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6期-第1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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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到了1909年，居住在大连的日本人还没有感觉到满铁图书馆的存在，所以，这一年大连港口建立“埠头图书馆”时可以自我夸耀说：“如此文明机关，于大连市区中心尚未之见”。“埠头图书馆”开馆时曾大张旗鼓地举办庆典，还印行了一本《埠头图书馆开馆纪念》。这本纪念册的“后记”特别强调了图书馆设立的意义，是使得“理想乡的名字渐渐成为现实”。
这里的“理想乡”云云，并非泛泛的比喻，而是具体指大连港口埠头事务所日本职员的住宅区。这个住宅区位于大连寺儿沟，名为相生町，有肘也称相生村，都是根据埠头事务所所长相生由太郎的姓氏叫起来的。这位相生由太郎原来在日本三井物产负责煤炭装卸，因管理下层装卸工人显露才干，得到满铁高层领导赏识，被招聘至大连，出任埠头事务所首任所长，主管码头货物装卸。埠头事务所日本职员住宅区远离市区，触目荒凉，相生为聚拢人心，在社区内多置公共福利设施，营造温暖气氛，推行所谓“日本式的家族社会主义”，号称要把相生町建成“理想乡”。
设立图书馆，是相生町社区建设的一个举措。而在日本接手大连的殖民统治之后，最初正式挂出图书馆招牌的，可能就是这个埠头图书馆，所以开馆肘候虽然仅有日文图书三千五百册，西文图书一千册，在当时已经倍受瞩目，殖民地各界的许多要人前来参加开馆庆典。大连实业会会长川上贤三的《祝词》，首先引证欧美的先例，申说设立图书馆的重要：“欧美诸邦，文化隆盛，教育普及。百户之邑，必设学校，十户之村，亦置图书馆。而在殖民地内，往往学校设施尚未齐备，图书馆已设立在先，以此善导居民风气，谋求发展。在我大连，亦早应有倡言图书馆必要性之声音”。在此意义上，川上盛赞相生的举措堪为大连乃至整个满洲的楷模，并说：“我殖民政策大有所成之日，相生君之功不亦伟乎大哉！”
在满铁系列图书馆的建设中，埠头图书馆究竟起到了怎样的榜样作用，没有直接的文字记载可供查考，但从该图书馆成立后的第二年（1910）起，满铁控制的南满铁路沿线的主要站点开始陆续设立图书室，到1915年，满铁本社内的图书室扩展为图书馆，后来还出版了馆刊《书香》杂志。而埠头庆典上把图书馆设置与所谓现代文明、殖民政策牵扯到一起的思路，也非常明显地被延续了下来。如《书香》创刊号（1925年）的“卷头语”便说：“西谚有云，文明都市的自豪，应据图书馆设置与否判定。无论外形如何美轮美奂，倘无图书馆之设，内里实则贫弱，其文明程度亦可察知矣”。《书香》的第三号上还刊出一则《人口与读书比率》的调查，把南满铁路主要站点大连、奉天（沈阳）、辽阳、安东（丹东）、长春和日本本土的东京、京都、大阪、山口、香川进行了对士匕，结果图书馆所在地人口和图书馆藏书数量的比率，满铁100人拥有藏书量为78．5册，日本本土100人拥有藏书量为7．9册。图书馆所在地人口和年度阅览人次的比率，满铁图书馆所在地100人中年度阅览人次为273．9，日本本土100人中年度阅览人次仅有19。两项比率，满铁都大大高于日本本土文化程度较高的地区。这份统计的依据，分别是满铁1923年和日本本土1922年度的调查资料，虽非严格意义的同期比，但应该无大误差。这样的统计数据，无疑会增强身处殖民地的满铁职员的“文明”自豪感。
