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崛起_德国-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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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精于理性思考的民族所做出的最精彩，也最有价值的逻辑推理。对后起国家来说，要取得政治、文化、军事上的强国地位，首先必须在教育上占得先机。对此时的德意志来说，高质量的国民教育确实是救亡图存、实现统一和强大的基础。
1825年，普鲁士开始实行强迫性教育制度，受教育和服兵役一样被视为公民义务。
1850年，普鲁士颁布《学校法草案》，将这一制度以法律的形式予以保障，规定教师享有公职人员的一切权利与义务，学生免交学费。
1818年到1846年，普鲁士国民学校学生增加近一倍，适龄儿童入学率达82％，到60年代时提高到，国民素质空前提高。
历史证明了普鲁士的眼光。
1870年，最终打败法国并俘虏了法国国王的元帅老毛奇说：“普鲁士的胜局是在小学教师的讲台上决定的。”
出色的基础教育，支撑起高质量的大学教育。
侧文九：洪堡兄弟
洪堡兄弟是混血儿，父亲是德意志人，而母亲是法国人。
从这两兄弟的肖像看，哥哥修长单薄，面部轮廓分明，很秀气，像个诗人。同哥哥相反，亚历山大却具有双深邃敏锐的眼神，有一种果断、顽强的气质。但命运之轮拨反了他们的人生走向，哥哥成为常常需要决断的政治家，而弟弟却成为一位杰出的科学家。但这两兄弟却都有一种爱思考的特质。
威廉看似柔软，但有一颗顽强的心，在任普鲁士*长时，他不顾拿破仑的反对，在1810年创建柏林大学，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强颈”之风骨和理想主义的支撑，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威廉对德意志人的认识也很深刻，他说：“德国人之爱德国，确实与别的民族爱自己的国家不同。这是由一种看不见的感情凝聚在一起的。这不仅是对国土的爱，而是对日耳曼精神和感情的向往，人们可以从任何地方感觉到这一点，而且这种感情可以移植。”
大国崛起·德国 第二部分 拯救（4）
十九世纪初，当威廉成为驻罗马使节，并同时研究政治、诗歌和考古的时候，亚历山大开始进行环球考察，他很像一个独行大侠，但他要征服的不是敌人手中的长剑，而是大自然的奥秘。独自考察了世界的亚历山大带回了六千种植物，他对动植物和地理及地震、气候的认识，在当时无人能及，他拥有上千项新发现，使整个人类在科学领域都前进了一大步。而且他还为人们树立了可贵的科学考察精神，为研究自然创造了新的方法，同歌德、林奈一起成为新的科学研究方法的奠基人。当他从海外来到巴黎的时候，巴黎把他当成新世界的发现者而隆重欢迎，而亚历山大也对巴黎充满好感。以至于后来法国人和德国人拼命争夺他的所有权。
1805年，洪堡兄弟在罗马重逢，哥哥献上的欢迎词是动人的诗句，而弟弟献上的礼物也是自己的作品——《论自然》。两兄弟的政见不尽相同，但始终保持着亲密而真挚的兄弟之情。威廉逝世后，亚历山大写道：“我想不到在我的老年还要经历如此巨大的悲伤。”
这两兄弟被称为“德意志神圣的孪生兄弟”。他们是德意志神话之一。
3、 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以及全世界的尊敬。
【图片：柏林大学，诺贝尔奖获得者，克劳塞维茨】
在今天柏林洪堡大学主楼的一条长廊上，随意挂着很多的黑白照片，照片中的人都是在各个领域里取得了重要成就的本校教授，其中的29人拥有一个共同的身份：诺贝尔奖得主。这是很多国家举全国之力都不能企及的一个数字。这29个名字却属于同一所大学。
在许多国家，这些精英的照片会被请入富丽的殿堂中，而在这里，这些时代的骄子却都朴素而平凡地占有一片小小的空间，以深邃的目光注视着来来往往的学子。也许这种甘于淡泊、不求名利的自信，正是大学的品味，获奖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所有的荣誉与广阔而严肃的科学天地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这种对科学文化的严肃态度，也正是这个民族在思想文化领域，能够绽放出如此绚烂光华，并引导自己的民族在灾难中奋起的缘由之一。
