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7期-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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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所谓东亚新秩序理念，即社会主义理念的新秩序。以苏共、中共的紧密提携为基础。但是我不认为以近卫之力能够实现，近卫政权最终是克伦斯基政权 （注：从帝制崩溃到十月革命之间的俄国共和制政权，克伦斯基任总理），是下届政权的过渡。我虽然为近卫五人智囊团之一，暂且支持这克伦斯基政权，但却是为着不久将要到来的真正的革命政权开辟道路——我今天做的是为明天的梦。”
张爱玲的残酷之美
■ 止 庵
关于张爱玲，常常见到一种批评：她的作品悲观，没有展现理想，不曾塑造英雄。有论家曾引用《金锁记》里的一句话，来概括她的小说：“一级一级，走进没有光的所在。”这种意见，假如不看作价值判断，单就陈述事实而言，本身并不错。但张爱玲为什么这样，这不是简单的“悲观”或“乐观”所能解释的，背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今天讲的题目——《张爱玲的残酷之美》。
我们先来看看张爱玲对待她笔下若干“好人”的态度。这些人物各不相同，都是善良的人，对于生活都有一些小小的愿望，都有一种对于“好”的追求，一种向着“好”的程度不同的发展。但是在张爱玲笔下，所有这些努力都落空了。这里提到的第一个人物，是《茉莉香片》里的言丹朱。张爱玲曾经说过：“我写的故事里没有一个主角是个‘完人’。只有一个女孩子可以说是合乎理想的，善良，慈悲，正大……”所指就是言丹朱。她想帮助一位同学聂传庆，结果差点被他打死。这么个人，怎么会是这样的结局呢。因为聂传庆对这个世界充满仇恨，要找一个报复的对象，就选定了言丹朱；按照他的想法，她根本不应该在世界上存在。
再看另外一个人物，《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王娇蕊。这是个情感很丰富的女性，过去都是她抛弃别人，后来遇到佟振保，却被他给抛弃了。张爱玲说：“从前的娇蕊是太好的爱匠。现在这样的爱，在娇蕊还是生平第一次。”但是“这一次，是那坏女人上了当了！”——按照佟振保的想法，娇蕊就是个“坏女人”。在跟佟振保的关系里，王娇蕊很无辜，没有什么过错，但是也落得这样一个下场。多年以后，佟振保在公共汽车见到王娇蕊，她已经变得不像样了，但还是执著于这份情感。
第三个人物，是《金锁记》里的姜长安。姜长安是曹七巧的女儿，资质并不算好，因为已经被母亲给调理坏了。可是在婚姻这件事情上，她还是很纯洁的。她希望能够好好找一个人，得到一点幸福。她遇到了童世肪。这是个经历过世面，希望能够过安定生活的人。他认定姜长安是传统的中国女性；对于她的缺点，他都不当作缺点来看。但是这场婚姻被曹七巧破坏了。结果姜长安一生也没有找到人。小说写道，她只剩下一点回忆了，不过这个可供她回忆的东西非常之少。
上边这三个人，姜长安也好，王娇蕊也好，言丹朱也好，在张爱玲笔下都落得最悲惨的结局。不过她们的悲剧到底还可以归咎于某一个人：姜长安可以归咎于她母亲，王娇蕊可以归咎于佟振保，言丹朱可以归咎于聂传庆。我们再来看看《花凋》的主人公郑川嫦。这是个普通家庭的女孩子，她想找一个人，在第一次相亲的时候，就遇见了她想找的人，可是当天她就生病了。小说里写她不断生病，直至病死，这么一个过程。郑川嫦的悲剧，是一出没有任何人为因素的悲剧，一出纯粹的悲剧。她更显得无辜了。