至于图书馆为殖民政策服务，对于满铁来说，本来是题中应有之义。满洲图书馆业务研究发行会编撰刊行的《满铁图书馆概况》明确说，满铁系统的图书馆，兼具市民图书馆和会社图书馆双重性质。所谓市民，其实也并非城市的一般居民，而是专指满铁的职员及其家属，面向这类市民的图书馆多建在大城市满铁职员住宅区附近，所藏书籍也是适合他们的读物。如大连市日本桥图书馆所藏多为日本文学类，位于满铁大连儿童公园附近的伏见台图书馆，则以日本儿童和妇女读物为主。而所谓会社，当然就是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为满铁会社业务服务的社务参考图书馆，主要设于满铁本部和它所管辖、经营的铁路局、港口、矿山、工厂的所在地，收藏书籍也各有分工。如大连埠头图书馆专藏“海事”类，鞍山图书馆专藏“工学”类，哈尔滨图书馆则主要收藏有关北满和苏俄的文献。大连和奉天（沈阳）两图书馆是满铁图书馆中的龙头老大，前者直属满铁本部，集中收藏政治、经济、法律、财政、社会、产业、殖民、地志类书籍以及会社本部的资料，后者则着重于交通、工学、满蒙历史、边疆研究类文献。
前面说过，日本政府设立满铁，根本目的在于控制东北交通动脉，并不断沿着交通于线，扩展殖民统治范围。满铁图书馆为满铁会社的业务服务，平时便是为这类殖民活动提供资料，而到了战时，则为军方提供情报。这些括动，有一些记录在满铁图书馆的公开出版物上，当然，是作为他们的工作业绩记录的。比如，1932年6月，九·一八事变之后不到一年，奉天图书馆馆长卫藤利夫就通过广播讲话，津津乐道地公布了他主管的机构为这一事变所做的贡献。这篇讲话曾以《满洲事变与图书馆》为题发表在《书香》第39号上。
在这篇讲话里，卫藤一连讲了几个故事。第一个故事说，九·一八事变发生之时，世界舆论哗然，为了让西方了解日本和满洲的特殊历史，奉天图书馆向关东军司令部建议，把以日俄战争为题材、宣扬月本武士精神的小说《肉弹》（樱井忠温著）的英文、法文译本，赠送给驻在沈阳伪外国头面人物；用卫藤的话说，就是借助《肉弹》这部小说，对这些西方列强的代表人物进行了一次有效的历史启蒙。第二个故事，发生在1931年年末，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东北政府所在地临时迁往锦州，而日本军队仍然紧追不舍。据卫藤说，一个夜晚，一位关东军青年参谋来到奉天图书馆，查找中国出版的辽西地图，该馆平日积累的中国东北各地地方志此时派上了用场，那上面的地理形势，虽然描画得不够科学，但山川古迹、庙宇佛阁，都标志得清楚，让那个查找者，亦即关东军青年参谋高兴得拍案呼叫。第三个故事，也是发生在夜晚，有三个日本男子，前来查阅有关“黑龙江洲教育制度”的资料，要求在图书馆阅览室彻夜工作。卫藤给他们施以方便，彻夜开着暖气、电灯，拂晓时分，完成任务，卫藤送他们走出惕书馆，望着他们的身影在零下三十度的寒冷中远去。按照卫藤的描述，这三个日本男子衣衫褴褛，貌似中母苦力。他们为何如此装束，卫藤没有说明，但显然是知道他们的特殊身份和使命的。
卫藤的文章还特别介绍说，九·一八事变之后，奉天图书馆的气氛整体发生改变，已经由一个读书消遣的地方，“一变而为王道思想时讨论场，国家哲学的大坩埚”。卫藤为此而兴奋，他说：“一个国家，比月本本土、包括台湾、朝鲜在内的领土大过两倍的大国家，在世界环视的焦点中诞生，这是多么宏伟的事业啊！”卫藤所说的国家，当然指的是满洲国，他发表这篇广播讲话的时候，正是这个傀儡政权发布“满蒙新国家独立宣言”之后不久。
在这里，似乎有必要说说卫藤利夫其人，这位满铁图书馆的重镇，1883年出生于日本的熊本县，少时以优异成绩考入第五高等学校，也就是帝国大学的预科，在学期间，遭逢外务省官僚栗野慎一郎利用特权安排子女转学事件，参与了五高学生组织的抗议运动。文化人类学家山口昌男的文化史著作飞败眷的精神史》（1995，岩波书店）记载到这次学潮，说五高的校长和教导主任引咎辞职，但没有给予学生处分，所记与事实有出入。据中见立夫《卫藤利夫与》（1992）一文说，五高的这次学潮领头人物确实没有受到处罚，但只有一名参与者，即卫藤利夫被迫退学，那时离他毕业仅有几个月。这使卫藤失去进入帝国大学本科的资格，只能以不授予学士学位的“选科生”身份进人东京帝国大学。1912年肄业后，因为无资格和东大精英一样在政界、财界出人头地，卫藤只好靠翻译投稿谋生，直到1915年获得东京帝国大学图书馆职员职位，才有了稳定收人。