德意志民族对科学文化的狂热崇拜，是全民性的。社会普遍的尊敬和优厚的待遇使很多德意志青年为献身科研终身不嫁不娶。其敬业精神之强、科学素质之高、科研队伍之稳定，为世界所罕见。
柏林大学正是成立于19世纪初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就在惨败于拿破仑4年之后，柏林大学诞生了。创办者是普鲁士教育大臣威廉·洪堡，后来他被称为德国现代教育之父，因为他为德国教育做了许多具有开创性的工作。1949年，柏林大学改名为洪堡大学。
1810年的普鲁士正在向法国支付巨额战争赔款，下决心要办教育的国王拿出了最后一点家底，每年为柏林大学拨款15万塔勒。
威廉三世把豪华的王子宫捐献出来作为大学的校舍。而在威廉·洪堡为学校做的经费预算中，只有最微不足道的部分用作了建筑费用，较多的经费则用在了聘请教授方面，因为洪堡要聘请第一流的学者。这正如中国的教育家梅贻琦先生所言：“大学，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
刚创建时，柏林大学教授的标准工资是年薪1500塔勒。在当时发达的港口城市，一个熟练的手艺人家庭，年生活费用约为150塔勒；一个受过教育的中产阶级家庭，年生活费约为750塔勒，也就是说，柏林大学教授的工资足够养活10户手艺人家庭，或是两户中产阶级家庭。
没有盖大楼的洪堡为柏林大学请来了大师。
首先，洪堡请来了第一任校长，他就是呼吁推行全民教育的费希特。接着，在这个大学的讲台上出现了黑格尔、叔本华，出现了格林兄弟，出现了爱因斯坦、出现了费希尔、兰克……
大国崛起·德国 第二部分 拯救（5）
与讲台上的灿烂光芒相辉映的是讲台下的风云际会，*、俾斯麦、费尔巴哈、海涅、拜耳、赫兹、诺伊曼……
在洪堡的办学经费预算中，比工资预算还要多出一倍，是用于学科建设和科学研究的预算。洪堡还提出：国家必须对教学活动给予物质支持，但是不得干涉教育和学术活动，“为科学而生活”成为柏林大学的校风。
大学是有灵魂的。洪堡用学术自由、教研并重的办学理念，为这所大学灌注了独特的生命。而他也始终没有忘记兴办教育的目的。洪堡认为：“大学是一种最高手段，通过它，普鲁士才能为自己赢得在德意志以及全世界的尊敬。”他很快就如愿以偿。
柏林大学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始祖，而由洪堡开创的德意志大学教育在短短数十年间就超过英法等国，被全世界所尊敬和效仿。
在今天的洪堡大学校园里，名为洪堡的雕像有两个，一个是创办者威廉·洪堡，另一个是他的兄弟亚历山大·洪堡，这所大学的名誉教授，近代地球物理学、水文地质学、气候学、地理学、植物学的奠基人，去世的时候普鲁士政府为他举行了国葬。
哥哥是杰出的教育家，弟弟是杰出的科学家，在这样的一对兄弟面前，很容易联想到：正是这样的兄弟携手，铸就了德意志崛起的基石；而这样的基石，将使一个国家和民族受益无穷。
在德意志的大学里，诞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实验室、第一个研究所、第一个研究生院和研究生指导制度、第一本专业科技刊物。
普及全民教育为德意志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教学和科研并重的办学方针，使德意志在19世纪站在了世界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沿。
1864年到1869年，世界生理学的100项重大发现，德意志民族占其中89项；
1855年到1870年，德意志民族取得136项电学、光学、热力学的重大发明，英法两国合计为91项；
到1869年止，德意志民族取得了33项医学发明，英法两国合计29项。
在当时，一个美国或英国科学家如果没去德国留学一段时间，师从某一位著名学者，他的教育就会被认为是不全面的。
智力成为德意志最大的资本。1903年，一位美国的商务代办这样写道：“在德国居住和研究的10年，使我得到这样一个认识，这个帝国最大的资本是他的智力。”
