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1-第2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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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5年11月22日这天，一支印尼军队来到艾地藏身的小村庄，挨家挨户地搜查。当他们来到艾地藏身的这户人家时，艾地已经藏入了密室中，然而，士兵们在密室旁边的柜子旁边发现了一双拖鞋，他们移开了柜子，艾地就这样被捕了。几小时后。艾地被枪决。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尸体的埋藏地点，至今仍被印尼军方严格保密。　
　　1965年12月，当得知艾地殉难后，老泪纵横的毛主席写下了这样一首词：　
　　卜算子　
　　——棹国际共产主义战士艾地同志　
　　疏枝立寒窗，笑在百花前。　
　　奈何笑容难为久，春来反凋残。　
　　残固不堪残。何须自寻烦？　
　　花落自有花开日，蓄芳待来年。　
　　“九·三○”事变后，美选派马歇尔·格林为驻印尼大使。格林到任后，积极参与了反共大屠杀行动。1990年，格林和美国其他退休外交官及中央情报局官员承认，他们曾向印尼军人提供了5000名印尼共的干部名单。这些人很快被抓捕和处决。另外，近年来的资料也表明，澳大利亚也参与了印尼的大屠杀。　
　　在这场反共大屠杀中究竟有多少人遇害。各方众说纷纭。事变后印尼军方公布的数字是8。7万人；国际上有人认为是50万人；而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的数字是接近25万人。考虑到美国中央情报局与印尼军方的特殊密切关系，25万人这个数字是可靠的最低数字。尾声　
　　印尼“九·三○”事变之后产生了三大后果：一是印尼共产党的覆灭；二是印尼从一个对中国和苏联友好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亲美和亲西方的国家；第三个后果，则是被印尼人民称为“国父”的苏加诺总统政治生命的终结。　
　　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九·三○”事变给东西方的史学家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迷。　
　　不解之谜之一是：印尼共产党究竟在这场事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在事变刚刚失败时，虽然印尼共产党紧急发表了与此次事变无关的声明。但印尼军方认为，事变是印尼共产党一手策划和领导的，他们因此对印尼共产党进行了大屠杀。据事变后美国中央情报局披露的众多材料和当事人（包括对事变领导人和印尼共产党中央负责人）的审讯记录，证明发起“九·三○”事变的核心人物有5人，即翁东、拉蒂夫、苏约诺和印尼共产党中央特别局局长夏姆和副局长波诺，其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夏姆和波诺。事变当天，正是他们5人在现场进行指挥。印尼共产党中央特别局是党内的秘密组织，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事变的报告称，夏姆和波诺在印尼共产党内的地位极为神秘，甚至连一些政治局委员都不知情。印尼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约诺在审讯中说，“党的秘密组织，只限于党的主席艾地一人掌握。”夏姆本人在审讯中声称自己是“‘九月三十日运动’背后的智囊”。据说印尼共产党在次年，曾在党内通报了夏姆“叛党”一事。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报告结论认为，“印尼共产党在策划政变中起着中心的作用，这是确切无疑的。有确凿的证据证明，所有重大决定都是由印尼共产党做的。”奇怪的是，夏姆和波诺两人事变后被处死刑，但据说直到80年代初都没有执行。　
