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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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
作者：张文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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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个世纪末以来，中国的安全环境已发生巨大变化。台海危机尚存；南海时有纠纷；日本军国主义甚嚣尘 上，在扩军同时抛出了“周边事态法”，最近甚至向海外派兵；印度核试验以中国为首要目标；美国加紧实施T MD、NMD计划，西方大国已在中国东部拉起一条从韩国、日本、台湾到南中国海的环岛连锁。
在使馆可无端被炸、西方大国可绕过联合国对一个主权国家随意发起战争的情况下，中国安全状况到底如 何？又该如何应对？请看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副研究员张文木博士的精辟分析。
自序：民族、国家与全球化
引言：二十一世纪：战争还是和平？
第一编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
●科索沃战争与中国新世纪安全战略
※制海权、制空权：中国安全战略的基石
※东急西重是当今中国安全环境的特点
※没有现代化的海军，中国肯定就没有伟大的未来
※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
●亚太大国政治中的台湾问题
●台湾问题与中国前途
●世界军事技术革命与中国未来安全
●亚洲金融危机与中国政治安全
●中国的西部开发与民族复兴
●全球化是“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
●中华民族思想解放历史进程及其经验借鉴
●中国国家安全哲学
第二编美国对华政策与中国安全
●从海湾到台湾——冷战后美国亚太外交政策分析
●美国的石油地缘战略与中国西藏新疆地区安全
第三编影响中国安全的周边形势
●中日关系与二十一世纪日本的持续发展
●印度的地缘战略与中国西藏问题
●世界地缘政治体系与印度未来安全
●南亚——大国利益新的交汇点
●世界霸权与印度洋──关于大国世界地缘战略的历史分析
●悄然复兴的亚洲民族主义——从印度人民党崛起说起
●危险的信号
●世纪之交的巴基斯坦形势与走向
●核试后的南亚形势与走向
结束语：枪杆子里面出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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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国家与全球化
在一次会议上，有国外学者与我交谈，称我文章观点较“强硬”，后又有其他朋友也带来类似的海外报道。
面对这些能说些什么呢？
我能说的是，人不管在什么时候都应实事求是。“实事”是研究即“求是”的出发点。我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是中国，我研究的目的是探索如何使中华民族在新世纪崛起。这是从孙中山到邓小平孜孜以求而今日中国人更不能放弃的目标。
有人会说，这未免太理想。在世界政治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国家、民族及其情结，将作为特定的历史现象而消失。
我则认为，这种见解未免偏颇。看看以色列人的爱国主义吧。二战前的犹太人只知个人发财，哪知民族国家，但当希特勒为犹太人架起一座座焚尸炉的时候，犹太人——尽管为时已晚——才真正意识到国家民族的意义。极而言之，今日犹太人的爱国主义意识和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结，并不是上帝赐给的，而是在纳粹焚尸炉中炼出来的。那么，作为已经历了半个世纪和平的中国人来说，难道还需再经历一次“火烧圆明园”和“南京大屠杀”那样的惨痛才能使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再次复苏吗？
事实上，正是发轫于英国的资本全球化进程才促成了从法国大革命开始并在20世纪前半叶在世界范围普遍实现了的现代国家和现代民族意识的觉醒，正因此它们也不会因经济（实则是资本）全球化进一步发展而消失；相反，现代国家和民族的意识将作为全球化的对应现象永恒地存在于未来历史的现实运动之中，并作为历史前进的动力之一而发生作用。
有人会反问：在人类已高度“文明”、经济已高度全球化的今天，那样不文明的历史还会再现吗？
怎么不会。不信就看看西方人是怎样用导弹铺盖伊拉克和南斯拉夫天地的；如果我们再看看美国在西太平洋构建起的从日本经台湾再到菲律宾明显针对中国的环岛锁链，看看日本右翼势力对“南京大屠杀”所持的睁眼说瞎话的态度及台湾李登辉在《台湾的主张》中所提出的联合日美肢解中国、消灭中华民族的计划，有谁可以肯定，19世纪的历史悲剧不会在21世纪的中国再次降落？殷鉴不远。唯一能在二战后与美国一争高低的苏联已被分解。今天俄国人及曾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的南斯拉夫已对西方的所谓“伙伴关系”有了更深切的认识，其民族和国家意识在痛定思痛之后开始复苏；正是这种转变才使得俄国政府在解放车臣的行动中获得人民的巨大支持。进入新世纪的俄国已开始强力崛起，那么，留给中国的难道是使中国在民族和国家整体意识日益沉落、阳刚之气日益丧失、军事自卫手段日益减弱中坐以待毙吗？
应当看到，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之一的西方民主却是以西方国家对世界有限资源的不文明强力垄断为实现条件的。这样便产生了当代文明中特有的“二律背反”现象，即西方国家的内部民主是靠对外关系，尤其是对第三世界关系中的不民主和不文明来维持的。在西方国家内部，人民享受着较高的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而在对外交往中，却充斥着文明的北方国家对南方国家展开的不文明的战争。结果便出现这样的局面，即文明国家打着“文明”的旗帜，用不文明的手段，打败和肢解有潜力挤入“文明国家”行列的南方国家。昨天，苏联全盘接受了西方的意识形态和经济制度，西方“文明国家”国家促成了苏联的解体，现在他们的目标又对准了已选择了市场经济取向的中国。
还有人会说：经济全球化是21世纪的大趋势，在这个趋势下，民族国家意识将为世界意识所代替；在这个过程中，只要人民生活得更好，至于有没有民族和国家，或是什么样的民族和国家，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幸福本身及由此产生的幸福过程。
