其数学学的非常好，这样就可以单科跳班。美国学校就这样，你有这个专长，不能委屈你。他别的课还跟原来的班学，数学从来就是拎出去学。但是其他方面，他可以说根本就不及格。没有任何生活自理能力，一切的事情都靠父母。有一次他去参加十岁孩子的暑假夏令营，到那里第一天就大哭，因为他妈不在那儿。别的学生老师都不能理解，都这么大了怎么还哭，你妈不在就不成？后来我妹妹就将孩子提前接回去了。我们都觉得绝对不应该这样做，应该硬下心肠来。因为在一个班里，这是一个孩子的一种耻辱。你和人家同龄，胳膊腿不少，个子也不矮，你怎么不能自立呢？同学们会耻笑他。他跟同学们交往能力也不行，没有人家那种能够主动去建立朋友关系的能力。如果你没有这种能力，请问你日后能做企业家吗？能做政治家吗？过去多子女的时代，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兄弟姐妹要互相照顾，甚至有些摩擦，要在矛盾中共存，要能够求同存异。这些东西在生存中自然地慢慢就学会了。在跟哥哥吵架，然后和解之后懂得了怎么相处，然后把从家庭里学会的东西带到学校里，就会有交往能力。现在这第一堂课没有了。所以我再次强调，在我们这样一个独生子女社会，有一个强制性的一年寄宿制，是一件非常要紧的事情。
我还有一个想法，曾经写文章发表过，但既没有被采纳，也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我觉得服兵役是非常要紧的事情。让更多的人服兵役，这样就能缩短服兵役的时间。服兵役的年头中国比国外长，短些就能够给更多的青年提供机会服兵役。服兵役对我们这个独生子女社会有一项特殊的功能。除了学习军事本领保卫国家，部队还是一个锻炼人格的大熔炉。对独生子女来说，这个来自五湖四海，来自城乡，来自各个不同的家庭的人的大熔炉，不仅对于培养孩子的独立能力的好处非常大，还有助于社会不同阶层的子弟的交往。这是人生一笔非常重要的资源。一个人如果有几个贫困的朋友，有几个农村出身没有机会上大学的朋友，有几个十八九岁交下的朋友，能够从他们身上知道很多事情。这样，北京的人和农村的人、富有的人跟贫困的人都经过部队中的交往，对中国整个社会的融合，对每个人人格的全面发展的好处太大了。
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作为人学的管理学
■ 乔新生
在中国，成长最为迅速的一门学科就是管理学。作为转型期社会的致用之学，管理学的触角几乎深入到社会的各个领域。然而与经济学相比，管理学是如此的杂乱，以至于人们很难从一个相对稳定的角度梳理出学科的发展脉络，找出管理学的内在逻辑。如果说经济学实现了理论的．回归，重新在西方经济学中找到了自己的发展路径，那么，管理学仍然处在经验探索阶段，在更多的时候，管理学只是对管理经验特别是企业管理经验的总结。
在这样的历史发展阶段，管理学有许多似是而非的命题。所以，管理学界需要静下心来，去伪存真，将那些真正具有理论意义和现实指导意义的观点发扬光大。譬如，关于管理的观念，有人提出“细节决定成败”，但也有人提出决定成败的并不在于细节，而在于战略方向。这种各执一端的论述不但容易误导企业界，而且给今后管理理论的发展带来了许多困扰。
在我看来，管理学与经济学的最大不同就在于，经济学着重于解决资源的配置问题，它在宏观或者微观的层面，探讨资源配置的效率最大化问题。管理学的价值就在于，不仅看到资源配置的效率层面，而且关注资源配置过程中人的价值实现。所以，管理学是一种充满人性的科学。研究管理学，如果见物不见人，没有把人的价值实现作为最基本的判断标准和价值取向，那么，管理学就迷失了自己的方向。
当然，经济学在有些时候仍然把人的价值实现作为自己的既定目标。但是，在经济学的发展历程中，往往是在貌似公允的立场上，对资源配置的效率情有独钟。这种经济学的历史发展脉络，使得当代经济学家背上了过于沉重的包袱，他们希望通过对资源配置的研究，来解决世上万物的生存问题。很遗憾地是，由于经济学家过于“贪婪”，反而使得经济学命运多蹇。目前在我国，西方经济学的思想处于主流地位，但是，从自由主义学派，到批判主义学派，从批判主义学派，到新自由主义学派，西方经济学的最大弊端仍然在于见物不见人，没有看到人类的一切经济活动都是为了人的价值实现。所以，经济学家在调动一切手段对经济现象作出解释的时候，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似是而非。虽然这几年，经济学家也在调整自己的思路，譬如在对经济发展目标作出预期的时候，有意识地引入了心理预期价值判断，可是，当经济学家终于觉察到社会经济生活中人的价值时，经济学家反而变得束手无策。因为在讨论人的感受时，经济学家不如心理学家。在讨论政治生活对经济生活产生影响的时候，经济学家不如政治学家。在讨论生产经营与社区发展关系的时候，经济学家们不如社会学家。甚至在讨论经济现象的法律规范时，经济学家不如法学家。中国的经济学家既没有理论创见，也没有对社会现象的解释能力。
