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传-第2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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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来向为数特别众多的英国同事们表示感谢，他们在这些困难的年代中，始终不渝地表现出一种保卫知识分子国际组织的强烈愿望。
“我对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进展抱着极大的希望。我的这种感觉与其说是建立在科学家的智慧和高尚品德之上，不如说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无可避免的压力之上。因为经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科学家的工作，甚至是‘反动’科学家的工作，所以，就连他们这些人，除了帮助建立一个国际组织，也没有别的选择。”
爱因斯坦在２０年代对科学的力量充满信心，他说：
“自然科学的代表人物，由于他们的理论的普适性和有组织的国际联系的必要性，倾向于接受和平主义的国际的思维……科学传统作为文化教育的力量应当在理性面前展示日益广阔的视野，并由于其普适性能对人们起到强有力的作用，使他们抛弃疯狂的民族主义。”
所以，当战后筹备召开索耳末物理学讨论会时，有人提出原则上排除德国科学家参加，对此，爱因斯坦极为愤怒。尽管１９２３年７月，洛伦兹试探爱因斯坦是否愿意单独接受邀请时，爱因斯坦坚决加以拒绝。他讨厌在科学领域中以任何形式出现的民族主义情绪。这也是他退出国际联盟的重要原因。１９２３年１２月２５日，爱因斯坦给他一向敬重的居里夫人写了一封信。信中再次表达了他对国际联盟的不满：
“我明白，我退出国联委员会，并且发表了一个措词尖锐的声明，您会生我的气，这是理所当然的。可是，在这以前不到半年，我自己还劝您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呢！我的辞职，不是出于卑下的动机，也不是由于同情德国人。我已经深信，国联（不同于我所属的那个委员会）尽管还虚饰着一层薄薄的客观的外表，但它的所作所为已经像一个强权政治的驯服工具。在这种情况下，我不愿同国联发生任何关系。我觉得这样一个直率的声明不会有什么害处。也许我是错了，但当时我的信念确是这样。
“而且我还请求过，不要邀我去布鲁塞尔①，虽然从心理上来说，我能够充分理解为什么法国人和比利时人不喜欢碰上德国人，可是，如果像那些为盅惑人心的舆论所操纵的群氓一样，按照各自的国籍或者其他浅薄的准则来相互对待，那肯定是不配做真正有文化的人的。如果世道正是如此，我宁愿呆在自己的书房里，不愿为外界人们的行为而心烦。请一刻也不要以为我会认为本国同胞优越而对其他国家的人有误解；那可是决不符合相对论的精神的。……不过话也说够了。要是我不是把您当作一个可以闹别扭的姐妹，一个在她的灵魂深处对这种感情总是有所理解，而且使我始终感到特别亲近的姐妹，我是不敢以这种态度向您发牢骚的。”
①指参加索耳末物理学讨论会。［·电子书下载乐园—Ｗww。Ｑisuu。Ｃom］
可是一年之后，爱因斯坦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他于１９２４年５月３０日给委员会副主席、英国古典文学家吉尔伯特·；默里写信说：
“我坦率地告诉您，我的最亲密和最开明的朋友们对我的辞职都深为惋惜。我自己慢慢地感觉到，我主要是受着幻想破灭后那种一时出现的情绪的影响，而不是由于清醒的思考。固然国联至今常常失败，但在如此黯淡的日子里，它毕竟还应当被看作是这样一个机构，这个机构对于那些为国际和解而忠诚工作的人们去进行有效行动能够提供最大的希望。”１９２４年６月２１日，国联秘书长埃里克·；德拉蒙德正式邀请爱因斯坦重新参加国联知识界合作委员会时，他欣然表示同意，并于当年７月２５—２９日首次出席会议。