张爱玲这种态度，使我联想到文学史上她的一位前辈，就是鲁迅。鲁迅小说《明天》的主人公叫单四嫂子，她有个孩子叫宝儿。宝儿生病死了，被埋葬了。小说的结尾，单四嫂子希望能够梦见宝儿。作者没有写她到底是梦见了，还是没有梦见。鲁迅在《呐喊·自序》里说，“但既然是呐喊，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特地说明，“在《明天》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张爱玲实际上是把鲁迅所用的曲笔，没有写的东西，给写出来了。言丹朱，郑川嫦，完全有着单四嫂子式的无辜。可以说张爱玲是在鲁迅开始的那个方向，又往前走了一步。也就是说，在他们笔下，对于无辜者有个特别的态度。这个态度，鲁迅称为“消极”，实际上我们可以说是“彻底”，也就是不留余地，直接把这个人真实的命运给揭示出来。在中国现代其他作家那里，要么是没有想到，要么是想到了，不忍心或者不敢这么写，但是鲁迅和张爱玲写到了。这是两位不同于他人之处。
这样一种写法，我觉得其中包含着两个视点。其一是人间视点，也就是说站在普通人的立场去看。人都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以此来看待自己或者别人，正是一个人的看法。其一是在这个视点之上，俯看整个人间的视点。是把人类的悲哀，或人类的——刚才说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整个看在眼里。无论写《明天》的鲁迅，还是张爱玲，都同时拥有这样两个视点。从人间视点出发，他们真实地写出人物的愿望，这时作者完全认同于他们，承认人生的价值；从俯视人间的视点出发，则揭示出这种价值的非终极性。
这样两种视点，可以举中国古代的两本书作代表。《论语》代表了人间视点，那里孔子总在站在人的立场考虑问题，总是从人的角度发表议论。《老子》代表了非人间的视点，当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以及“大道废，有仁义”、“大曰逝，逝曰远，远曰返”等时，我们发现，作者是超越于所有这些之上，所指出的是一个事实，而不是一种可能性。不是说假如“天地不仁”，而是告诉你就是这么回事。他不是作为“万物”或“刍狗”之一来说这件事情，他和“天地”是处在同一位置。我觉得正因为同时拥有这样两种视点，鲁迅也好，张爱玲也好，他们笔下才会出现上述情况。他们写到单四嫂子、言丹朱、郑川嫦、姜长安，才有这种态度。
我们可以具体看看，同时拥有两种视点，在小说中是如何实现的。《花凋》中的郑川嫦生病了，未了不想活了，计划自杀，但出去转了一趟之后，家人把她给接回来了。这时她已经接受这个事实——自己病得不行了，所爱恋的人也不能再等她了，整个世界对她来讲，除了生病已经没有别的意义了。她反而安心了，甚至变得有点乐观了。接着小说写她母亲在弄堂里发现一个卖鞋的，可以买便宜的鞋，她给每个孩子买两双，给川嫦买了三双。然后写道，“当然，现在穿着嫌大，补养补养，胖起来的时候，就合脚了。不久她又要设法减轻体重了……川嫦把一只脚踏到皮鞋里试了一试，道：‘这种皮看上去倒很牢，总可以穿两三年。’”可是接着就是一句话：“她死在三星期后。”我们很明显地看到，当写到母亲买鞋和川嫦的想法的时候，作者认同于这些人物；当写到“她死在三星期后”的时候，作者是俯看她们的。这就是两种视点。
张爱玲后来写了一篇小说《色，戒》，主人公叫王佳芝，她参与一次刺杀汉奸的行动。当正要实施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要杀的这个人是喜欢她的，于是她把这个人放跑了，这次行动也就失败了。我第一次读这小说，奇怪主人公怎么没有结局，她到哪儿去了。仔细一看，原来说：“他一脱险马上一个电话打去，把那一带都封锁起来，一网打尽，不到晚上十点钟统统枪毙了。”然后写：“她临终一定恨他……”本来是女主人公，现在却成了“统统”之一；这里我们明显感到作者视点的转化。这样交代人物，用的就是非人间或超越人间之上的视点。
在《茉莉香片》中，聂传庆把言丹朱打得要死。但小说最后一句话说：“丹朱没有死。隔两天开学了，他还得在学校里见到她。他跑不了。”——聂传庆跑不了。整个小说都是从聂传庆的心理出发，他这么想，所以才这么做。但是当写到“他跑不了”，作者就不管他了，把他放到这么一个位置上，他怎么办呢。此时这个视点也是人间之上的视点。