　　不解之谜之二是：印尼“国父”苏加诺总统在这场事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印尼军方在事变后，一直认为总统与事变有牵连，并出示了许多相关材料。但美国中央情报局在报告结论中认为，军方的这些材料，不能确定总统与事变有牵连，至多只是同情事变而已。但印尼军方却一直不放过总统，事变之后，苏哈托竭力寻找苏加诺总统参与了事变的证据，但都缺乏明证。1966年3月11日，手握实权的苏哈托派人前往总统行宫，逼迫苏加诺签署了由苏哈托代理总统的“命令书”。次年8月又制定了禁止共产主义活动的“25号决定书”。1967年3月，苏加诺总统被逼下台。1970年6月21日，苏加诺病逝于首都雅加达，一代枭雄从精神到肉体都永远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不解之谜之三是：中国在这次事变中起到了什么作用？　
　　由于事变前印尼、苏加诺总统及印尼共产党和中国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印尼军方在事变后，一直试图寻找中国与事变有联系的证据，但都拿不出确切证据。军方在审讯夏姆时，向他问到事变是否与中共情报部门有牵连时，与军方十分配合的夏姆却断然否定，“绝对没有任何关系”。美国中央情报局有关事变的报告称，“应该认为，没有证据证明中国直接插手了这次印尼政变。”但美方又认为，如果获得了事变前夕印尼共产党主席艾地访问中国时的谈话内容，就可以最后做出结论了。但苏哈托在当政的几十年中，一直咬定中国与事变有牵连。多次发起大规模迫害华人华侨的活动，并有在一次迫害活动中集体强奸上千名华人华侨妇女的惨无人道的行为。　
　　1998年5月，独裁了33年的苏哈托被控贪污腐化而被赶下台。2008年元月17日，苏哈托病死，终年86岁。　
　　40多年的时间过去了，当年印尼“九·三○”事变几乎所有的重要参与人与知情人都已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只要印尼、美国、中国当年有关这次事变的档案不能真正公开，40多年前的印尼“九·三○”事变真相永远也是一个迷。至于在“九·三○”事变死亡的25万生灵，只要印尼政局不能走向真正的民主，则更是永远不能申冤了。　
　　　
　　（责任编辑　杨继绳）

【读者来信摘登】
　　《炎黄春秋》又一年　　　　
　　在所有文史类期刊中，《炎黄春秋》是我最喜爱的，每期必看，每看必有所得，有所悟，有所感。这种感觉决不自今日始。虽然年龄一年年增长，但感觉到有《炎黄春秋》相伴，心态反而更年轻。这种感觉的由来，实实在在是因为期刊的五大特色。　
　　其一，勇于探索史实的胆识和气魄。不少我辈经历或书上读过的大事件，都能以事实为准绳，有的给以匡正，有的给以很有启发性的分析，不时给人以恍然大悟之感。其二，敢于追求真理的勇气和智慧。我是读过不少书，也在高校教过多年书的知识分子，很多东西似乎已成定论。但读过该刊，不少新视角、新观念、新认识、新发现，依然让我警醒，大有耳目一新之感。其三，破旧立新的前瞻眼光。任何一个人、一个民族，要进步、要发展，都离不开坚持真理，摒弃谬误，总结以往、展望光明。阅读本刊，我自己也似乎一天天在变新，头脑更充实，这是我的真实感受。其四，有一批德高望重、勇于探究的老前辈，作为该刊的作者群，又有一批卓有见识的新学者做接续，使得该刊每期都有新发现、新观点显现于读者面前。其五，办刊风格有棱有角，大胆活泼。针砭时弊，毫不遮掩，“不惟书、不惟上、只惟实”，呼唤改革，旗帜鲜明，犹如雷霆千钧，又如春风拂面。　
　　出于对《炎黄春秋》的喜爱，提出一点也许不正确的意见：在《一家言》栏目中，我更希望看到不同观点的争论，比如对社会主义的不同认识。真理只能在比较和争论中才能扎下深深的根。要相信读者的鉴别能力。　
　　时间过得真快，《炎黄春秋》又一年。我相信新一年的刊物会更好，让我更有所得、有所悟、有所感。　
　　河北读者　甘彦洽　
　　　
　　警惕没有喊声的“万岁”故事　
　　　
　　近读贵刊2008年第10期雷颐先生的《“万岁”故事》一文就回想起自己喊“万岁”的故事。我是文革中开始喊“万岁”的。“像孩子一样透明、单纯、纯净”地喊，表示对领袖的尊敬和爱戴。在那个时代，当属“常情”、“常理”。也下意识地想过，人是不可能活到“万岁”的，这是“常识”。那时的一日三餐，都要先喊了“万岁”后才能吃。日子一长，习以为常，喊“万岁”好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我喊了那么多“万岁”，今天才知道“万岁”一词里竟包含着这么多奥妙玄机，我很感谢雷先生！　
