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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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上述情况，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探讨，可以发现近代中国革命发展史上的基本问题。在近代中国，驱除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消除地方割据实现政治统一，被压迫者求得解放、取得政权，是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它们是中国实现整体现代化的前提，是中国社会大步前进必须首先克服的问题。而这三大问题的解决，除了采取武装斗争方式以外，别的办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代表求解放的人民革命力量的中国共产党，在现实的条件之下，从开始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上述三大问题之一）的时候起，就不能不面对武装斗争问题。但因客观、主观条件的限制，对革命武装问题的认识当时有很大的局限性。
有俄国十月革命的成功例证在先，因此依靠在中心城市武装起义的办法夺取政权，成为中共的中心工作目标。上海第三次工人起义是胜利了，但也反映出中国革命的特点：其一，这次起义从当时的全局上说，是正规战争的配合。其二，起义胜利了并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实际上工人阶级没有得到什么成果，临时市政府没有维持下去。这其中的原因，在很长时间内，中共领导人都把它归结为党中央领导机关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例如李立三说：如果不犯“深重的机会主义错误，暴动的胜利一定可以支持更久的时间，甚至使中国革命转成另一样的局势，决不是不可能的”①。张闻天也说：“可是中国共产党当时领导机关的机会主义错误，不但没有使胜利能够巩固与发展，而且反把暴动的果实奉送给了资产阶级，使胜利的暴动变成了失败。”②暴动胜利后的失败究竟是由于主观上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呢？① 施英：《上海工人三月暴动纪实》，《向导》第193 期，1927 年版。① 张闻天：《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苏南新华书店1949 年版，第146 页。① 李立三：《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的教训》，《中共党史报告选编》，1982 年版，第299页。
② 张闻天：《中国革命基本问题》，《中共党史报告选编》，1982 年版，第431 页。还是由于违反了中国革命的实际呢？从以后的事实来看当然是后者。
用武装斗争手段夺取国家政权，中国共产党人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来自列宁主义，但同时又具有中国国情所决定的特点。在中共关于武装斗争、革命军队的认识深化过程中，瞿秋白的《中国革命之武装斗争问题——革命战争的意义和种种革命斗争的方式》③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篇论文的要点如下：（1）当前中国革命的总形势是：“中国国民革命运动最近几年来的发展，到了现在，已经有由深入扩大而深入，由渐进潜变而猛发突变的趋势。”“因此，现时革命运动的中心问题，已经是实行准备革命战争，求于最短期间推翻中国现在的统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政治统治——军阀制度。”（2）由于革命形势已经到了推翻军阀制度的时候，革命斗争方式的探讨便成为重要问题。他说：“我们应当指出各种方式的必要和应用，尤其在这一时期，革命战争是主要的方式，其它方式都应当应用，直接的或间接的做革命战争的准备。”准备革命战争“应当认为现时主要的革命职任”。（3）在中国，需要进行“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他说：“武装平民的工作急须进行，要在日帝的示威抵制运动里，造成武装在政治上的基础，乡村之中可以进行罢租与义军作战相连的局部斗争，城市之中秘密武装训练，以备革命高潮时随着各地方的总罢业而奋起作战；但是草创的民间武力，既然只能在内地得到局部的胜利，城市里又无持久之可能，所以在中国条件之下必须有规模扩大的武装暴力——革命的正式军队之革命战争。”“中国民间的武装暴动，如果没有革命军队的援助和革命政党的指导，始终难以战胜。”（4）“革命军队是主体。”“政治上以革命民众的政党为主体，军事上以正式的革命军队为主体。”广东的国民革命军能够做革命战争的“主体”。（5）“中国现时的革命时机，正是一切革命斗争的方式都要善于运用，以适应革命战争的主要职任。”“中国革命的过去经验和现时形势，正从示威抵制的斗争之中，要再造成总罢业的革命高潮，各方面准备武装暴动，以实行革命战争。”
上述瞿秋白关于中国革命武装斗争的论述，代表了当时中国共产党人的最高认识水平。它的不足之处也是当时的共识，这主要是：没有认识到共产党需要自己直接掌握正式军队，创造正式军队。但是在以后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正一步一步地接近这一点。
1926 年11 月30 日，斯大林在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上发表题为《论中国革命的前途》的演说，关于中国革命军队他是这样说的：“在中国，和旧政府的军队对抗的，不是没有武装的人民，而是以革命军队为代表的武装的人民。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和优点之一。中国革命军队的特殊意义正在这里。”斯大林指出武装的革命反③ 此文发表于《新青年》（季刊）第4 号，1926 年5 月25 日出版。
对武装的反革命，是中国革命的特点和优点，这是非常重要的。他所说的革命军队也是指的广东国民革命军。共产党人在这种军队中的工作是要加强政治工作，使它“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
1927 年4 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在南京成立了国民政府，中国革命发生了重大变化。严重的形势迫使斯大林和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军队问题的认识大大前进了一步。1927 年5 月13 日，斯大林发表《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他指出：“现在主要的是一方面要改善现有军队，用一切可行的办法使军队革命化，一方面要立刻奠定由受过土地革命锻炼的革命农民和革命工人所组成的新的革命的团和师的基础，成立一些新的、真正可靠的、拥有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军团，使它们成为武汉革命政府的柱石。这些军团也就是以后要发展成为红军的新的军队的核心。”
