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1-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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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师团。”果然，2月7日，日本第九师团运抵上海参战。曹聚仁感叹：蒋百里不愧是第一流的军事家。这一时期，蒋百里最关注的是国防。母亲去世奔丧，他路过徐州，若有所思地对学生龚浩北讲：“将来对日作战，津浦、平汉两线必然被敌军占领，现代国防应以洛阳、襄阳、衡阳为根据地。”他先后写成《国防论》、《以政治控制军事》等专著，为最高当局出谋划策。
1935年夏，南京军事当局召见陆军大学教官史九光，询问这样一个人才：“第一精通外国语，第二有军事天才，第三驰名海内外，我想派他出国考察现代军事，你想哪一个好？”史九光讲：“条件兼备的只有一个蒋百里。”蒋百里以军委会高等顾问的身份，去欧洲考察各国的总动员法。他对意大利发展空军的过程调查得很细致，认为中国为大陆国，速成国防以发展空军为最适宜，空军有独立的必要；成为中国陆军出身却倡导空军独立理论的第一人。他还渡过大西洋来到美国，见到在美国留学的未来女婿钱学森，认为他舍弃航空工程而改学航空理论的转向是对的，美、德等国航空的新趋势是工程、理论一元化，工程是跟着理论走的。1935年12月1日，蒋百里考察结束回到上海。他在返程的船上对妻子左梅讲：“和平，和平，人类所乞求的是和平。可是相隔不到二十年，人类又播下了战争的种子。我看不久的将来，二次大战会在东方爆发。”
六、“西安事变”的阶下囚
1935年12月8日，蒋百里接到蒋介石的电报，请他到西安晤谈考察欧洲的情况。12月11日，他飞抵西安，当天下午就去华清池与蒋介石会面。12月12日，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发生，他清晨被零乱的枪声惊醒，天亮时被一名军官带到客厅，信口说了一句：“昨为座上客，今作阶下囚。”12月12日下午4时，张学良来到客厅拱手说道：“对不起，各位受惊了。”当天晚上，张学良嗫嚅着对蒋百里讲：“您是个无党无派之身，我有疑难问题想向您求教。”蒋百里讲：“今天是力的问题。在西安，你的力很够，尤其是在招待所，两条枪足够应付我们。可是西安以外怎样呢？”张学良讲：“西安以外我是鞭长莫及，假定中央军飞机对西安轰炸……”蒋百里不等他说完就毫不犹豫地讲：“委员长在西安，他们不会来轰炸。”12月16日，张学良对蒋百里讲：“我每次见委员长，他必大动肝火，不让我陈述意见。我想请您劝一劝委员长。”经过蒋百里劝说，蒋介石同意让蒋鼎文带着他的亲笔信回南京。12月21日，宋子文飞抵西安，12月22日宋美龄也来了，一切问题由紧张到和缓。12月26日，杨虎城设宴为蒋百里等饯行，蒋百里又讲了一句：“昨为阶下囚，今又座上客。”
在西安的两个星期，蒋百里每天写一张明信片给在德国的两个女儿，让她们保存以作纪念。他写得非常轻松：“飞机轧轧声，南京有人飞到西安来了。”“又一轧轧声，委员长今天飞回南京去。”“明天再来一轧轧声，你们的爸爸将离开西安这古城了。”
七、陆军大学的校长
1937年“卢沟桥事变”以后，蒋百里任国防参议会议员，把全部心思和精力投入到研究如何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他讲：“中国有地大、人众两个优越条件。不打则已，打起来就不能不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事合流，把敌人‘拖’倒了而后已。”有一天，少壮军人孙元良在蒋百里家里吃饭，倏地把酒杯摔在地上说：“我们决心拼命打，战至最后一人！”蒋百里哽咽着说：“你们年轻人要活着看咱们中国翻身的日子，我这老命却拼在这一次！”
蒋百里对战时国民心理建设尽了最大的努力，在文坛上的拼命，就像在战场上拼命一样。他写了《抗战的基本观念》一文，认为敌人想屈服中国人的意志是不可能的：“战争目的在于屈服敌人的意志。屈服一个将军的意志使他放弃抵抗，这是可能的；屈服一个政府的意志使它改变政策，也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个民族求生存的意志，这是古今中外都不可能的。”1938年他在专著《日本人》一书中，提出“持久战”的思想，写下最后一句话：“成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它讲和！”几乎在同时，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写下了不朽的著作《论持久战》。