爱因斯坦在“国际知识分子合作委员会”任职的８年里，断断续续地出席过一些会议，作了许多次发言。他呼吁改革中小学教育，因为现在的教育正在播种误解和仇恨的种子，把战争美化为一种高尚的事业。他倡议成立世界政府，因为超越国家之上的世界政府能防止国与国之间的冲突。然而，爱因斯坦一切善良的愿望都化为了泡影。
作为一个伟大的物理学家，爱因斯坦在宇宙间找到了和谐与秩序；作为一个善良的人，爱因斯坦在人世间看到的却是永无止尽的分裂与混乱。
★巡回大使
根据荷兰皇家１９２０年６月２４日的法令，爱因斯坦是莱顿的特邀访问教授，这样，他可以在方便的时候，到莱顿大学作短期讲学。１９２０年１０月２７日，爱因斯坦就任莱顿的新职务，并就以太和相对论问题发表就职演讲。１９２１年１１月爱因斯坦访问莱顿，并且还在１９２２年５月、１９２４年１０月、１９２５年２月、１９３０年４月多次去莱顿讲学。第一任的任期为３年，可是任期一直延长，到１９５２年９月２３日才正式结束。
爱因斯坦喜欢莱顿，那儿有老朋友埃伦费斯特，可以自由畅快地谈物理学问题；那儿有让人心旷神怡的自然风光，古老幽静的小城，四周是大大小小的风车，悠然自得地转动，唱着“吱呦、吱呦”的歌声；那儿可以穿着软鞋、汗衫，随意散步，没有繁文缛节，没有令人讨厌的社交活动。
在莱顿大学，爱因斯坦总是过得舒畅顺心，只是有一天，爱因斯坦和埃伦费斯特吃完饭正在午睡。电话铃响了，原来荷兰女王陛下前来视察，听说著名的爱因斯坦教授正在莱顿讲学，很想见见他。这一下可忙坏了埃伦费斯特夫人。爱因斯坦的大礼服远在８００公里之外的柏林家中，爱因斯坦从不带礼服到莱顿。夫人急忙到处打电话，找朋友借一身“中等身材穿的礼服”，才算搪塞过去。
爱因斯坦与埃伦费斯特一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埃伦费斯特一家人都忘不了爱因斯坦每次进门的欢快声，也总记得爱因斯坦的话：
“一个人除了提琴、床、桌子和椅子之外，还需要什么！”１９１９年１１月９日后，世界各地的请帖潮水般地涌来。出访荷兰后，爱因斯坦风尘仆仆，从一个首都赶到另一个首都。他到处作关于相对论的演讲，也到处呼吁和平、宽容与理解。他像一位巡回大使，执行着民族和解的神圣使命。为了恢复战败国德意志共和国的国际地位，他把德国科学的威望带到世界各地，又把自信心带回德国，鼓舞德国人民建设一个民主、自由的新德国。德国统治者也想通过爱因斯坦的巨大名声使德国重新获得世界各国的承认，所以，对爱因斯坦的频繁出访，他们给予默认，并密切注视着世界各地的反响。
莱顿之行后，布拉格“乌兰尼亚”科学协会邀请爱因斯坦演讲。爱因斯坦来到布拉格，这也是旧地重游。他成了菲力普·；弗朗克的客人。
到达布拉格的当天晚上，在挤满了人的“乌兰尼亚”协会大厅里举行了爱因斯坦的演讲会，而后是该协会的会员们同爱因斯坦见面。在一连串欢迎辞后，总算该轮到爱因斯坦讲话了。爱因斯坦出人意料地在台上拿起小提琴，不无幽默地说：
“女士们，先生们，这儿气氛太严肃了。让我先为大家演奏小提琴吧，那将更愉快，更易理解。”
莫扎特的奏鸣曲响起来了。音乐为人们进入物理学奥秘的天地奏响了前奏曲。
爱因斯坦离开布拉格后又直赴维也纳，他在坐满三千人的音乐大厅里发表了公开演讲。爱因斯坦的维也纳之行留下一个小小的趣话。爱因斯坦在维也纳住在奥地利物理学家费利克斯·；埃伦哈夫特家里。他们是一对永远不会停止争议的老朋友。埃伦哈夫特的妻子是奥地利有名的妇女教育组织家，她想让爱因斯坦在演讲会上显得仪表堂堂，就从爱因斯坦带来的两条裤子中拿出一条让裁缝熨平，并亲手把裤子交给了爱因斯坦。可到了演讲厅，埃伦哈夫特夫人大吃一惊，爱因斯坦博士仍然穿着那条皱巴巴的裤子。
１９２１年３月底，爱因斯坦踏上了访美的旅途。
在纽约港口，迎候爱因斯坦的人群人山人海。当“鹿特丹号”邮轮靠岸时，采访记者争先恐后蜂拥而上，把爱因斯坦围在甲板上。无论爱因斯坦怎样竭力逃避记者的采访，也不论艾尔莎有多大挡驾的本事，爱因斯坦第一次见识到美国新闻记者的厉害。记者们一再请求爱因斯坦用几句话说明相对论的本质。用几句话解释一门新科学理论，科学家们会觉得这问题本身就是天方夜谭，可新闻记者就只要几句话，你说多了，他们也不懂。
