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7期-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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够远航至非洲，甚至有好事者说到了美洲。无论如何，祖先的壮举的确令国人自豪。但我们知道，郑和七次下西洋，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在世界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它必有强烈的动机和明确的目的，了解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实际上涉及到历史对郑和下西洋意义的最终评价，国内外学术界对此意见分歧较多，综合起来有寻找明惠帝、耀兵海外、发展贸易、政治经济双重目的和不同阶段不同的目的等多种，较多的意见是倾向和平的海外贸易。
2001年4月至5月，考古工作者在湖北钟祥市瑜坪山（今龙山坡）发掘了明梁庄王朱瞻垧（1411～1441）的墓葬，出土文物5000余件，其中仅金、银、玉器、珠宝等就有4800件。以往考古发掘的明代早期的亲王墓葬并不少见，但却很少像梁庄王墓这样出土如此之多的珠宝玉饰。这批文物制作精美，文化也十分内涵丰富，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它们不仅是反映明代礼仪典章制度、宗教生活的珍贵材料，更为重要的是，人们从这批文物之中发现了不少与郑和下西洋这段历史有关的文物，这在明代出土文物中尚属首次，对认识郑和下西洋的目的，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年或有帮助。
郑和下西洋的背景
明朝建国之初百废待兴，朝廷以发展农业和安养生息为优先考虑。朱元璋告诫官员说：“天下初定，百姓财力俱困，譬犹初飞之鸟不可拔起羽，新植之木不可摇起根。”明朝对于周边国家也以仁政为主，不轻启兵衅，把当时的朝鲜、日本、安南、占城、苏门答腊等十五国列为“不征国家”，对耗费较大的海外贸易也不鼓励提倡，特别是当海外贸易威胁到政治稳定的时候，明朝政府也是坚决停止的。文献记载，朱元璋多次下诏限制海外的朝贡贸易，直到永乐时期这一政策才有所调整。
朱棣上台后，国内经济已较明初改善，但洪武中后期的海禁政策不仅影响了民间的海外贸易也直接导致了朝廷奢侈品消费的匮乏。在商品经济的繁荣情况下，贵族、富商等阶层的消费欲望自然会迫使朝廷逐渐放松明初制订的海禁政策。在政治上，以“靖难”为名当上皇帝的朱棣对建文帝的下落不明存有疑虑，建文帝的影子始终是对朱棣继承皇位合法性的威胁。朱棣即位当年（1403）就命福建都司造海船137艘做远航寻找建文帝的准备。今天虽有人考证说朱棣完全知道建文帝已死，此举特为做样子。但在王权继承合法性是头等重要大事的专制社会中，朱棣派郑和下西洋的初衷与稳固自己的地位是绝对有关系的，这就好像今天借政治运动树立绝对权威一样。在对外关系上，新登基的朱棣也亟需向周边各国表明他已君临万邦，具有政治上的合法性，在他派郑和下西洋执行“宣德化而柔远人”的使命之前，就已先后18次向海外派出了使者。如学者所言，其目的不外乎是“要跟那些可能藏匿废帝的番邦君主宣布：我朱棣才是合法的天朝皇位拥有者。同时……帝国的财政已经在长期的内战中消耗殆尽，需要对外贸易来补充。”（Louise Levathes；《当中国称霸海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71页）这些因素综合在一起就足以促使朱棣派遣郑和进行下西洋的大规模活动。郑和下西洋的实际后果也的确为改善国内经济状况和促进明朝与各国的友好关系起了积极作用。从历史发展的后果来看，无论郑和下西洋最初的目的是什么，它本质上是明王朝向海外各国宣扬中华教化，有促进中国与海外各国贸易的作用，只是对其作用不能过高估计。
贵族奢侈晶的需求是下西洋的重要动因
