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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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71年冬天，俺答改变宗旨，愿意约束各部不再犯边，而以赏赐给他的津贴和互市的权
利作为交换条件。廷臣讨论之后鉴于和平的局面对本朝有利，所以接受了他的提议，还
封俺答为顺义王，其他部落首领也分别给予不同的名义。
俺答对这修好的条约忠实履行不渝。他去世以后，儿子黄吉台尚能维持现状，到了
孙子接力克，就已经没有约束各部落的能力，全蒙同盟名存实亡。在甘肃、青海间活动
的卜失免和火落赤两部，尤其不受节制，经常向西南方向骚扰。一旦被质问他们就声称
是“抢番”，即抢劫这一带的回、藏诺部，而并非侵犯天朝。这种做法使他们既保持了
赏赐和互市的利益，又保持了行动的自由。
1590年，本朝的一个被称为“方大醉”的下级军官，听到军士报称蒙古骑兵侵掠边
境，他就单人独马冲到出事的地方。蒙古人准备答话，此人乃一介武夫，一言不发，举
刀就砍。蒙古人在退走时拔箭射中了这位莽汉，致使他第二天疮发身死。于是军中群情
激愤，坚决要为他报仇。洗泥副总兵李联芳追逐敌军，遇伏阵亡。报告送到北京，议论
就哄然而起，大都主张停止互市，出兵作战。顺义王褡力克也作了战争的准备，渡过黄
河，即将陷洗河，入临巩。情势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然而在申时行看来，情况并非没有缓和的可能。他不能相信格力克已经下定了全面
战争的决心，因为他的同盟并不团结，并不是每个部落都愿意放弃互市的利益而与本朝
作战。如果和平的希望没有断绝就决心接受全面战争，这不能说是明智的办法。边境上
发生这样的事件，确实暴露了本朝的弱点，增加了蒙古人的野心。但补救的办法不在于
发动战争而在于巩固内部的力量。如果边防军的空额都已补足，各边镇的仓库充实，以
游牧民族耳目之灵通，他们是断乎不敢轻易挑衅的。如果边防的情况依然故我而本朝与
蒙古人贸然交兵，纵使在局部地区取得胜利，这联绵几千里的边防线，终归是要被对方
冲破的。说到底，即使本朝的军队获捷一百次，也不能宣布占领了大沙漠；而对方取得
一次决定性的胜利，则可以使本朝彻底垮台。
这一次处理边境危机的经过，更清楚地阐释了我们帝国的特质，从此中看出：军事
机构受文盲控制不是没有理由的。边防需要作出全面计划和长久打算，动员的程度则既
不可过低也不可过高。一般说来，全国的情况有千差万别，不容许中枢见事过问。因之
皇帝的领导多少带有抽象性，应当集中全力鼓舞臣工，而不必在每时每事上加以处处干
预。然则在紧要关头，皇帝左右全局决定和战的领导力量，却又千万不能等闲视之。就
在这燥热的1590年夏天，申时行因为有了万历皇帝的支持，终于避免了一场以国运为赌
注的战争。对这使他更进一步地体会到了本朝传统的优越性：让年轻的太子受傅于翰林
学士，实在是高瞻远瞩。日后太子登极，翰林学士也被摆升，初为内阁中的副手，再遇
机缘遂成首辅，这不仅保持了中枢人事的连续性，而且凭着老师和学生的亲切关系，可
以使许多棘手的事情轻易而圆满地得到解决。
首辅和万历在1590年阳历8月25日的谈话，是记录中的最后一次。表面上看来，师
生君臣问的讨论似乎散漫无重点，而实际上申时行以极为谦卑的语调，达到了当面禀奏
的目的。磋商的结果，所有的总督巡抚都供职如故，没有人因为这次边境出事而被撤职
或受到其他处罚，这表明皇帝对边区各地方官的信任并未动摇；同时与俺答所订立的和
