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中国通史第十二卷-近代后编(1919-1949)(上册)-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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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转移只能是被动的。所以，红军长征是历史合力的结果。
　　关于红军长征出发前的准备，即中共中央和红一方面军的战略转移是不是有计划、有准备地进行的？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是认为长征是“仓促决定”的；二是认为：“中央红军长征是有计划、有目的、有准备的，绝非‘仓促决定’、‘仓促转移’”。从1934　年4　月广昌战役失败后，中央红军为了突围转移，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迅速扩大红军，建立新的兵团；筹集粮款，准备武器弹药等军用物资；进行军事部署，选择突破口；进行组织安排等。
　　关于红军长征的历史意义，毛泽东曾形象而生动地作过高度评价。学术界基本上是在毛泽东观点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阐发。归纳起来，论点是：第一，红军长征是中国革命化险为夷，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是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转变到抗日战争兴起的关键；第二，红军长征锻炼了中国革命的领导骨干，为以后革命形势的展开和夺取全国胜利作了政治上和干部上的重要准备；第三，红军长征显示了共产主义运动无比顽强的生命力，长征的胜利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影响；第四，红军长征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象征；第五，红军长征的影响已突破时代和国度的界限，在人类历史上树立了一座无与伦比的丰碑。
　　遵义会议是红军长征研究和整个中共党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近年来学术界除对遵义会议的一些具体史实作了考证外，还着重讨论了以下两个问题：1。遵义会议的历史地位。
　　长期以来人们的评价是：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近年有人对此“成熟”说提出异议，认为这种观点与事实不符。理由是：遵义会议只批判了军事路线的错误，没有批判政治路线的错误，它的功绩主要在于确立了代表正确军事路线的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使党和红军在非常情况下死里逃生。而作为无产阶级政党成熟的标志应具有下列因素，第一，有一套完备成熟的无产阶级政党体制、组织机构和领导管理制度；第二，有相当完备的、发展着的党的理论体系，有符合时代要求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及一系列方针政策；第三，全党的政治素质从理论到实践上的成熟。从遵义会议的情况来看，它还没有完全具备这些要素。
　　2。遵义会议是否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
　　对此学术界一直持肯定态度。近年有人认为，“这一说法不甚确切”。
　　指出“确立”意味着稳固地建立和树立，而当时“恐怕还不能这样说”。遵义会议上，毛泽东只是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委，在军事指挥方面成为周恩来的帮助者。会后，中央常委分工是由洛甫代替博古总负责。至成立中央三人军事指挥小组，毛泽东才开始执掌最高军事指挥权。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有一个逐渐巩固的过程，直到1938　年六届六中全会，才进一步肯定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因此，“毛泽东同志进入党中央执掌重要权力，遵义会议只是开始，而不是确立”。还有人经过考证指出，遵义会议后成立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或称三人团），其成员顺序是：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毛泽东后来曾说过，“三人团”的团长是周恩来。论者认为，毛泽东在组织上成为军事的主要负责人，大约是在1935　年8　月周恩来因病不能理事之时。①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这是学术界研究得较早，也是研究得较深的一个问题。
　　①　力平：《开国总理周恩来》，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　年版，第148—149　页。1。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
　　主要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酝酿的时间很长，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共“就已逐步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另一种意见则认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是在1935　年遵义会议后。比较多的人赞同第二种意见，主张应以《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作为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提出的标志。认为这个宣言与以前中共中央发表的团结抗日的文件相比，不再局限于下层联合，而是扩大为各党各派各团体各军各界各个民族的联合，包括国民党在内；过去讲联合，有三个条件，现在只有一个条件，即“停止进攻苏区”；宣言虽仍然将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之外，但没有把推翻国民党政府看作是抗日的先决条件；宣言的主张不再停留在宣传阶段，而是真诚地要求付诸实施，提出各界立即进行协商、谈判，讨论抗日的实际工作。因此，可以说，这个宣言初步克服了“左”倾关门主义，提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内容，标志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提出。
　　2。共产国际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
　　史学界的分歧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中共中央在长征到达陕北后独立自主制定的，还是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制定的。在这个问题上有三种不同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共产国际对中共统一战线的方针影响作用不能低估。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制定的。如1935　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思想对中共有直接影响作用；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在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指导下，起草了“八一宣言”，明确提出了要建立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共产国际七大后，共产国际派张浩回国向中共中央传达会议精神等。当然，将抗日统一战线内涵具体化，并结合中国实际予以贯彻的是中共中央。