郑和下西洋的远航船队规模宏大，每次下西洋的活动都有百余艘，多时有 200艘参加，其中最大的“宝船”有12帆，载重1000吨，能载官校、旗军、水手等 27670名。《明史》本传说其宝船长四十四丈、广十八丈，其公开的目的是要“循西海诸国昭示恩威。扩往圣之鸿规，著当代之盛典”。流行的观念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原因是进行和平贸易。但是朝贡贸易的本质是“厚往薄来”，像这样的规模持续下西洋几三十年，每次行程数万里，其中的耗费自然巨大。虽然说西洋诸国对明朝的瓷器、布匹、纱罗、彩绢、锦缎、漆器币等用品有需求，下西洋的官船可以载运这些货品到海外；同时在返程中也可以购买或交换中国所紧缺的海药香料、瓷器染料、金银珠宝、象牙犀角和珍奇异兽等，如两头都获利，的确可以弥补些耗费，但与过于庞大的耗费数额相比，恐怕是杯水车薪。当时仅建造一般船的费用就需千余金，郑和的宝船远过于此，花费应该是天文数字了。
这样大规模的、长期的、不计成本的远航如果说仅仅是为了贸易，是难以为继的。对朝廷而言，并没有从中获利。明朝就有人批评说：“三保太监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夺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弊政。”（严从简：《殊域周谘录》卷8，中华书局1993年，第307页）于商人而言也未必能够从中获利。明万历间，做海洋贸易的人曾告诉士大夫王起宗说，“中贵人（宦官）时，每岁横索珍奇以献阙下，名为方物，商人坐此破产。”（张燮：《东西洋考》自序，中华书局2000年，第14页）事情虽然是在明后期，也反映出有明一代官方海洋贸易的实质是不平等的贸易。那么，郑和下西洋的航海活动几近三十年，其中必然有非贸易因素在起作用。也曾经有学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封建统治者的政治需要，而不是出于贸易原因，认为是下西洋的非经济目的最终导致其终止。这些“非经济目的”人们熟知的如搜寻建文帝、宣扬天威、郑和本人信奉伊斯兰教促使其远至天方等。然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却多少被忽略，这就是官僚贵族集团的迅速膨胀和对珠宝之类奢侈品需求的不断增长。梁庄王墓出土文物中发现了大量来自西洋的珠宝为此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
在梁庄王墓出土的5300多件各类文物中，珠宝玉器就占了3500多件，主要是用于反映贵族身份晶级的各色饰物，如玉带、帽饰、手镯等，其中不乏精品。这些珠宝多来自东南亚的爪哇、暹罗，南亚的锡兰、印度、孟加拉和西亚的波斯湾等地。在记录郑和下西洋的主要著作如马欢的《瀛涯胜览》、费信的《星槎胜览》和巩珍的《西洋番国志》中，作者们多次提到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地忽鲁谟斯国。忽鲁谟斯即今天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是当时东西方珠宝贸易的一个集散地。《瀛涯胜览》《西洋番国志》提到忽鲁谟斯有“青红黄雅姑石，红刺、祖把碧、祖母剌、猫睛、金钢钻、珍珠”等7种珠宝和各种撒白（即琥珀、美玉）。这些郑和从西洋带回来的珠宝究竟是什么样子，过去无从知晓。有幸的是，梁庄王墓出土的这些文物使们在600年后第一次确认这些多是郑和下西洋带回中国的瑰宝。
从梁庄王墓随葬的丰厚器物和大量来自西洋的物品来看，它远远超出了明朝初年的亲王葬制。朱元璋建政后，因国力匮乏，倡行节俭，亲王葬制从简。洪武二年（1369）常遇春去世，随葬“明器九十事（指事类）”，计有军器、日用器皿、乐俑、厨具等；质地多为木、陶；而日用器皿“俱锡造，金裹之。”之后这就成为亲王随葬物品的标准。从文物考古界对明初的楚昭王桢、辽简王植、湘献王柏等亲王墓葬的考古发掘结果来看，这一制度基本得到了遵守。随着明朝经济的逐渐上升，贵族的葬制发生变化，开始出现厚葬，梁庄王墓随葬大量的金银珠宝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表面上这种厚葬反映出贵族的奢华生活，但实质上也是明朝鼎盛时期，尤其是郑和时代国力强盛的反映。
“精英书评”的存在意义
■ 叶 隽
《纽约时报书评》与《纽约书评》，反映了美国书评的两种倾向。前者的“大众化”与后者的“精英化”，都值得在市场转型过程中的中国媒体认真借鉴。“严肃和有趣”，或许可以成为一种对书评的评价标准。大众化的书评，因其受众广、影响大，绝对是不可忽视的一块阵地，容专文论述；这里且谈作为“阳春白雪”的精英化书评。所谓“高山流水，知音者少”，思想性过于高深，很可能出现“曲高和寡”的结果，但若能兼及美文与趣味，则未必不可将书斋里的高深思考，转化为大众平民喜闻乐见的文章。所谓“文章者，经国之盛事也”，文字力量建基于其对普通民众的巨大号召力。