附带说一句，大家都讲，张爱玲和市民文学有很深的关系；但是刚才讲的这些，恰恰是张爱玲最不同于市民文学的地方。因为市民文学一切都是基于人间视点的，并没有超越人间之上的视点。悲剧也好，喜剧也好，大团圆也好，都是人间本身发生的事情，这是市民文学的特点所在。而张爱玲不是这样。
边缘的价值
■ 陈 炎
两个月多前的一个晚上，我在北航听完卢周来先生的讲座后陪他走出校门，向他讨要一本《穷人经济学》。他说这本书他手头早没有了。但他很认真地让我留下了地址，说他一本新书马上出版，出版后会给我寄过来。说心里话，尽管我留下了地址，但并没有太当真。因为我与卢周来先生交往并不多。
不久后我真收到了卢先生寄过来的新书《边缘的言说》，心中真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三年前，我刚大学毕业不久，到一家很不景气的部门报纸当见习记者。报社布置给我的第一个任务是采访一些经济学家，谈谈对某一项新出台产业政策的看法。我手头没有任何经济学家的资料，只好找一位在一家名刊当记者的师姐要来了几位经济学家的联系方式。当我诚惶诚恐地拨通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电话后，遭遇了意想不到的尴尬。对方极其粗暴地说：“你那个什么报纸我没有看过，我也不愿意接受采访”。然后就撂下了电话。我硬着头皮拨了另外一位著名经济学家的电话后，遭遇同样的“礼遇”，对方吐出四个字“我没有空”之后，电话中就是忙音。
我又气又急，不知如何办，报纸这个栏目明天早上就要拼版，我必须完成这个任务，否则可能饭碗不保。情急之下我再找师姐帮忙。她沉默了一会说：“你找卢周来吧。尽管他不是搞产业的，但他说出的想法总是有他的道理。最主要的他不会摆架子。”
我那时已经看过卢周来的《穷人经济学》一书以及其他一些文章，在我的脑子里，他是被视为“非主流经济学家”的，而当时“非主流经济学家”尽管在社会上影响不小，但在学界圈内似乎并不讨人喜欢。我在课堂上就听过一位“海归”先生批他们是“民粹主义”，说他们不讲学术规范云云。可我当时没有别的选择了，还是拨了卢周来先生的电话。由于前两次的遭遇，我心中很有些忐忑。电话接通后，卢先生先是很耐心地听完了我有些前言不搭后语的陈述，后来很亲切但却是很坚决地说：“对不起。我不懂产业，我是搞经济思想史的，所以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否则会说外行话。”
我急了，也不知哪里来的勇气，事后想想大概是卢先生的平和的声音使我比较放松，颇有些无理地对卢先生说：“你一定要帮帮我。否则我今天完成不了任务。”他听了很奇怪，问我理由。我说我是一个实习期记者，很发愁如何完成这个任务，并且已经遭遇了两次拒绝，而明天一早就要发稿。卢先生听完后笑了笑让我留下电子邮箱地址，说他愿意帮忙，但对这个问题毫无研究不能随口乱说，要先加班研究一下相关材料，然后再将回答了的问题发给我，最晚第二天早上可以收到。
第二天我果然收到了卢先生的邮件。卢先生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受到编辑部上下一致的肯定。在发稿时，因为激动与感谢，我坚持在卢先生名字前面加上了“著名经济学家”的名头。两天后，看到报纸的卢先生给我来电话，极其严肃地说：“我从来不是什么著名经济学家，我一向认为我仅仅是个经济学者！”
当时，“非主流经济学家”中不少人在争经济学界话语权、为自己“是不是经济学家”而急眼，我便有些奇怪卢先生为何反而不高兴。直到这次翻阅《边缘的盲说》的“后记”，我才对卢先生的旨趣有所了解。卢先生在后记中这样写道：“说自己是‘边缘人’，还有另外一层含义。诚然，学术是冷性的，但其实当下中国的‘学术圈’未必‘冷性’，也是十分热闹：相互‘抬轿’与相互‘砍杀’的现象比比皆是。更十分搞笑的是，这个圈子中甚至总有人带着他们的‘弟子’在为‘什么人算经济学家，什么人不算经济学家’这样幼稚的问题上刀光剑影，并发出‘清理学术门户’这样的叫嚷声。所以，过去的一年中，我尽量主动保持与各式各样的圈子、场所、聚会、沙龙等等的距离，以一个旁观者的姿态去思考与写作。因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