在抗日战争最关键的时刻，蒋介石让蒋百里担任陆军大学校长，这的确是他最适宜的工作。当时校址设在湖南桃源，后来又迁到广西桂林。他在桂林发表演讲：“日本当局用十年工夫养成的蓬勃的民气，经过一年零两个月的战争，便倏然消失了，它的溃灭可以断言！”1938年8月11日，蒋百里因心脏麻痹症抢救无效，在广西宜山去世，国民政府追授他为陆军上将。1938年11月8日，著名记者陶菊隐在上海《新闻报》发表文章讲：“蒋百里不仅为中国唯一的军事学者，而且对政治和文学无不富于天才。他所教育的学生，有些在北伐过程中建过功，有些在这次抗战中立过伟绩，他对国家的伟大贡献，对中华民族近代史有重大的影响是必然无疑的。他撰文坚持‘抗战必胜’的信念，不啻长夜中的一盏明灯，他的精神是永远不灭的。”
（责任编辑 吴 思）
公民与公仆·吴若增
关于共产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也包括了第一阶段或日初级阶段或曰过渡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社会形态，马克思和恩格斯设想：“将是这样的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见《共产党宣言》）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文章中的论述，我们得以知道，这个“联合体”即是“公民社会”，它的组成是“公民”。
这里有一个问题必须解决，那就是由公民们组成的公民社会或日联合体，将有一些公共关系和公共事务需要有人出来协调乃至处理。那么这些人应该是些什么人？他们与公民们的关系应该怎样？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出的称谓是——“公仆”。这个“公仆”，十分准确地表现了在公民社会或曰联合体中，公职人员与公民的关系。
简单地说，这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公民”与“公仆”关系的基本观点。
需要进一步研究和理解的是：“公民”这个概念的含义到底如何？它与“公众”、“人民”、“老百姓”这样的概念有何不同？以及“公仆”这个概念的含义到底如何？它与“官员”、“领导”、“领袖”这样的概念有何不同？
首先我们来看“公民”。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公民”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到要做一个新社会的“公民”，需要两个条件：一，他是一个能够“自由发展”的人；二，他的自由发展的条件，构成“一切人的自由发展”。这里，我们应该明确，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其他文章中的论述，所谓“自由发展”的人，他俩指的是：那是一个摆脱了传统和异化，以及旧的体制的束缚，因而能够最大限度发挥自己才智的人。显然，这样的人必是一个对于社会享有责任、权利和义务的人，必是一个在政治、法律、价值、人格等等与其他社会成员具有同等地位的人，必是一个能够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和意志的人，同时，也必是一个尊重他人具有同等地位并尊重他人自由表达的人。当然，这样的人是一个人的个体而不是某群体中的一个。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民”这个概念，是与“公众”、“人民”、“老百姓”这样的概念完全不同的。
至于“公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时指出：一，所有公职人员全部由公民直接普选产生，之后受到监督，并且可以随时撤换。二，所有公职人员全部实行普通工人工资制，即他们的工资标准与一般工人工资标准完全相同。（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版第3卷第96页和第58页。）那就是说，只有具备了这样的两个条件——政治上无特权，经济上也无特权，公职人员才能被认作公仆，也才能成为公仆。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公仆”这个概念，是与“官员”、“领导”、“领袖”这样的概念完全不同的。
