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7期-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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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所以，在我看来，未来的“精英媒体互动”，既不可能因为其可能出现的“媚俗”一面而一无是处，也不可能通过某些精英的“自矜身份”而自动消失。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过于强化“阳春白雪”的意识，而导致的“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的结局似乎并不可取。但，事实上必须承认，能达到这种“理想功用”的书评却尚未之见。学术书评有其自身的规矩与严谨，相对目前媒体上沦为炒作的书评文字而言，此类具有一定学术背景而又考虑大众接受、有自身阅读思考并强化美文意识的“文化书评”，很可能是现代中国文化发展进程中具有巨大潜力与魅力的一种文类，值得认真对待。
漫说严复的“信、达、雅”
■ 吴小龙
严复提出的“信、达、雅”被翻译界公认为对翻译的基本要求，这没有异议，但他本人的译作又被许多人视为过于雅训以致于不易为一般读者理解——由于太“雅”而失去了“达”和“信”。对此梁启超的批评最有代表性。梁启超在评论严译《原富》时，在肯定其巨大意义的同时也提出了他认为不足之处：“其文笔太务渊雅，刻意摩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繙殆难索解。夫文界之宜革命久矣。欧美、日本诸国文体之变化，常与其文明程度成正比。况此等学理之书，非以流畅锐达之笔行之，安能使学童受其益乎？著译之业，将以播文明思想与国民也，非为藏山不朽之名誉也。文人结习，吾不能为贤者讳矣。”
对于梁的批评，严复颇不以为然。他认为研究精深学理之书，必定不能以通俗之词表达之：“窃以为文辞者，载理想之羽翼，而以达情感之音声也。是故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俗之气。”如果为了使那些学识浅薄的庸众都能理解，而力求通俗，这是对文学的凌迟，决不是革命。而他译书的目的决不是为了这些人，而是为了思考者和研究者，是为了多读古书之人，“不佞之所从事者，学理邃赜之书也，非以饷学僮而望受益也，吾译正以待多读中国古书之人。”
从实际情况来看，严译西著中的一些观点和表达（如“天演”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在当时的中国确实起过巨大的震撼和启蒙作用，严复本人从他对西学的了解中所形成的一些观点也是近代中国人的文化思考中有重要意义的篇章，但这一切，却逐渐与他的译著本身脱离了关系，以致于这些译著现在基本上只作为探究严复思想的材料而被关注，不再能作为该学科的学术史料或该著作的典范译本。人们不但需要通过新的译著去了解这些著作，甚至于也基本上完全放弃了严复“踟蹰旬月”所苦心推敲的那些他自己认为极其准确的译名，而代之以大量来自东洋的日译术语。
如果严译著作不能作为他提倡的翻译原则的典范，那么或者是他的原则不对，或者是他没有达到自己提出的要求。然而严复的情况却不是这样。那么问题在哪儿呢？
应该说，严复的三原则是对的，他自己也成功、出色地实践了这三个要求，问题在于，他是在文言文的范畴内这么要求、这么实践的，这与近代以来越来越发展成熟，而今人也越来越习惯的思考和表达工具——白话文相去越来越远。由此，我们就能明白，他的译文为什么要坚持那让人无奈、为人诟病的“雅”，为什么要极力强调并付出艰苦的努力才能实现“信”、“达”——这本是中等水平的翻译就自然而然能够做到、应该做到的，何劳大师如此费心？
我们先从几个译名上来看看严译是否较之日译更为“信”：