实际上，民族意识本质上是要求自己决定自己命运的意识。幸福有两种：一种是掌握自己命运时的幸福；一种是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他人，作为交换而产生的幸福。记得马克思在早期手稿中提到“野猪的自由”，这实际上讲的就是自己掌握自己命运而产生的幸福。与野猪相比，能够充分享受现代文明的家猪，尽管活得（甚至死的即被屠杀的条件）非常现代化，但它却不能主宰自己的生死。难道我们需要的就是这样的“文明”及由此产生的“幸福”过程吗？当然不是。但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也确实有相当一些人沉浸在所谓“现代文明”的混汤中不能自拔，按着西方人的意愿自己拔掉自己那些看起来不太“文明”的利齿（即国家和民族意识），幻想以更“文明”的形象，使西方人满意，从而能过上更“幸福”的生活。这种幻想在戈尔巴乔夫那里曾达到忘我的程度，但在普京时期却彻底地被俄国人所抛弃。今天的俄国人开始脚踏实地，开始运用在西方人看来不那么“文明”的军事手段成功地解决了与国家命运攸关的重大问题。与此相反，南斯拉夫多年来已使自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成就在世纪末战败的瞬间却化为废墟。
毋庸置疑，全球化——与其发生互动关系的民族化——是一个历史的进程。但是只有在掌握自己政治命运的时候，民族国家从全球化进程中获得的经济成就才是有意义和靠得住的。而得以使自己掌握自己命运的手段，主要不是金钱本身（二战前的犹太人有的是钱）而是由金钱及时转化出来的强大的即能在全球范围内保卫国家利益的军事和国防力量。全球化不能不包括军事自卫手段的全球化。中国的军事力量若不能为已进入全球化进程的经济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起到“保驾护航”的作用，那么中华民族从孙中山到邓小平近百年奋斗所获得的今天这样的成就，非常可能在中国即将崛起的前夜就为西方人所毁灭。为此，我们根据时代的变化，制定出新的即在国家经济政治参与全球化的同时，也要从全球范围内审视和保卫国家利益的安全战略，迅速增加国防力量，这对于实现邓小平为我们制定的本世纪国家发展目标，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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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战争还是和平？
＇显而易见，我们所处的时代没有超出邓小平同志的基本判断：“世界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和平与发展并没有成为现时代的主题，而只能是现今大多数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正在努力追求的向往。本文在此要特别指出，目前的问题在于，即使是邓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初发现并及时抓住的和平与发展的历史“机遇”，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也正在减少，对此我们应及时警觉，以避免因对时代判断错误而产生决策失误，并由此再次拖延中国现代化进程。＇
新世纪降临的时候，也往往是人们对未来的期盼最富诗意，因而也是最易破灭的时候。1897年，就在历史即将进入20世纪的前夕，英国维多利亚女王举行庆祝在位60周年的盛典，英国全国上下歌舞升平，对即将来临的新世纪充满和平与发展的期盼。“当时形成的所谓维多利亚史观。把欧洲的繁荣与进步看成是‘自由’的成长与发展史。这种史观到20世纪初得到广泛传播”。＇1＇包括欧洲的社会主义者在内的大多数人都对恩格斯关于帝国主义大战已为期不远的警告＇2＇置若罔闻。7年之后即在英国殖民扩张和海外投资和利润达到高峰的1914年，世界便发生了第一次大战。残酷的战争打碎了人们关于新世纪的梦幻。人的通病在于不愿直面惨淡的现实，正因此人类才一次又一次重复昨天的错误。现在，我们又来到新世纪的门槛，今天的人类还会不会重蹈旧辙？这取决于我们，特别是我们的政治家们是否有足够的政治智慧来认识我们的时代并把握其历史进程。
一、我们处在一个怎样的时代？
现在人们常说我们所处的是一个“和平与发展时代”；但我们也不能忘记（目前有许多人确实忘记了）；我们同时也处在历史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的大时代。自英国资本中心在世界确立，世界便开始了“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3＇即从狭隘的地域性的历史向世界性的历史转变；从与人的本性敌对的资本主义的历史向消除这种异已力量的社会主义的历史转变。马克思用毕生精力，揭示出的就是这个道理。当资本主义还处在上升阶段的时候，由英国资本中心生发的资本扩张（首先是在欧洲大陆的扩张），还具有反封建的进步意义，因而作为社会主义的自觉力量（无产阶级）和自然力量（生产力的社会化运动），尚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从属地位。到70年代，随着世界殖民市场的开发以及随之而来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的巩固，资产阶级在开始向昨天的同盟者无产阶级宣战的同时，也开始与世界各地的封建势力结成同盟。1870年巴黎公社革命的失败标志着资产阶级开始由进步转向反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成了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这一大历史时代的基本矛盾。资本向世界扩张的同时也使这一基本矛盾日益带有世界的性质；随着来自殖民地的高额利润向宗主国大量回流，及由此产生的那里的工人阶级贵族化后果，原来存在于资本宗主国内部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便转化为世界性的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的矛盾。俄国十月革命以后，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产生的新的起点并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性的进程。这时民族问题已与社会主义问题联系一起，这时历史日益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问题联在一起。这样，十月革命迄今的历史便与被国际资本压迫的民族解放这一历史主题联系在一起。资本向世界扩张使世界分为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地区，使国际关系分为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关系，这样便产生殖民地国家要求摆脱宗主国政治和经济依附的政治经济要求。政治要求的实现需要政治革命的完成，经济要求的实现需要经济革命的完成。而资本扩张中必然产生的国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规律及由此产生的资本主义国家间的矛盾冲突，使宗主国…殖民地的关系难以持久维持：第一次世界大战使俄国走上独立的社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