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07期-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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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什么时候结识牧惠兄的？具体日期记不清了，但总有十几年了。结识的原因我倒记得很清楚。那时我为《读书》和《博览群书》两个杂志写专栏，揭示苏联作家的命运。他看了这些文章，给我打电话，说了些鼓励的话。我马上说，我去看他。他表示欢迎，告诉我他住在沙滩大院。我到他家时，他已经泡好茶等我。他问我在哪儿学的俄文，我说在人民大学。他说他年轻时喜欢苏联文学，可我写的事他闻所未闻。鼓励我多写，并向我推荐广东两家杂志，叫我给它们写稿，告诉我稿件寄给谁。我当时为两家杂志写专栏，已捉襟见肘，没有能力再写，有负他的厚望。我告辞时，他拿出四本签过名的书赠送给我。
牧惠兄对苏联文学、政治极感兴趣，所以很注意我的文章。他不仅在几篇文章提到我，还为《随笔》写了一篇评论我的文章，标题就叫《蓝英年》，对我鼓励。他自己也写评论苏联体制的文章，有两篇写好后寄给我，叫我“斧正”。他大概想到我有顾虑，又给我打电话。他说你随便改，我不同意可以不用嘛。我改的主要是人名拼音等不标准的地方，他发表时都采用了。他写了不少评论苏联政治和文学的文章，想结集出版，但未能如愿。他气愤地对我说：“我这些文章有什么问题？出版社也太胆小了。”
我同牧惠兄以文字结识，接触越来越多，谈话范围也越来越广。他是正气凛然，疾恶如仇的人。他对贪污腐败，仗势欺人，以权谋私，恨之入骨。谈起来一脸怒气，有时甚至骂起来。对受欺辱的弱者极为同情，有一副拔刀相助的侠义心肠，因此也得罪了某些人。他是老革命，在南方农村打过游击，以后又多次到过农村，深知农民受到一些黑心干部的迫害。他生前写的最后一篇文章就是揭发农村那些黑心干部的。他待人亲切，从不麻烦人。一次他得到一本大家想看的书，我说去取。他一定要给我送来，说：“你到我这儿来过几次了，我还没到过府上呢，你在家等着我吧。”他来后知道林林老先生也住在这座楼里，便要我陪他看林老。另一次我也得到一本他想看的书，给他送去。我说看完我去取。他一定不让我去，托一位司机顺路捎来。一天我和妻子同他一起到人艺小剧场看戏，散戏后他赶着打车，没来得及同我妻子告别就上车了。这本不是什么事，第二天他打电话来，为没告别表示歉意。
牧惠兄写作极为勤奋，在朋友当中是最勤奋的一个。他知识渊博，博古通今，文章涉及古今中外各种典籍、著作、人物和事件。每天动笔，每周得两三篇。一次他对我说：“你文章写得太少，我比你大，精力不如你，每周还能写两三篇。”我说：“我写不出来呀！”我的学养无法同他相比。我学俄语出身，半路出家，要看许多材料才能动笔。文思迟钝，构思和驾御文字能力都不强，再加上天生懒散，怎能多写文章。可牧惠兄也太好说话了。他几乎有求必应，很少谢绝。天天写作，虽然为文化事业作出很大贡献，但体力和精力都透支了。
牧惠兄走了。我在电话里再也听不到他那广东腔的普通话“英年兄”了。再也见不到平易近人又侠肝义胆的牧惠兄了。满子先生说他是“小老弟”，从今天人的寿命来说，他确实不老。他还能做多少事，写出多少文章啊！牧惠兄你走得太早了。
沧海月明珠有泪
王春瑜
6月10日，一个闷热的夏夜，我漫步在平安大道上，突然手机响起，文友柳萌兄打来电话，说朱铁志在找我，告诉一个不幸的消息：牧惠先生已于8日下午去世。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怀疑这怎么可能呢？5号我们还在一起开会，他发言时，我插话打趣他，引起举座大笑，老牧也忍俊不禁；7号上午，他还打来电话，说随单位老干部一起，到郊区休息两天，要把手机号码告诉我，有事可随时找他。我说，“不用了，不就两天吗？你刚从欧洲回来没几天，你不是说觉得很累吗？趁这机会，好好休息。”但谁能想到，转眼之间，他竟永远休息了。这一夜，我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往事不停地在我的脑海里盘旋。
