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6期-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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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所周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国内的思想史研究逐渐兴起，经过十几年的发展，成果也颇引人瞩目，但从学科的角度看，思想史的地位却相当尴尬。国内的学科划分中，思想史是被归入历史学的专门史一类的，然而，从事思想史研究的并不仅是历史学者。那么，历史学以外的学者的思想史方面的研究成果，就很难认定为本学科的学术成果。学科交叉的提倡虽也不绝于耳，但实际上，跨学科的研究仍像走钢丝。
　　学科划分上的过分专业化，是造成思想史地位尴尬的主要原因，而研究者的研究路向不同，也使思想史迟迟无法定位。当下中国，至少有三种不同学术背景的学者从事着思想史的研究。粗略地看，哲学出身的学者，比较重视抽象意义上的思想，即便是思想史的研究，也不忘记以哲学的术语抽象地加以归纳。文学研究出身的学者，一般是最敢于下结论的，他们往往洋洋洒洒地大段地议论，宏观地把握，与历史研究出身的学者的小心谨慎、具体而微，恰成对照。不同的学术路向之间产生摩擦和碰撞也是必然的，而学术路向上的差异，直接造成了学者取向上的自适效应。在研究过程中，学者们会自觉不自觉地将自身擅长的部分和熟悉的手法，作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和研究的基本方法。这样做的结果则是：思想史无法产生独特性，也无法取得独立的学科地位。
　　事实上，思想史不同于一般的历史研究，它既要关注思想的流变，也要关注思想家（者）在具体语境中的行为取向，前者更倾向于思想本身，而后者则将历史中的人放在了重要的地位。在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方面，至今争论最多的是精英的思想亦或是大众的思想。但其实这仅仅是具体操作上的区分，并未涉及实质上的问题。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从实质上说，应是历史中的人的思想。我们可以将这里的“人”，理解成思想者（家）个人或思想者（家）群体，但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他们都是居于历史中的具体的人。思想本身具有超越性或抽象性是不可否认的，但思想的产生和传播却完全是历史的或具体的。思想的抽象内容，是哲学史的研究对象，而思想脉络则由学术史家来梳理，思想史研究者关注的只是思想者本人或者思想家群体在具体语境中的思想的产生和传播。这也就是我们强调思想史研究是人的思想史，而非思想本身的历史的原因。
　　具体到胡适研究。如果是从思想史的视角去研究，仅仅注意胡适思想本身的演进，不注意语境和心态及其关联，就容易将其思想简单化。在这里具体语境和人的心态的重要性是不畜而喻的。《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一书在研究取向和方法论上的价值，就在于从具体语境中和心态上分析胡适的思想。
　　怎样看待胡适对传统文化的猛烈批评，一直都是个争议的问题，是非正误并不是思想史学者的任务，思想史学者只是要厘清思想产生的前因后果。我们过去也清楚，胡适猛烈地批评中国的文化传统时，其话语对象一般均是国人，一旦转变话语对象，比如在外国人面前，他往往是将中国文化的较好的一面展示出来。对现实问题的发言与学术研究的反差，也主要取决于其“现实态度”。而周明之先生，因为清晰地认识到了胡适其人“在不同的场合，对不伺的听众，说不同的话”（参见《自序》）的特性，在利用精神分析学的方法时，就不仅将此现象出现的原因和胡适本人的心态描述分析得更加透彻，而且符合历史。