一，“economics”，今天无疑都译为“经济学”，在初期则根据日译译为“理财学”和“经济学”。严复看来两者都不恰当，他认为只有译为“计学”才切合传统汉语的本意：“顾必求吻合，则经济既嫌太廓，而理财又过狭，自我作故，乃以计学当之。虽计之为义，不止于地官之所掌，平准之所书，然考往籍，会计、计相、计诸语，与常俗国计、家计之称，似与希腊之聂摩较为有合。”（严复：《严氏例言》，《严复集》第1册，第97页。）他也不同意梁启超把它译为“平准学”，说：“即如执事今易平准之名，然平准之名决不足以当此学。盖平准者，因以名官职，敛贱粜贵，犹均输常平诸政制。计学之书，所论者果在此乎？殆不然矣。固吾重思之，以为此学义苟欲适俗，则莫若径用理财，若患义界不清，必求雅，而用之处处无扦格者，则仆计学之名，似尚有一日之长，要之以后来人当自知所去取耳。” （《与梁启超书》，《严复集》第3册，第518页）“经济”在古汉语中的意思是“经邦济世”，故“嫌太廓”，理财、平准又失之过于狭隘，西人的“economics”，在文言中确实倒是“计学”比较接近。
二，“logic”，今译逻辑，基本上属于音译，而严复译为“名学”。他在《穆勒名学·按语》中谈到“logic”的译法时作了详细的考论：“逻辑此翻名学。其名义始于希腊，为逻各斯一转之根。逻各斯一名兼二义，在心之意、出口之词皆以此名。引而申之，则为论、为学。故今日泰西诸学，其西名多以罗支结响，罗支即逻辑也……罗各斯名义最为奥衍。而本学之所称逻辑者，以如贝根言，是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明其为体之尊，为用之广，则变逻各斯为逻辑以名之。学者可以知其学之精深广大矣。逻辑最初译本为固陋所及见者，有明季之《明理探》，乃李之藻所译，今日税务司译有《辨学启蒙》。曰探，曰辨，皆不足与本学之深广相副。必求其近，故以名学译之。盖中文惟‘名’所涵，其奥衍精博与逻各斯字差相若，而学问思辨皆所以求诚、正名之事，不得舍其全而用其偏也。”（《严复集》第4册，第1027～1028页。）
三，“Philosophy”，严认为日人译“Philosophy”为“哲学”也不恰当，应译为“理学”或“爱智学”，他说：“理学，其西文本名，谓之出形气学，与格物诸形气学为对，故亦翻神学、智学、爱智学。日人谓之哲学。顾晚近科学，独有爱智以名其全，而一切性灵则归于心学，哲学之名似尚未安也。”（《穆勒名学》按语，《严复集》第 4册，第1029页）
四，再如，译“sociology”为“群学”而不是“社会学”——因为在严复所习惯的语言环境中，“社”与“会”是各有其含义的，都与sociology、society无涉——唯“群”近之。就像“革命”在中文的固有表达“武王革命”中是“革”掉一个王朝的“天命”，是与“Revolution”全然无关的，因而“Revolution”应该译为“改革”或者“变革”更为恰当。从严复对这几个名词的推敲厘定来看，他所确定的译名更符合传统的汉语文言文的字义，因此更为可“信”，当属无疑。而我们今天所习惯的，却恰恰是外来的、后起的词义和用法。
严复对自己确定的译名是颇有自信的，他相信他的译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他给张元济的信中，表白了他的这种自信：“《丛报》于拙作《原富》，颇有微词，然甚佩其语；又于计学、名学诸名义皆不阿附，顾言者日久当自知吾说之无以易耳。”（严复：《与张元济书》，《严复集》第3册，第551页）然而日久之后，他自认为“无以易”的用法，却完全被他认为不准确的日译所取代，为什么？因为我们的语言规范变了。
选词如此，谋篇亦然。故严译的“信”、“达”，是要把西文改铸为文言的表达范式——这是直接与后来风行一时的“硬译”完全不同的一种翻译观点。这是因为严复认为，“欧洲学术之盛”，但却与中国“古人之学”异曲同工，因此自己要翻译和转达西方学术，所应该看重和追随的，就是《易》《春秋》式的“一千众枝”的表达方式，即先订主旨命意，而后挥洒为文，枝叶扶陈，畅达其旨。而且，严复进而还认定，西方的归纳、推理方法与《易》《春秋》相通，可称之为“外籀”、“内籀”之学，甚至如牛顿力学、斯宾塞理论，甚至热寂说，也都能够在精神实质上与《易》相通。那么融会（而不是附会）两种思想资源，并以先秦文风表述之，这才是“信”、“达”。最体现严译这种“骎骎与晚周诸子相上下”的文风的是严译《天演论》开篇的这一段话：