牧惠本名林文山，年长我九岁，是前辈。我在读大学时，已拜读他的杂文了。我跟他第一次打交道，是“四人帮”粉碎后不久，我获得平反，重新拿起笔。我写了一篇文章，投给广东的《学术研究》，不久就收到了林文山热情洋溢的回信，当时他是该刊的负责人。不过，与他见面，是我从上海调到北京工作，好多年之后了。这是一次报社召开的座谈会。我与他打招呼，叫他牧老，他立刻纠正道：“怎么叫我牧老呢？叫牧惠，老牧就行了。老牧，老来还在放牧呢。”他的温和、风趣，立刻引起我的兴趣，我笑着说：“古有文文山，今有林文山。”他马上正色道：“你要我学文天祥绝食而死啊？”说着，我们俩都哈哈大笑起来。从此，我们来往日多，成了好友。老牧虽然是杂文家，但在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后期，读的是中山大学历史系，与我是同行。他是杂文界屈指可数的有深厚史学功底的作家。关于历史，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当然，我毕竟主要是捧史学饭碗的。他在写作中，有时碰到一些史料问题，他吃不准，会来电问我，我都就己所知，源源本本告诉他。这在朋友之间，是再寻常不过的事了。但他却几次在文章中说“请教明史专家王春瑜兄”云云，使我受宠若惊。我曾跟他说，古人有通财之谊，文友有通材——即材料、史料——之谊，以后文中不要提我，他却说：“那多不好，君子不掠人之美嘛。”
事实上，老牧最难以忘怀的，恐怕就是朋友之情，我曾出面主编过的三套杂文、随笔丛书，几乎都是老牧敦请的产物。他每年春天都会跟我说：“我去年写的杂文，已编成一本书了，你出面主编一下，把我的书收进去，怎么样？”这对我来说，当然是义不容辞的，何况其中多半也有我的集子，还能拿一笔编辑费。他对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南腔北调丛书》（内收他的杂文集《沙滩羊》）、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心海夜航文丛》（内收他的杂文集《把图画圆》）非常满意，几次跟我说：“春瑜兄，多亏你啊，真是立了一功啊。”我总是跟他说：“干嘛这么客气？”事实上，只要有出版社请我出面主编杂文、随笔集，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牧惠。不仅这位杂文界的老大哥名震遐迩，文章质量高，非他加盟不可。还在于他从不计较稿费高低，常说：“我们有工资，有住房，书印出来就好了，要那么多的稿费干嘛呀？”不是所有杂文作家都能有他这样的胸襟。我曾经主编过一套随笔丛书，有二位老作家闻讯要求加盟，我一向尊重前辈，欣然同意，他们在合同上都签了字，包括稿费标准。可是书出版后，他们却都忿忿然，说稿费太低，不但抱怨我，还指责出版社。说真的，我非常后悔帮这二位出书。对比之下，怎能不让人敬重牧惠，他常跟我叼念朋友的好处，如说“燕祥绝顶聪敏，文字比我好，为人善良，对朋友真诚。”对文友中的前辈长者如李锐、吴江、曾彦修、何满子，王元化等，更是敬重不已。王元化先生年过八旬，健康不佳，视力日弱。但他在电话中告．诉我，非常欣赏牧惠的杂文，坚持着将近年牧惠送他的几本杂文集都读完了，觉得里面有大量的信息，读了很有收获。对《与纪晓岚说古道今》这本书，他也很欣赏，说很有意思，读了让人开心。我将王老的这些话，转告给牧惠，他听了很感动，说：“王老这么大年纪了，视力又不好，竟把这些书看完了，我真感到不安。”元化先生还与牧惠通了电话，约他到上海见面详谈。牧惠曾与我商定，秋后找个机会，一起去探望元化先生。6月11日上午，我致电元化先生，告诉他牧惠的噩耗。王老十分震惊，痛惜之至，叮嘱我：“我虽没见过牧惠，但精神上早就相通，请代献花圈，务必写上‘老友牧惠千古’。”牧惠遽归道山，留下不少遗憾。我想遗憾之一，应当是未来得及与他甚为敬重的元化先生谋面，畅叙衷肠。