倒是管理学家身体力行，通过实证分析，找到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但是，在实践方面，管理学家不如企业家，企业家能够根据本企业的实际情况，随时调整思路，更新观念，而管理学家往往高高在上，夸夸其谈，不能因应社会的变革，及时调整自己的逻辑思路。管理学家在对经济现象进行描述的时候，缺乏经济学家那种历史的厚重感；管理学家在解释现实生活中经济问题的时候，也缺乏企业家那种洞察问题的能力。管理学家中不乏佼佼者，他们能够在细微之处发现价值，但是，有时候他们有意识地或者无意识地将个案放大，从而得出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结论来。
管理学是如此的令人不可捉摸，以至于有些管理学家几乎成了开坛布道的宗教领袖，他们利用各种场合宣扬自己的管理哲学，甚至用逸闻趣事和插科打诨来散布自己的理论。我曾经多次在一个场合听到管理学家用小故事来阐述大道理，这就好像我走进寺庙，听禅师用佛祖的故事劝人向善一样。如果管理学沦落到这种境地，那么，管理学很难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了。
管理学的本质应当在于发掘人的价值。管理学从本质上来说是关于人的学问。从这个角度来看，管理学家应该是政治家，了解现代社会人的政治诉求；管理学家应该是社会学家，了解人的社会群体属性；管理学家应该是法学家，了解社区人群共同的行为规则；管理学家应该是心理学家，了解人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并通过影响心理波动发挥人的潜能；管理学家还应该是哲学家，能够洞察人的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
管理学家不是万金油，管理学家是人类心灵的大师。只不过与宗教家相比，管理学家更多的是借助于科学的手段，而不是心灵的暗示；与心理学家相比，管理学家应该更多地从现实社会寻找实证材料，而不是关注人的内心活动，忘却了社会大背景；与社会学家相比，管理学家不仅注重田野调查，发现“这一个”，而且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努力改善人际关系，追求人类普遍价值；与法学家相比，管理学家不需要在民众中寻找共同的准则，从而通过民主的方式，上升为国家的法律，管理学家只是解决现实生活中妁棘手问题，哪怕这样做会导致规矩被修改，
打个比方，在一个家庭中，祖宗的牌位和餐桌上的教义，是属于宗教、哲学和历史研究的范畴，家庭成员之间的行为规则则是属于法学研究的内容，经济学关注资源的配置，家庭的开支，心理学关注家庭成员的喜怒哀乐，而管理学则像是一个慈祥的老母亲，唠唠叨叨地呵护着全家人。离开了管理学，家庭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
既然管理学是如此的人世，所以，一切附加在管理学上面的种种华丽的词藻都没有价值。从根本上来说，管理学以人作为出发点，同时又以人的价值实现作为最终目标。如果离开了人的因素，管理学的发展就没有了根基，也没有了方向。
在企业管理中，人的价值尤为明显。企业是一切法律关系的总和，而法律关系的主体永远是人。在企业中，有投资者、债权人、董事、经理、监事、普通员工等等，在企业外，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社会团体、客户等等。企业管理学的目标，就在于找出企业利益相关者各自的价值追求方向，然后，运用最佳的组合方式，将这些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
管理学的首要任务就是要找出能够将各种价值判惭组合在一起的企业家。将企业家看作是企业的人格化，然后将企业的法律关系变成企业家的法律关系，从而使企业家成为一切法律关系的化身。发现企业家的价值、找出企业家成长的条件、给出企业家的评判标准，是企业管理学的核心内容。
然而，很遗憾地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所看到的企业家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他们在某些方面出类拔萃，可是在实现企业价值，或者说将企业内各种人的因素组合在一起，进行利益相关者价值最大化的过程中，往往是顾此失彼。这些所谓的企业家，不但会葬送企业，而且会葬送自己的生命。这样的例子在改革过程中比比皆是。山西文水县海鑫集团的李海仓先生因为与昔日的竞争对手发生争执，而惨遭杀身之祸；河北徐水县的孙大午先生因为与金融企业缺乏有效的沟通，融资渠道不畅，冒险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结果招来牢狱之灾；浙江的一些企业家因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