　　就胡适学术著述与论战文字之间的反差，作者指出：“当他（指胡适——引者）进行学术研究时，他有一种超然感，不得不遵从证据，这就极大地限制了他的自由表达。”“而为大众写作时，当前现实立即发挥重大作用，……对他来说，理想与其实际展现是同义的，面对中国的巨大危机，他深感自己的无能为力，因而痛苦万分。他以痛斥中国的过去来发泄自己的愤怒与失意。”（第199页）这是由于“在中国的环境中，胡适有足够的不与过去割裂的安全感，对传统的猛烈攻击，不但不会威胁他的认同感反而使他的失意情绪找到一个发泄口。”（第205页）而进一步地看，“当胡适以学者的方式来评价中国的过去时，他是一个现代的历史学家；而当攻击中国的过去时，他是一个缠结在中国当代困境中而无法自拔的普通中国人。”（第200页）。
　　造成这样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在学术著作中，他（胡适——引者）在自己与中国的日常事件中保持了一定的精神距离”，“使他能够平衡”。“而他用英语写作时，多半是身在国外，所以更少受到国内凄凉景象的限制。”（第204～205页）在外国人面前表现出对传统的同情，并为之辩护，则主要由于“远离中国足以引起他的思乡病，来自西方的压力，无论真实的或想象的，都产生了为他敬爱的祖国辩护的需要。”（第205页）
　　当然，作者在分析胡适的心理时，并没有否认胡适总体上的西化倾向。因为即使是在为传统辩护时，胡适也没有忘记将传统的优秀部分与西方的民主、科学等普世性因素相类比。而诸如仁义孝悌等传统中国的道德原则，也被赋予了普遍的价值。这倒不仅是胡适，新文化派大多也倾向于此。
　　思想或心态以及它们之间的微妙互动，惟有于具体语境中发掘，才有着思想史的意义。在书中，作者始终是从胡适生平人手来理解思想，解析心态的。这就避免了凿空玄想的可能。胡适与基督教的复杂关系，以前少有人真正细致地研究。作者注意到，出国后，“胡适首先碰到的西方文化因素之一是基督教”。彼时的美国大学中，教会的宣教活动相当频繁，胡适自然成了发展对象。不过，胡适最初对基督教的信仰，也与他的境遇有关。“他年仅十九岁半，远离家乡，毫无兴趣地钻研农学。”（第43页）这种在西方文化冲击下的孤寂心态是胡适参加教会活动的前提。至于他将基督教与儒家伦理视为同类，将基督教作为“优越的”西方文化的一个整体部分来看待，则全赖于此前提。所以到了两年后，他的生活稳定了，对西方文化的陌生感渐渐消散，“西方已成为他意识中一个有意义的部分，也就不需要更进一步的承诺与认同”（第49页），对基督教的疏远，乃至批判，就不可避免。但这只是胡适疏远基督教的语境之一。另一个语境，是上世纪初国内的儒教运动。1912年康有为、陈焕章在上海成立的孔教会，1913年进步党议员要求儒教人宪以及1914年的袁世凯祀孔等一系列事件，在新一代知识分子的心里激发出的强烈的反叛意识，也不能忽视。胡适对基督教的批评正是从1912年开始的（第51页）。
　　胡适与基督教的关系；并不止于留学期间。当他回国后，虽然在心态上，也颇认同于扮演启蒙角色的“传教士”，但是，他们之间的矛盾却更加错综复杂。正像作者所指出的，“俗世的、理性主义的态度”（第54页），是胡适的批评基督教的思想原因，它们直接引发了胡适对制度化的基督教的反感。但胡适的内在的民族主义意识和他的现代化的诉求之间的难以协调，离开了具体语境就不易厘清。在回国后胡适与基督教的关系上，作者的分析明显不如留学时那样注重语境了，这反而显得他过于依赖精神分析学的理论。
　　不仅如此，《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一书的缺点，也在于运用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方面。可能是由于作者对理性的崇信，以致在具体分析时将那些可能纯属偶然的胡适言论，都看成了必然的思想反映。这样的解释，看上去齐整划一，顺理成章，但很可能与历史中的胡适及其思想有距离。类似的后见之明，不仅是读者所应明察，也是思想史的研究者于研究之时所应极力避免的倾向。


　　谈过了《胡适全集》中的重复，就来谈它的阙失。
　　书中重复收入同一篇文章，当然不好，它对读者的损害，是因为完全不必要地增加了篇幅，既要提高定价，又要多占书架的空间，此外倒也没有更多的坏处了。至于一部号称“全集”的书，其实不全，收文有阙失，谁如果要凭藉这“全集”来研究这位作家，就会遇到大困难。现在来说《胡适全集》。遗憾的是，《全集》不但有大量的重复，而且有大量的阙失。这阙失，有遗漏所致，也有删节所致。