另有一点，尤其要引起我们的注意：千万不要忘记，公民和公仆是一对密不可分的概念。他俩的关系堪称时时同在，处处同在。也就是说，没有公民就没有公仆，没有公仆就没有公民。因此，我们切不可只谈公仆，而忘记了也谈公民——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就是这样喜欢谈论公仆却很少谈起公民——因为要知道，在—个公民社会里，倘若没有公民，那就绝不会产生真正的公仆！
比方说吧，包拯和海瑞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最清廉且最最正派的好官了——其实这样的好官现在也很不少，或者应该说现在更多，比方说他们的优秀代表焦裕禄、孔繁森等，但很遗憾，他们是爱民如子的好官，清官，父母官，或为了人民的利益能够赴汤蹈火在所不辞，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优秀领导干部，但却不是公仆。那么这是为了什么呢？道理十分简单，就是因了与其对应的，只能是臣民或草民，或人民或老百姓，而不是公民。没有公民，何来公仆？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并不具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上述两项条件。
范长江晚年对新闻工作的思考·于 友
理论家谢韬说得好：“历史人物的研究是最好的政治课，是最好的公民课，最好的理论课，是改革开放继续前进的最好教科书。”“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名记者范长江也是一个历史人物，研究他的经历，特别是他从一位爱国民主人士到执政党领导干部，却不幸反被迫害的经历，可能是一个比较新鲜和现实的课题。
本文作者是范长江的后辈，读过他的许多遗作，其中包括他的通讯和他关于新闻工作的理论，从而知道了他一生的经历，包括他的成功史；还知道了他被迫害致死，原因就在于他持有不同于当时“主流思想”的主张。我从他一生经历觉得他一直是一个杰出的知识分子，怀有实现民主政治的抱负，较早具有“两头真”的阅历，而晚年他提倡说真话和反对贾桂奴才思想，实质上就是反对专制和反对奴化。在这里我试着写下我思考范长江经历的一点体会。
早年热心宣扬民主理念
范长江在1935年5月开始担任《大公报》记者工作，为西北通讯采访和写作。他曾先后在南京中央政治学校和北京大学学习，具有较高的民主政治理论知识和报效社会的雄心壮志。当年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他发表许多通讯宣扬他的政治见解，受到读者的欢迎。
1937年4月20日他在通讯《忆西蒙》中写道：“人民没有政权的国家，前途不会是光明的。言论自由，在复杂的国家情形下是让各方面的人民表示其意见的最好方法，许多新闻纸本身，自然难免各有其背景，然而它的背景，即代表一种社会意见。”
长江1939年入党以后，结合党当时的政策揭露国民党专制统治，更努力地发表争取民主自由的主张。举例说，1941年9—11月他在连载文章《祖国十年》中的《中国人民的立场》一文中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体，这不是新理论，也不是新事实，全世界各民族千百年来可以说无例外地向这一个民主目标奋斗。从理论到实践，各民族都曾流过巨量的血，争得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孙中山先生所致力的四十年革命，也是以民主主义为骨干。只有希特勒和他的信徒们才想阻止历史前进，重新恢复古代专制黑暗的时代。”
长江上述言论都反映他信仰民主的先进理念。中共在建国后施行无产阶级专政，要求舆论一律，长江本人也不免受个人迷信思想的影响，当过驯服的党政干部。但是，在上世纪50年代多次极左的政治运动之后，长江恢复了他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本色。
1959年恢复独立思考
1959年7月21日，也就是庐山会议上张闻天发言的同一天，范长江在上海华东医院住院，写了他纪念邹韬奋逝世15周年的文章《为真理而斗争》，留下了他反思的心里话：
我们的时代也有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在各项革命和建设中，永远有正确和错误，先进和落后的斗争。永远需要我们有献身真理的精神，勇敢地站在正确和先进方面，推动我们的事业前进。所以，在我们的社会中也要提倡敢想，敢说的共产主义风格，要反对贾桂的奴才思想，要提倡说真话。
两年以后的1961年，他终于就他最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