爱因斯坦的回答绝妙无比，他说：
“如果你们同意不过分苛求答案并把它当作一种玩笑来接受的话，我可以作如下解释。从前人们以为，如果所有的物体从宇宙中消失掉，时间和空间依然存在。而根据相对论，时间和空间将同物体一起消失。”
记者们继续追问：
“全世界只有十二个人懂得相对论，这是真的吗？”
爱因斯坦一脸天真无邪，两手一摊，说：
“怎么会呢，任何一个物理学家都能容易地弄懂相对论，我在柏林的所有学生都懂得它。事实上，在这期间所有国家的物理学家不仅懂得相对论，并且还参与了对它的进一步加工和发展。”
喜欢花边新闻的记者们又把问题抛向艾尔莎：“你懂不懂相对论？”
“哦，不懂，虽然他不止一次地向我解释过相对论，但这对于我的幸福是完全不必要的，我的数学只需要够记帐就行了。”
艾尔莎的外交辞令把新闻记者们逗乐了。
从船码头到下榻的地方，街上涌动着目睹爱因斯坦风采的纽约人。美国人把爱因斯坦拥上一辆敞篷汽车，让他接受纽约人的欢迎。爱因斯坦不知所措，在车上一会拿烟斗，一会拿小提琴，弄得艾尔莎不断提醒他：“你该向大家致意。”
爱因斯坦这才明白了自己坐敞篷车的意义是什么，真诚的孩子般的笑容浮上了脸庞。这富有诗意的笑容，一下就抓住了美国人民的心。新大陆上刮起的爱因斯坦旋风，比欧洲更强劲，更持久。
在访美期间，爱因斯坦作过许多学术报告，尤其是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四次报告最成功。这几篇报告后来几经修改，以《相对论的四个讲座》为题出版。该书后来又更名为《相对论的意义》，是爱因斯坦的主要科学著作。
爱因斯坦访美时，美国正处于“相对论热”之中。在欧洲，尽管他极力回避种种公开场合，但对他的个人崇拜已经使他无法再呆下去。然而，到了美国，热浪更高。而且，美国人对爱因斯坦的兴趣更浓厚，他们似乎更关心相对论之外的东西。美国报刊上津津乐道的是爱因斯坦的小提琴，如：
“这位教授胳膊下夹着提琴盒，小心翼翼地走下扶梯。他看上去更像是欧洲的著名琴师；比起许多著名的‘艺术大师’来说，就是他的头发太少了。”
“爱因斯坦和提琴形影不离，是一位醉心的提琴迷！”
还有笑话说，“爱因斯坦热”也刮到了国会山上。参众两院的议员先生们，都扔下手里的宪法修正案，讨论起相对论和爱因斯坦来。一位议员先生坦白承认，自己不懂相对论。另一位议员先生说，他企图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结果差一点儿发了疯。还有一位议员先生引证某某伯爵的宏论，说是世界上只有两个人懂得爱因斯坦最新的理论。可惜一位已经故世，而爱因斯坦教授本人，由于“年事已高”，也把自己最新发现的理论给忘了。这一番妙言，赢得了全场拍手叫好。议员们雄辩滔滔，最后大家一致承认，参众两院里谁都不懂相对论，所以，谁也没有丢面子。
爱因斯坦是欧洲古典学风的典范。美国人活泼开朗、喜欢评头论足、对新生事物特感兴趣的特点，他不仅不欣赏，反而作出了多少有些偏颇的评论。回到德国后，他对一家荷兰报纸谈过访美的印象，说：
“要是我没有理解错误的话，原因是那里的人太无赖了。纽约、波士顿和芝加哥等城市尽管都有戏院、剧场，但此外还有什么呐？上百万居民的城市在精神上是那么空虚！能有一点使人们迷醉的东西，他们就会兴高采烈。”
在离开美国的归途中，爱因斯坦应哈定勋爵的邀请在伦敦短暂停留。一到英国，在东道主的陪同下，来到威斯敏斯特大厅拜谒牛顿墓，恭恭敬敬献上一个大花圈。接着就去皇家学会演讲。广大听众对待爱因斯坦的态度是审慎的，因为他是世界知名的学者，然而却代表着德国的科学。开始人们并没有以掌声来欢迎他。爱因斯坦讲了科学的国际意义，关于学者们的接触，关于英国人民在科学发展上的作用，关于牛顿。他感谢了英国的同行们，并且注意到了，如果没有他们参加，他未必能看到自己理论的最重要的证明。
坦诚的爱因斯坦，以真切的语言、真挚的情感、深刻的思想打动了英国的听众，扭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