1927 年5 月共产国际向中国共产党下达了两项指示，关于革命军队问题，其一说：“必须立即开始建立由革命工农组成的、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八个师或十个师。这将是武汉用来在前方或后方解除不可靠的部队的武装的近卫军，这是刻不容缓的工作。”其二说：“必须根除对不可靠的将军们的依赖性。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目前还不迟）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的，但是没有别的办法。”到了这时，斯大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才明确地认识到中国共产党自己掌握军队的重要性。这时距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已经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了。
在中共历史的研究中，有人认为，如果不是陈独秀坚持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路线，积极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革命形势还会蓬蓬勃勃。这种估计是不符合实际的。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政治斗争规律的显示，对武装斗争和革命军队重要性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正是在中国革命斗争规律显现的基础上，在中国共产党人达到的新认识水平的基础上，中国现代革命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从以上的史实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在它成立以后一段时间之内，并没有把直接掌握军队并用它去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任务。共产党人的思想是按照马克思、列宁的主张，用以工人为主体的群众武装暴动方式夺取政权。那时共产党内还有一种见解、一种议论，认为共产党人掌握军队就会成为军阀。是严峻的历史现实把中国共产党推上了组织正规军队去夺取政权的武装斗争道路。由此引出了中国现代历史上一系列重大问题。
清朝灭亡之后，中国失去了长期形成的人所公认的权威——皇权。袁世凯死后权力中枢解体了，从此中国陷入各派军阀官僚之间的政治纷争和战争之中。近代中国，战乱的频繁是一大特点。在这种状况之下，谁有兵谁就有权，谁兵多谁就权大。无情的现状使孙中山和中共不能不走上组建军队进行战争的道路。
中共走上武装斗争道路之后，中国出现了一种新性质的人民革命战争。
经过相当长的时间，付出无数的流血牺牲，中共用人民战争手段统一了中国，结束了战乱不已的中国近代史。
第五章国民党南京政权独裁统治的确立第一节政治上的独裁统治1924 年“北京政变”之后，混乱的中国政治出现了一次好转的兆头。有进步倾向的从直系军阀中分裂出来的冯玉祥军事集团，推倒了名义上的中央政府——曹锟为总统的北京政府，而又没有足够的实力控制北方局势，控制中央政权。冯在发动政变的时候就不能不联合奉系军阀张作霖，政变发动后又不得不请下台的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出山，同时还邀请革命领袖、在南方有一定实力、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都主张召开国民会议，组建新的中央政权，推进中国政治的民主化。但是由于奉系、皖系反动势力的阻挠和破坏，中国政治好转的可能性被葬送了。
代替曹锟政府的是段祺瑞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段祺瑞一上台就宣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以临时执政总揽军民政务，统帅海陆军。”并决定解散国会，取消宪法，取消约法。这个政府只凭借政治军事力量掌权，而不需要形式上的法律依据。如果说曹锟上台的时候还演出了“贿选”一幕丑剧，那么段祺瑞上台就连这块遮羞布也不用了。1927 年6 月张作霖在北京成立安国军政府，自封大元帅。安国军政府发布命令，规定“大元帅统率中华民国陆海军”，“行使统治权”。至此，1912 年南京临时政府遗留下来的宪法和国会消失得连一点影子也没有了。
和张作霖成立军事独裁政权同时，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一党专政”、“以党治国”的独裁政权。
四一二反革命事变后，以蒋介石、胡汉民等人为首的国民党在南京建立了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权。南京政权是国民党“一党专政”的政权。这个政权的专制独裁地位，不是在它建立的开始就确立起来的，它的独裁地位的确立和相对牢固有一个过程。
南京国民政府初期，国民党一面积极“清党”反共，强化对人民的统治；一面仍以民族利益代表的面目出现，打着革命的旗帜，鼓吹三民主义为救国的唯一真理。
南京国民政府视共产党为“反革命”、“恶化分子”，同时宣称反对国民党内部的“腐化分子”。当时它实行的“清党”包括这两个方面。它以此表示国民党当权派的行为是为了“护党救国”，是革命，而不是别的。
1927 年4 月18 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宣言说：“不利于三民主义之反革命派在所必除。对于腐化之分子严加纠正，俾恶化分子甘为反革命者无所凭藉，而腐化分子流于不革命、假革命、乃至反革命之途者，其谬误之倾向得以遏止。”这里的“恶化分子”、“反革命派”指的是共产党人及其拥护者；“腐化分子”指的是国民党内的贪官、污吏、官僚、政客等。两者均为清除的对象。这在1928 年7 月南京国民党中央清党委员会规定的“清党”标准中有明确的说明。其中对“恶化”、“腐化”分子作了这样的解释：“凡违背党义党章党纪及党、政府之政策或法令，不顾本党的国民革命的和民众的利益，有意或无意以个人为前提懈怠党的工作，如搀入本党之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政客、官僚及一切投机、腐败、不忠实、不努力的分子，其行为将令本党渐起腐化者，为腐化分子；凡违背本党党义、党章、党纪及一切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