在中国，1990年代以来，书评文章的逐渐兴起而终究未能“英姿独立”，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而最近电视读书节目在中央台的“黯然淡出”更似为此提供了，注脚。虽然早在1980年代初期《读书》就以书评期刊的面目出现于大众视野，且影响一度极大，但此刊的目的仍在“借书评方式而浇自家心中块垒”，很难说是严格意义上的书评刊物。后崛起的《书屋》据说有将《读书》取而代之的势头，但查其实际亦不然。倒是《博览群书》相对更像一份书评刊物，但其评书涉及面则颇宽，而有厚重份量的文章却不足（近年来若干专门栏目的开设似乎显示编者已意识到这个问题）。学术性的《中国书评》创办于香港，停刊多年最近复刊，宗旨一如既往：建构中国学术传统、确立学术批评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期刊毕竟时效性有限，报纸相比之下更具及时意义。《中华读书报》名为“读书”，但更多地为知识界视作学术信息流播的渠道。《文汇读书周报》似乎还是脱不了沪上的闲适之风，文章多以小巧玲珑为主，少见有震撼力的大文章。进入2000年代后，各大报纸纷纷开辟“书评周刊”，不知是真的关心文化，还是要借势抢占市场，但这无论如何有可能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新京报》以其日报的气势做周刊，排版色彩都颇吸引人眼球，但文化含量明显不够，缺乏大手笔，尤其是每篇篇幅极有限，刚感觉读了个开头，已戛然而止；《经济观察报》做过一些尝试，但似乎未见明显的特色；倒是《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创办时间既久，版式思路亦较活跃，曾颇显现出试图“更上层楼”的态势，不知为何又停了。
一般来说，学术精英与文学精英（乃至政策精英），虽然都选择“以笔为旗”，但言说的策略会有很大的差异，或以学院派为依归，或以想象性为立场（乃至以影响政策为目标），彼此之间的沟通与理解会相距遥远。但在我看来，此处的文字，似乎为我们的思路，提供了很好的启发与范例，那就是虽然在根本上坚持精英立场，但在写作方式上应尽可能放下“学院架子”，采取贴近读者的方式，以朴素的方式与语言进行“有效沟通”。
书评的功用大焉，然论者似乎不能深察。中国每年出书总量位居世界之冠，而与拥有世界上最庞大规模的人口基数相比，购书量却极微。一个国家的国民精神与国民素质，取决于其“教育／修养”，而“教育／修养”除了传统的学校教育之外，立足于自身的“自我修养”，可能对个体的素质人格养成更为重要；而读书，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渠道之一。尤其是在数码时代以无可抗拒的席卷之势汹涌而来之时，读书，更成了卓然自立、冷静应对的重要方式。所以，书评的意义，很可能会间接关涉到国民素质与精神的构建，岂能不予以足够的重视？
从另一方面来看，在“精英”与“民众”之间，确实需要这样的“沟通平台”。对于中国正在形成中的“书评时代”而言，相对闲适淡雅的读书小品和严肃认真的学术文章，都有存在的必要，不可“或有偏废”。“文化书评”更关注大众阅读，具有为社会一般读者提供精神养料的功能；而“精英书评”则更要求文章的“行之有文”，兼及思想的“进激之力”，它应当具备在“时代关怀”之后的“智者省思”的效用。对于公共舆论的功用，布迪厄曾有非常明确的认识，他甚至不仅以“权力场”作为社会生活中横贯始终的大场，还直言不讳地说：“知识界是角斗场”，且其自主性受外来影响最大者，就是新闻界。陈平原先生虽然也对媒体与利益驱动有关的推波助澜深有疑惑，但仍强调“只有改变目前中国学界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巨大隔膜乃至某种程度的互相敌视，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才可能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陈平原：《当代中国人文观察》第19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所以，在我看来，未来的“精英媒体互动”，既不可能因为其可能出现的“媚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