　　究竟阙失了多少呢？《全集》第43、44两卷是《胡适著译年表》，其中所列，就有许多是在这部《全集》中找不到的。细看一下，可以猜测到，《全集》未收，是内容不合出版管理部门的审稿标准。其实，胡适其人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是尽人皆知的，《全集》的出版者也无法为他承担责任，要么你可以不出版这书，要么你就不要号称“全集”。这样东删西节之后，读者从这部《全集》中看到的，就不是完整的胡适了。例如胡适　1949年4月14日写的《序》，并不比现在国内一些学者公开发表的关于陈独秀的论文更加“刺激”，可是也没有收入。对于这部《全集》应该说是一个不小的遗憾。
　　胡适1930年1月28日日记：“今日章希吕来，我写了一篇《胡适文存》第十三版自序给他带去。”这篇《自序》在本版《胡适全集》中失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胡适文集》第二册中是收了的。其中并无违碍字样，实在没有删去的理由。
　　这里只说一说书信方面的遗漏。《胡适来往书信选》选录的书信中，有四封《全集》失收。即：
　　1，1928年3月6日致吴稚晖信（见上册第468～470页）这一年二三月间，胡适写了两封信给吴稚晖。2月28日的一封，《全集》收了（第23卷第555～557页）。信中对吴稚晖支持蒋介石的清党大屠杀一事持批评的态度。信中说：“七月初我在杭州读
　　先生与杨虎一书论陈延年的案子，我认为　，先生盛德之累，中心耿耿，不能释然。”这是当年的一件大事。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即国民党所说的“清党”，吴稚晖是参与决策的人之一，他不但发表文章，赞成对革命者的屠杀，而且还伤天害理，在文章中嘲弄牺牲者，说他们毫无杀身成仁的模样。周作人在《语丝》上发表了好几篇文章斥责吴稚晖：“吴君在南方不但鼓吹杀人，还要摇鼓他的毒舌，侮辱死者，此种残忍行为盖与漆髑髅为饮器无甚差异。”聂绀弩在致舒芜的一封信中提到这事，说：“蒋统治中国一二十年，说此话者，周作人一人而已。”（见《聂绀弩全集》第9卷第439页）　1927年6月26日陈独秀之子陈延年在上海被捕。他是中共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时还担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他被捕后，吴稚晖写信给上海警备司令杨虎，力主杀他o、尽管胡适敬重吴的文章和见识，却不能不在这封信中批评这事，说这事为他“盛德之累”。3月4日，吴稚晖给胡适回了一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67页），为自己辩解。3月6日，胡适再致吴一信，意思其实是上一封的继续和发挥。这一封很重要的信，在《胡适全集》里却找不到。
　　2，1931年12月15日致周作人信（见中册第91页），谈的是周作人的《志摩纪念》一文在《新月》月刊发表的事。
　　3，1938年10月初致王世杰的电稿（见中册第382～383页），谈不久前举行的慕尼黑会议（电文中写的是“敏兴四巨头会议”）这件大事。
　　4，1948年6月6日复夏勤信稿（见下册第404页），内容是关于营救北大被捕学生孟宪功事。系承接5月24日致夏勤信（《全集》第25卷第325页）而写的。
　　上述致周作人、王世杰、夏勤的三封信，大约是因疏忽而失收。致吴稚晖信看来是因为对内容有所忌讳而有意不收的。在《全集》第23卷第559页末有这样一条编者注：“三月六日《致吴敬恒》一信已收入《胡适著述专辑》，此处从略。”假如这里所说的《胡遗著述专辑》是这部《胡适全集》中的一个单元，这样处理当然很好，可以避免重复。可是请问：这《胡适著述专辑》是在《胡适全集》的第几卷呢？这是一条叫读者摸不着头脑的编者注。既然这信已在中华书局1979年出版的《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发表，二十多年之后还忌讳什么呢？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没有选录、《全集》也没有收入的书信，就更多了。仅举见于《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第20册这一本书中的，至少就有：
　　1，致陈之迈信，时日待查，内容是批评国民党的“党治”的。（第30页）
　　2，致陶行知电，1919年3月某日，谈接待杜威来中国的事。（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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