1919年7月，他辞去东大图书馆职务，进入满铁大连图书馆，1920年即成为满铁奉天图书馆的主管，直到1940年退休，前后整整二十年。在卫藤的主持下，把一个仅有六千册藏书的简易图书室，建成拥有堂皇建筑、数十万册藏书，可与大连满铁本部图书馆比肩的图书馆。而卫藤本人，除了领导图书馆工作，还研究学问，著书立说，先后出版了有关图书馆业务的《图书分类的逻辑原则》、研究明清时代欧洲传教士在中国东北地区活动的专著《鞑靼》，以及随笔集《短檠》等。执掌奉天图书馆的二十年，是卫藤利夫人生的黄金岁月。在日本国内的坎坷际遇与在殖民地．的顺遂得意，似乎是这位反抗官僚特权的热血青年转而成为殖民主义热烈拥护者的原因之一。
在图书馆的位置上，协助殖民侵略战争，卫藤不仅态度积极，而且相当富有创意。九·一八事变期间，他在图书馆内设置了“满蒙时局文库”，把有关中国东北、蒙古的文献汇集一室，目的是向国际社会传送关于满蒙与日本特殊关系的。“正确”认识。《书香》杂志第34号专门刊载了这个文库的照片，照片下的说明写着：对满蒙的正确认识从图书馆开始。
同时，卫藤还倡导开展“阵中文库”运动，号召、组织日本殖民占领的满洲、朝鲜和日本本土的图书馆和一般民众捐赠图书，送给在前线作战的日本军队、警察和满铁社员。《阵中文库宗旨》鼓动说：这是对前线战士最好的“精神慰安”。从 1931年12月开始，到1932年6月，不到半年时间，“阵中文库”收到捐赠图书近十二万册，经过军部审定，选定内容适宜者十万九千八百多册，送往前线。卫藤主持的奉天图书馆承担了图书的征集、分类以及与军部联络、运送等工作，根据《阵中文库宗旨》，送往前线的图书，都要标明赠送者的名字。这些人的名字和住址以及捐赠的书名、册数，也都分期刊载在《书香》杂志上，人数数万，一般百姓居多，由此确实可以看到日本所谓“总体战”举国动员的广泛程度。
当然，在杂志上公布捐赠者的名字，也是“总体战”动员的手段之一。卫藤利夫似乎很清楚，战争动员的关键，是要给战争赋予“大义名分”，也就是正义、崇高的意义，所以，在前面引述的那篇广播讲话中，他反复强调“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是“一个极具文化史价值的文化现象”。卫藤说，血肉横飞的战争，可以培植出灿烂的文化花朵。他举西班牙与英格兰的海上战争为例说：西班牙的元敌舰队，已经在海底化为藻屑，而建立在战争胜利基石之上、英国女王治下的文化、文学、学术，至今仍是我们灵魂的食粮。卫藤还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的波斯战争，说在这场漫长战争中的延长线上，最后取胜的欧罗巴——雅典，开放出灿烂的文化之花。“在地中海碧波冲洗的大理石台阶之上、圆柱之下载歌载舞的裸体，男女，在他们白色的、健壮的手臂上生长出来的学问、知识，至今仍是照耀在我们头上的太阳”。卫藤利夫的讲演甚至充满诗意，但他一句也没有说，波斯战争是希腊联邦抵御波斯帝国入侵的反侵略战争。这应该不是历史知识的问题。作为一个熟悉世界历史的学者，卫藤模糊战争性质，自然是出于影射现实的需要。
按照同样的逻辑，卫藤也举出了现实事例来证明“满洲事变”的“文化”意义。他举的是满铁图书馆本身。在同一篇广播讲话中，卫藤说，事变给满铁图书馆以至在满洲的所有日本系统的图书馆带来千载难逢的机遇，图书馆立刻变得热闹起来，图书阅览的需求日益增加，也促使图书馆自身发生变化。散落各地很少往来的日系图书馆，此时产生了强烈的连带感。事变发生之后，以满铁图书馆为中心，从大连到哈尔滨，二十四个日系图书馆第一次连锁作业，编制了《全满二十四图书馆共通满洲关系和汉书件名目录》，为关东军、满铁等机构查阅提供了方便。卫藤利夫曾不无得意地描述说，这部目录，不仅按日语的五十音序分门别类排列，还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