老牧是位老共产党员，为人方正，生活朴素、严肃。他曾跟我说，有次他去发廊理发，有个女孩竟要拖他到里间按摩，吓得他立刻夺门而出，抱头鼠窜，我听后大笑，说：“至于嘛，她又不是老虎，应当处变不惊，亏你还打过游击！”他立刻反唇相讥：“你这家伙要是活到我这把年纪，肯定是个老不正经、老不死！”其实，老牧是个幽默、风趣的人，老朋友之间，很爱开玩笑。有次我给他打电话，问：“老牧，干嘛呐？”他说：“一个人在爬格子呢。”我问：“怎么成了孤家寡人？嫂夫人呢？”他的回答真是妙不可言：“去香港我女儿家了。现在我是快乐的单身汉，打算找个三陪小姐来聊聊呢！”我立刻笑出声来。我曾将此事告诉邵燕祥兄，他笑着说，牧惠是个老顽童。今年4月下旬，我邀请老牧去安阳师院讲学，他讲的题目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以来杂文的发展》，受到师生的热烈欢迎。有位学生递了一张纸条，问：“如何使杂文深入到大学课堂？”老牧答道：“这很好办。有机会，你们经常邀请我来讲讲，不就深入课堂了吗？”教室里立刻哄堂大笑，老牧自己也情不自禁地笑得前仰后合。
说不尽的牧惠，老牧是名人。但在我的心目中，是个凡人，可敬可亲的老大哥。而今，他却像一阵轻风，悄然掠过，永远消逝。长留人间的，是他的四十多本著作，尚未出版的遗著，以及他的亲人、文友们不尽的痛惜与思念。这几天，天气不好，没有月色。但遥望长空，我却想到了如水的月光，想到了波涛汹涌的大海，想到了李商隐“沧海月明珠有泪”的悲凉诗句。是的，牧惠的作品，不就是文海中的明珠吗？愿他的英魂，永远与沧海、明月拥抱在一起。
认真的牧惠
陈四益
牧惠走了，走得那么突然，没有一点预兆，没有一点理由。他才七十六岁。按照“六十小弟弟，七十不稀奇”的说法，像他这个年龄，实在远不到撒手的时候。何况他的体质一直很好，每周游泳两三次，每次要游八百米，这都是我望尘莫及的。今年体检，医生还说他心脏功能不错呢！前些时，听说他去了广东，后来又听说他去了欧洲。没有对健康的自信，是不敢这样满世界跑的。但是，越是想不到的事情越是发生，似乎已经成了这年头的常事。惊讶之后是叹息，叹息之后是忘却，也从来如此。十几年前、二十几年前发生的事情，今天想来固已恍如隔世，就是去年、前年的事情，也已云里雾里，记不真切了。人的记忆实在不可依赖，正因为不可依赖，才能淡漠了许多痛苦，许多思念，许多不平，才有了苟活的勇气。这样想，忘却实在是人类最有效的安慰剂。然而对于牧惠，我却很难忘却，特别是他的认真。
同他相识，是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同严秀正在为湖南文艺出版社主编一套名叫《当代杂文选粹》的丛书，分辑出版，每辑十人，每人一本，每本不过五六万字。那时写杂文的大家、名家尚夥，如果像今天某些主编那样，分请各位自选一本，然后拼凑成书，费力无多，一样斐然可观。但是，他同严秀二位却选了一种吃力的笨办法：一是名家、大家，已有较全面的文集、选集问世而又较少新作的不选，以避重复；二是虽然也向作者索要作品，但几乎是要去了全部作品，由他们二位自己遴选、筛汰、定稿，不肯假手他人；三是入选范围不限于大家、名家，他们的注意力更多放在杂文的新作者上。这些作者的发现是要靠他们自己从众多的报刊上去“挖”的。由此可见，他们是认真办事的人。他们希望这一套选本，能够真实反映这一时代的杂文现象而没有重要的遗漏；希望通过这套选本，提倡一种他们期望于杂文的风骨，而不致如某些论者所希望的那样，抽掉杂文的脊梁成为媚时的点缀。
我那时开始杂文写作不久，作品虽有而无多，且分散在京沪不同的报刊上面。忽然收到他们二位索稿的信函，虽然只说希望将近年作品一并寄给他们看看，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