　　最近看到一篇文章《先有李世民后才有魏征》，立即联想到是先有皇帝老子喜欢听“万岁”。后才有臣民们喊“万岁”。现在虽然没有皇帝了，没有喊“万岁”了，但似乎“‘声’犹在耳”。比如，“一把手”的权位在一个单位里是至高无上的，他的指示总是正确的，讲话总是重要的，言行总是不受约束的，耳朵里总是充满颂扬和掌声的。如果不能彻底肃清天、地、君、亲、师的等级思想，“人治”制度不能彻底改变为“法治”制度，没有喊声的“万岁”故事，还会延续下去的。　
　　在这里，我要感谢《炎黄春秋》这些年来发表了很多振聋发聩的好文章，帮助读者启发了良知。感悟了人性美，辨别了真假是非，增长了见识才情，促进了独立思考。　
　　武汉读者　周天表　
　　　
　　贵刊2008年《炎黄春秋》第10期《通渭问题一“大跃进”五十周年祭》一文中提到的“1958年5月5日至23日，他以‘先进县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中共中央八届二中全会”，此处有误，应是“八大二次会议”。　
　　北京读者　张柏新　
　　　
　　第12期《萧克与历史问题的拨乱反正》一文写的很好，但也有两处错误。首先，文中说：1977年后，萧克回到军中，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并兼任军事科学院（应为军事学院）院长。需要指出的是：萧克是1972年回到军中的，5月份任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1978年3月任军事学院院长兼第一政委。同样，蒋杰当时所在单位名称的问题也就清楚了。　
　　读者　李建　王千菽　
　　　
　　我在贵刊2008年第3期发表的《日本战犯重到南京》一文中所列《中国抗日战争期间人口损失总计表》，引自2005年7月7日上海《新民晚报》A17七七专辑“抗战胜利六十年特刊”（第七期）。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民伤亡人数最低限：3480万。转录有差错，特更正如下：“死亡”项中，湖南应为920085人，云南应为130396人，冀晋热辽察绥应为1385539人；“受伤”项中河南应为239939人；山东漏列，死亡为1830215人，受伤为1632985。　
　　另，拙文引用李煜词句“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国”字误印成了“园”字，亦请代为订正。　
　　作者　叔弓　
　　　
　　读了2008年10期《1976年，华国锋和叶剑英是怎样联手的》一文，我认为文中有关公安部领导等任职的叙述有误。如文中第二部分说“1972年谢富治死后（华国锋）接任公安部长”，而据史料记载，1970年谢富治患病后，当年6月至1973年10月，由李震担任公安部革委会主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实际上主持公安部全面工作。华国锋是在1975年1月召开的四届人大会议上被任命为副总理兼任公安部长的，并非文中所述“（由公安部长）升任国务院副总理”。　
　　贵刊第11期中一些文章所提及的人和事与史实不符：　
　　1．《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对外政策的调整》一文中提到“政治局常委李先念”（见16页），这个提法是不对的。在1982年9月党的12大召开以前，中共中央还设有高于政治局常委级别的副主席，1981年3月的时候，李先念是党的副主席，副主席还有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3人，当时不是副主席的常委还有胡耀邦和赵紫阳，因此，笼统地把李先念称为“政治局常委”是不合适的。　
　　2．《王府井亮起来背后的故事》一文中提到1984年的时候全国人大委员长是万里（见35页），事实上，当时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是彭真，万里是1988年4月才开始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　
　　3．《中国的地震预警史》一文中提到辽宁省政府（见40页），事实上，“文革”期间（包括1975年）全国各地的政府一般称为“革命委员会”，辽宁省也不例外。　
　　　
　　大连读者　孙　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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