　　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制定的。持此观点者指出，中共中央在长征到达陕北后，立即着手研究党的策略路线问题，1935　年10　月便发出了《中央为目前反日讨蒋的秘密指示信》，提出了党的策略总方针是进行广泛的统一战线，而且对统一战线的战略目标、对象、领导权以至具体方针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作出了比较完整的规定。而参加共产国际七大的张浩11　月7　日才到达瓦窑堡，张浩带回的国际指示及“八一宣言”主要点，如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十大纲领等，在中共的“指示信”中均无反映，由此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制定的。还有一种意见认为，在要不要搞统一战线问题上，共产国际起了主要作用；在如何搞统一战线问题上，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的作用是主要的。
　　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是影响中国历史全局的重大事件。近年来学术界就西安事变的一些问题展开了讨论。
　　1。关于西安事变发生的原因。
　　自西安事变以来，对于其成因，世人发表了各自不同的看法。比较一致的认识是：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当时，中国的主要任务是团结国内一切抗日力量，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驱逐日寇出中国。其时，当权的蒋介石却坚持对内战争、对外退让的误国政策，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怒；而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口号，顺应了历史的潮流，具有伟大的感召力。因此，事变的发生，既是张学良、杨虎城及其所属官兵爱国激情的总爆发，也是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2。关于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定。
　　曾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受“斯大林电报”
　　的影响而决定的。学术界大多数人不赞同此种观点。现比较一致的意见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决定的。有的学者考察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与“斯大林电报”的关系后指出，事变爆发后，中共确曾多次致电共产国际，但直至12　月16　日才收到斯大林起草的共产国际复电，而复电又因电码差错无法译出。在中共要求“检查重发”后，12　月20日复电收到。此时中共中央已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四项基本方针，并正在付诸实施。
　　3。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过程中各种政治力量的作用。
　　以往论者大多只强调中共的推动作用。现有人提出不同看法，认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单强调某一方面的作用不符合实际。有人从七个方面探讨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因素：张、杨二将军在和平解决事变中的主体作用；蒋介石被迫反省，客观上配合了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共产党的协助和调解促成了事变的和平解决；孔祥熙、宋美龄、宋子文等对事变和平解决也起了促进作用；各地方实力派的牵制有利于事变的和平解决；强大的国内舆论推动着事变的和平解决；国际反应对事变和平解决有着间接作用。
　　4。关于张学良陪蒋回宁的评价。
　　以往史学界对此基本上是否定的。近年有人提出见解，认为张学良此举是一项爱国的壮举，应当予以基本肯定。张学良的重大历史功绩，不仅在于捉蒋，而且在于放蒋，在于他为了抗日救国这一崇高目标，把个人的荣辱生死完全抛开，亲自陪蒋回宁，以一人的失换来了全民族的得。从某种意义上说，张陪蒋回宁是西安事变最好的结局之一。
　　5。关于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的作用。
　　一种意见认为西安事变是由杨虎城和张学良共同发动的，因而主张杨、张齐名。另一种意见认为，虽然杨虎城的部队数量和职务都不及张学良，但他与中共的联系比张早得多，本人还曾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年长于张，成熟老练，在发动和解决事变中，杨起了主导作用。有人把杨虎城在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集中归纳为五点：第一，杨首先提出了对蒋介石实行兵谏；第二，西安事变是在陕西各界人民积极支持下发生的，这种群众基础的形成，是与杨虎城长期积极支持和保护当地的抗日爱国运动，一贯坚持进步与民主的立场不可分；第三，八项主张是张、杨义举的政治纲领，而其基本精神源于杨虎城在两广事变间与宋哲元等商定的六项主张；第四，整个西安事变期间，杨虎城始终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充分尊重张学良和周恩来的意见，并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作出了宝贵的让步，维护了三位一体的团结，保证了三方的一致行动。第五，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基础奠定于释蒋前，而其最终完成却是释蒋后。张学良被扣后，杨虎城以自己的威望和号召力，力撑危局，为最终实现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作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的领导权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实行第二次合作。到底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国民党，或是国共两党共同领导了抗日战争？对此，学术界近年来争鸣热烈，主要有下列几种不同观点：1。中国共产党领导。持此观点者指出，中国共产党采取三种形式，经过三条渠道实行对抗日战争的领导：其一，对全国人民来说，尤其是对国统区的广大人民来说，是实行政治领导；其二，对抗日根据地军民来说，是实行直接的具体领导；其三，对国民党顽固派来说，则是通过实行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策略，使其不敢降日，而保持在抗日营垒里。正是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对抗日战争的领导，从而使之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有的论者进一步指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不仅表现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而且表现在共产党的先锋模范作用上。具体地说，第一，中共向全国人民提出了一整套正确的政治主张和军事战略策略，为中国抗战胜利指明了道路，鼓舞了全国军民抗战必胜的信心；第二，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军队开辟了敌后战场，抗击了大部分日军和全部伪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对抗战的胜利起了决定性作用；第三，中共发起、领导和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迫使国民党蒋介石集团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由此得出结论：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
　　2。国民党领导。台湾学者和大陆个别学者持此观点。其理由是：第一，南京国民政府是中国当时唯一的合法政府，国民党是当时唯一的执政党；第二，中共领导的军队当时一系列作战方针、作战计划及作战命令等均须交国民政府批准同意后方能实施；第三，中共领导人的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