平条约至此已20年仍然有效，不因局部冲突而废止。首辅又提出，所有官军的防御不可
松懈，并应对卜失兔和火落赤两部特别戒备。再之则建议派遣一个重要的文臣去各边区
协调全部战略处置。这次在御前的谈话既经送交午门传抄公布，则中枢的决心已定，不
容置像。因之磨拳擦掌的主战派乃不得不稍事收敛。
之天之后，原来掌管京军训练、带有兵部尚书衔的郑雅被派为北方各镇的经略。这
时甘肃、青海边境的形势已经稳定，本朝的军队没有发动攻击，蒙古铁马大举内犯的可
能性也没有成为现实。1591年初，郑雄乘卜失免企图与大落赤会合的时候，突然袭击其
侧翼，截获了大批牛羊和其他给养，同时又按照申时行“清野’的指示，让青海的很多
回藏部落他移，并把蒙古人所建造的喇嘛庙和最近运来的木材付之一炬。很多草地也以
“烧荒”的方式加以破坏。格力克看到继续往西南移动没有前途，也就率领主力返回黄
河东北。此后蒙古人还将与本朝的将士在各处作小规模的交锋，但是，合并长城以外各
部并征服回藏以构成一个游牧民族大集团的计划，就只能永远放弃了。
首辅申时行的执政纪录相当复杂。他对边境问题的处理是否全部合适，即令时至今
日，也不是易于判断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总应该提到，就在这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辽
东巡抚注意到一个建州酋长正在逐渐开拓疆土，吞并附近的部落。他觉察到养虎将要贻
患，就派兵征讨，但是师出不利。他认为失败的原因，在其部下开原道参政不照命令行
事，而坚持其个人改剿为抚的主张。巡抚参劾这参政的奏折一到北京，被参者反而取得
到了京中监察官的同情，他们又出来参劾这位主剿的巡抚。申时行认为这完全是一件小
事，不值得引起内外文官的不睦；所以他又以和事佬的身份出面调停，建议皇帝视双方
的互相参劾业已彼此对消，也不再作是非可否的追究。于是这位酋长今后得以为所欲为，
而且还能够继续利用本朝内外官员的不和来发展他自己的千秋大业，此是后情，也不在
本书叙述范围之内。这位酋长并非别人，据当日记录称，他名叫努尔哈赤。若干年之后，
他的庙号则为清太祖。
很多历史学家没有提到申时行和持力克之间的这段纠葛，更想不到他和下一个王朝
的创业人还有过这一段因缘。在历史学家看来，申时行一生做官执政的最大功罪都应以
万历年间的立储问题为始终。
多数文官对申时行深感不满。最初万历皇帝起下了废长立幼的念头，就已经是不德
不义了。申时行身居首辅，他自应以去职力争，不得已就应当以生死力争。他是第一个
可以在御前说话的人。如果采取了这样坚决的态度，即使因此而去职甚至牺牲，他的继
任者也会不得不仿效他的做法，加上廷臣的舆论又是如此一致，皇帝就会被迫接受公议，
以后的僵局也就不会发生了。
作这样评论的人完全忽略了申时行的性格和他的处世方针。正由于态度温和，申时
行才获得皇帝的信任并建立了亲切的关系。多年来，这位首辅正是巧妙地利用这种关系，
促使皇帝的一举一动接近于文官集团的期望。天子既要使用他人间的绝对权威而又不能
掺进他个人的爱憎，这本来就不容易恰到好处，而要申时行采取硬性办法督促，事实上
也是无法做到的。
指斥申时行有意让皇帝拖延立储的说法是毫无根据的。官方记录所载，还在常询刚
刚出生的时候，他就曾呈请皇帝早立常治为太子。在问题刚刚露头的时候就以明确的方
式提了出来，见微而知著，不可以不谓为远见卓识。
立储问题会成为万历朝中的一大难关，申时行在受命册封郑氏为皇贵妃的时候可能
就有所预感。他当时位居文臣之首，这隆重的册封仪式自然需要他的参加和领导。他和
定国公徐文堂在御前接受了象征权力的“节”，在礼官乐师的簇拥之中向右顺门进发。