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几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撒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人功未施，其借征人境者，不过几处荒坟，散见坡陀起伏间，而灌木丛林，蒙茸山麓，未经删治如今日者，则无疑也。怒生之草，交加之藤，势如争长相雄，各据一杯壤土。夏与畏日争，冬与严霜争，四时之内，飘风怒吹，或西发西洋，或东起北海，旁午交扇，无时而息，上有鸟兽之践啄，下有蚁蟓之啮伤。憔悴孤虚，旋生旋灭。菀枯顷刻，莫可究详。是离离者亦各尽天能，以自存种族而已。数亩之内，战事炽然，强者后亡，弱者先绝。年年岁岁，偏有遗留。未知始自何年，更不知止于何代。苟人事不施于其间，则莽莽榛榛，长此互相吞并，混逐蔓延而已，而诘之者谁耶？
制造障碍的汉译
■ 雷立柏
1999年，世界上最重要的百科全书之一，Encyclopaedia Britannica（《不列颠百科全书》）的“国际中文版”面世了。由徐惟诚先生担任总编辑的这部中文译本卷帙浩繁，共20卷，每卷约500页，共计约4350万字。作为一位曾经于北京大学获得中国传统哲学专业的博士学位、现在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希腊语、拉丁语的奥地利人，我近年来从Encyclopaedia Britannica的英文版和“国际中文版”这两个版本查阅过许多有关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等方面的资料，对于这部荣获中国国家辞书最高奖的“国际中文版”，有些感想如鲠在喉，不得不说。
先说说令我这个西方读者感到高兴的优点：英文版分为两大部分，即Mi… cropaedia（第1到12卷，收入比较短的词条释文）和Macropaedia（第13到29卷，收入篇幅较长的词条释文，比如“中国”、“莎士比亚”、“希腊文学”等等），而“国际中文版”很有序地按ABC排列诸词条，释文无论长短都放在一起，使用起来甚至比英文版更为方便。它的第19和20卷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汉—英索引，那些不知道ABC名称的读者可以在这里找到某一词条的英文拼写，进而能够在前面的第1到18卷中找出具体的资料。中文版的编者还增加了许多关于中国的内容，使其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部“中西合璧”的百科全书。
可是，在购买“国际中文版”的第一天，我就发现，编者不仅仅“增”，同时也大量地“减”和“删”。进一步阅读之后，我越发觉得奇怪，因为我不明白编者进行“减”和“删”的原则。比如，像维吉尔（Vergilius）这样的古罗马诗人没有任何删减，但对于中世纪和近、现代的一些人物进行了大量的删改，很多重要人物的释文减少到了原文的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英文版的Britannica包括很多非常精彩的文章，比如欧洲历史上一些与基督教有关系的人士的传记，为学习历史、宗教和思想史的读者提供了很详尽的资料，但在“国际中文版”中，这些文章似乎都被压缩到了“面目全非”的程度，因此不能帮助国内读者全面理解西方传统。记得一位北京大学的学者曾经说过：“中国人知道不少西方的antithesis（‘反’的一面），但不了解西方传统的thesis（‘正’的一面）。”这句话说得太对了，那些反传统、后现代主义的东西都早已在国内大行其道，但从索福克勒斯（Sophokles）到西塞罗（Cicero）和从奥古斯丁（Augustinus）到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传统文献仍然未被充分地介绍和研究。
更可怕的在于，“国际中文版”企图用中文完全代替原文，在所有词条的释文里都不使用ABC，虽然这些释文大多涉及到外来的人名、地名、书名和思想概念——对翻译稍微有所了解的人想必都明白这一点：谈论世界历史、世界文学或世界思想史的时候不能完全抛弃ABC，不能脱离原文，不能仅仅用汉字来代替原文，否则很多重要的知识就无法保存。
比如，美国的佐治亚（Georgia）州、位于俄罗斯南面的格鲁吉亚（Georgia）和西方世界常见的人名George（乔治）有什么关系？它们在“国际中文版”为什么排列在一起？从汉字的字面来看，这三个名称根本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