一个多世纪后，德国前总理科尔仍然这样说：
“我们德国人对大学教授的尊重远远超过对商业巨子、银行家和内阁部长，这就是我们的希望所在。”
在洪堡创立柏林大学的同一年，同一个城市，还有一所大学创立，也对德意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虽然这种影响褒贬参半。这就是普鲁士高级军官学校，也就是今天汉堡联邦国防军指挥学院的前身，它的第一任校长是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将军。
与拿破仑的战争暴露了普鲁士军队的无能。自菲特烈大帝死后，普鲁士军队没有任何长进，死抱着“线性战术”不放，对于法军的机动性和新战术毫无所知，后勤与武器没有大的发展，指挥官狂妄骄奢，令出多门，早已落后于时代。
格哈德·冯·沙恩霍斯特将军、冯·格奈森瑙将军、卡尔？冯·克劳塞维茨将军成为普鲁士军事改革的主力军。他们以一败再败于法国军队为耻，并对法国军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仿效法国军队提出十九条改革草案，试图在部队训练、整顿军纪、选拔军官以及战略战术等方面进行彻底改革，选拔军官平时取决于“知识和教育”，战时则凭“勇敢和干练”，于是容克子弟无功受禄的局面被打破。
改革者们对于官兵爱国热情的重要性有了深刻的认识，他们认为军队必须由爱国者组成，为此他们废除等级制度，提高士兵地位，激发他们的民族精神。
大国崛起·德国 第二部分 拯救（6）
在这些举措中，非常关键的一条就是成立军事学院。柏林军官学校是世界上第一所培养高级参谋人员的学校，被称为“德军将帅的摇篮”。这所院校受克劳塞维茨影响很深。克劳塞维茨任该校校长长达12年之久。这位校长在1813年提出实现德意志政治统一的唯一道路，是普鲁士通过“剑”实行对德意志各邦的统治。他的这个理想在63年后，被一名柏林军官学校的学生实现，这个学生一生都在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他叫毛奇，日后的德国统一英雄，德国元帅。
克劳塞维茨用德国古典哲学考察古今战例，并将思考成果投入教学。在12年校长生涯中，他提倡创新，培养军人荣誉感和爱国精神，造就高素质军官，加强战斗力和凝聚力，可以说对普鲁士乃至日后德国军队的建设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当时军国主义的种子也以民族主义的面目悄悄埋了下去，民族主义的极端膨胀使这所军校中培养出的璀璨将星，可以为维护民族尊严和独立而浴血奋战，为国家统一而赴汤蹈火，但也不乏战争狂人，甚至法西斯帮凶。二战中那些杀人如麻的德国军人，不少就出自这所院校。
侧文十：克劳塞维茨
克劳塞维茨是一个很具有传奇色彩的人，年轻时就以出色的才华被推荐为普鲁士奥古斯特亲王的副官，甚至引起了国王威廉三世的重视，国王亲自给他写信以示鼓励。然而战场无情，1806年，他在普伦茨劳被法军俘虏，一年后才被释放，这使他深感耻辱。
他根据亲身体验，力主改革普鲁士的军事制度。他的意见得到当时普鲁士军界高层的重视。1810年秋，任柏林军官学校教官，还负责为太子，也就是以后的威廉四世讲授军事课。
1812年，他因为反对与拿破仑结盟，挂冠出走，远赴俄罗斯，极受重用，做到军参谋长，身经数次大战。12月，他作为俄军联络官，说服普鲁士军队指挥官约克违抗普鲁士国王的命令，掉转枪口对付拿破仑。因这一事件，日后始终没有得到国王威廉三世的原谅，备受冷落。但他的才华，使他依然在普鲁士军界享有很高的声誉，并出任要职。
当然，他的世界性的声誉来自于他的那部不朽名著——战争论。这是一本没有最后完成的巨著，但依然被奉为西方军事界的《圣经》。
他用研究哲学的方法研究战争，他认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爆发之后，并未脱离政治，乃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是打仗的政治，是以剑代笔的政治。他尤其重视精神因素在战争中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