主管的宦官在门口恭迎。他们两人以在严稳重的态度把“货’、余印以及制册交付给宦
官，然后再由宦官捧入宫中接与贵妃本人。这一套安排等于宣告于全国臣民，封妃的典
礼既由朝廷中最高的文武官员主持，则被封的郑氏已非仅闺房之宠幸而实为国家机构中
的一个正式成员。以对连带而及的则是皇贵妃的地位仅次于皇后而在其他妃嫔之上，那
么来日她的儿子常相可能继承皇位，就不能说是全在廷臣预闻之外了。
但是万历皇帝却坚决地否认这种关系。他说册妃与立储是两不相干的事。申时行在
册妃之地曾奉万历之命，作诗歌咏其事。诗中有云：“汉殿俱矜宠，秦台早得他，今朝
橄李赋，参和《小星》篇。”他深感天子虽为天子，仍不免有闺房儿女之情，因之万历
提及他和郑贵妃的关系，申先生不置一辞。他还理解，皇帝仍然是一个有血有肉的
“人”，也有他理智和感情的交战。关于立储一事，申时行自始至终主张忍耐，等待万
历改变主意，他的是上兼学生不是一个没有理智的人，假以时日，他自己必然会对这问
题找到合理的解决，而施加压力则于事无补。
日后事态的发展证明首辅的估计并不正确。时间并没有成为有利因素。他在文渊阁
八年半的任期中，接触过各种复杂的人和事。他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办事方针，
并不能永远做到弥息补照，相反，有时造成的严重后果，竟会大大超出他的始料所及。
申时行在1583年担任首辅。开头的两年，他的前任张居正一案得到解决。这个问题
一天不弄得水落石出，万历和他的老师就一天不知道彼此的真正意图。到了1585年，这
一大案件才被彻底了结。于是此后有好几个月太平无事。到了1586年初，常询出生，郑
氏被册为皇贵妃，立储的争执已经肇始。但就在这前后，万历已经发现他想做的事情统
统不能做到，于是他想励精图治的念头就一天天减退。随之而来的是臣下的奏疏中指斥
他荒怠的字眼也越来越无忌讳。有一本奏折上说，如果皇帝不接受他的意见，天下臣民
必将视之为无道，而列祖列宗也必将痛哭于九泉。皇帝刚刚批示说此人语无伦次，应当
降级外调，另一个人跟着奏上一本，内称皇上的未批不甚合适，那位进谏的人乃是忠臣，
不但不应降级，而且应当表扬奖励，以表现虚怀纳谏的人君风度。这种“上下否隔”的
情形既已开端，至1587年就更加恶化。
申时行是一个敏感的人，他具有窥测旁人心情的能力。他办事的原则基于对本朝政
治制度的深刻了解。在这种特殊的制度之下，人君和人臣务必互相迁就互相让步。倘不
如是，一方面坚持大义所在，丝毫不放松，则只有逼使对方采取消极态度。臣僚可以请
求辞职，首先由个人“乞骸骨”而延及集体，如果被革职，反倒被视为荣誉；皇帝不能
让位推贤，他所能采取的方式是怠工，即不出面主持礼仪，不见群臣。1587年，当首辅
申时行还只是顾虑到有这种可能性时，万历的朝廷已经朝这个方向迈进了。
在这一年还未到岁暮之际，皇帝所使用监视内外的秘密警察遭到了攻击。东厂直属
于司礼监，下辖锦衣卫，其秘密情报为皇帝处理政务所不可或缺。情报的内容非常广泛，
包括市场上重要商品的价格、各个城门的进出人员和交通工具、北京市内火灾的情形等
等，其中又万不可少的一部分，乃是从各处窃听得来的谈话。这种情报机关在本朝已有
两百年的历史，早已成了政治体系中之一环。平心而论，在本朝历史上，万历皇帝不能
算是过分地运用厂卫钳制臣燎的君主。然则对百官来说，特务机构总是无形的枷锁；政
治上的迫害先不说，即使“家中米盐琐事，官中或传为笑谁”，巴山也大大地损害了他
们的自尊心。他们早想动手制裁厂卫而苦于没有找到恰当的机会。
其后冲突的导火线出人意外。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