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9年合订本-第4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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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心绿地”最初成立的时候只是网络论坛上的一个提议，因为大家都有一个做好事、帮助他人的想法，于是就凑在一起说：虽然我们没什么钱，但可以出力啊。又因为大家都是年轻人，所以选择了去福利院做义工。刚去的几次，福利院的人还不接受这些“小朋友”，认为他们三分钟热度，只是来玩玩的，“做事毛手毛脚，自己还没有管好，怎么带得了两三岁的孩子呢？”虽然没有被允许照顾孩子，但大家仍然每周去福利院帮助大扫除，从一点点小事做起，修补门窗，添置玩具，给孩子们买吃的东西……渐渐地，就树立了“爱心绿地”的牌子。
虽然，照看孩子对年轻人来说是有一点点玩笑，但是他们有一份爱心，有一份学习的心，那么一切都会变得容易起来。福利院里的孩子们因为生理缺陷没有机会上学，于是“爱心绿地”就为他们开设了特殊的小课堂。先在网上招募志愿者做小老师，然后请一些有教育经验的会员设计课程，就这样一周5次的小课堂就办了起来。这几年来，“爱心绿地”的义工活动不断延伸开去，从最初的抱抱孩子，给他们喂饭，到教孩子们上课，带他们去公园过六一儿童节……现在，很多人都成了孩子们的干爸干妈，一周不见如隔三秋，碰到节假日他们还会把孩子接到自己家里去住。人多了，活动多了，免不了要考虑经费的问题。平时日常活动的所有费用都由会员分摊，但是遇到一些特殊的情况，比如去年有个孩子得了急性阑尾炎要做手术，带孩子们出去玩时要租车，小课堂需要采购文具……“爱心绿地”成立了一个基金会，进行统一协调。至于经费的具体来源，大家都在论坛上群策群力。办一场爱心拍卖，把自家不需要的东西拿出来，拍得的收入就归基金会所有。有的人还动起了自家公司的念头，在一家外企做公关的王小姐，就向老板提出，公司每年都要搞慈善募捐，与其把那些钱捐到一些不着边际的慈善机构，还不如拿出其中的一部分资助给“爱心绿地”，她的老板也觉得这个想法很好，承担了福利院孩子们每年的医药费。年轻人运用智慧的头脑和先进的科技，完成了一桩桩充满爱心的好事。 年轻人有他们的办法，中年阿姨们也有自己的方法。胡阿姨最初是在病房里结识她的那些姐妹们，大家在一起聊天的时候，有个护士长和她说起了一个贫困学生的情况。然后通过王仁华的介绍，她结识了那个向明中学高一的学生。说起王仁华，她其实是这个群体的开创者和核心人物。说起为什么会建立这个团体，她回答得很简单，“因为一个人的力量太小了。” 起初，王仁华去市重点中学寻找那些品学兼优，却又家庭贫困的学生，找到一个就资助一个，但时间长了，她发觉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就找上身边的朋友邻居，说服她们一起来资助，慢慢地就建立了这样一个团体。这样的资助方式很简单，很纯粹，每个人手里有两三个资助对象，经常给孩子们打电话，关心他们的学习和生活，孩子们也同样把她们看成是自己的亲人。
曾经读过这样一个故事，一个贫困山区的女孩收到了从大城市里寄来的捐助给他们过冬的棉衣。她发现给她的那件衣服口袋里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地址，还有一句简单的话：你能收到我的衣服，也算是我们有缘，如果将来你有什么困难，可以来信告诉我，我一定会帮助你。女孩一直收藏着这份好心，但她不想麻烦人家。8年后，女孩考上大学，但是家里无力承担她的学费，她想起了那张纸条，或许这是她绝望人生的一次转机。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给对方。没想到，她竟然收到了回信，并且还得到了资助。此后，女孩每年开学时都会及时地收到一笔学费……女孩在即将毕业的时候和这个素不相识的好心人见面了。原来这个好心人也只是一个下岗工人，家里并不富裕，但是想到多年前对女孩的承诺，想到这些钱对一个农村女孩来说有多么重要，她还是坚持这么做。
这样的故事在王仁华她们的姐妹团里经常上演，每个人都能在付出的同时，体会到一段美妙的真情。就好像三毛说的：送人玫瑰，手中留有余香。
也许有的人说，做这点点事情算什么呢？我也可以啊！是的，我们也相信大多数的人都是可以做到的。但是并没有很多人在做。古人云：勿以善小而不为。慈善虽然是千秋百业的大事，但是做好事却是可以从我做起。
不图什么却得到不少
有人要问像施小姐、像胡阿姨这样的人，出钱出力帮助别人，到底是图什么呢？仅仅是因为想做点好事吗？还是想为自己积德？或是要得到受恩一方的感激？
想找几个“爱心绿地”里的成员问问他们的想法，可是他们的回答是，不接受媒体的采访。原来，在“爱心绿地”的成立之初，就有了这样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接受任何媒体的采访。或许是他们不想太过引人注意吧，又或许他们是怕别人觉得他们是为出名而做这些好事，又或者他们真是觉得这点事情是微不足道的，没有报道的必要。那么我们只有到“爱心绿地”的论坛上去看看这些年轻人都在聊些什么，或许能从中体会出他们的想法。
在论坛上，大家都聊得很起劲，很多人都说在“爱心绿地”里认识了很多新朋友，每次活动都很开心，看着那些被帮助的孩子露出灿烂的笑容，让他们觉得是释放压力最好的方法。其实，这些年轻白领平时都要面对紧张的工作，没有很广的社交圈，没有朋友可以聊天，“爱心绿地”的出现，一方面可以让他们为社会做点事，另一方面也是让他们有了认识更多朋友的机会。不同地方、不同行业，原本可能永远也聚不到一块的人因为“爱心绿地”走到了一起，生活多了更多的乐趣，也出现了更多的可能。比如，某某推荐了一个很好的英文课程；某某向自己提供了一个很不错的招聘信息；某某帮自己解决了一个工作上的难题。他们因为帮助别人而相聚到一起，所以他们每个人都能敞开心扉、坦诚地面对其他人，没有任何的功利，也因此他们能走得更近。更令人开心的是，“爱心绿地”里常常传出佳话，很多良缘在这里结下。
28岁的小张在“爱心绿地”已经有两年了，每个周末他都会去福利院看望他的“干儿子”聪聪。聪聪是个孤儿，小张觉得他很可怜，所以经常带礼物给他，还带他出去玩。没想到半年前，聪聪又多了个干妈。干妈是新加入“爱心绿地”的成员，姓王，比小张小两岁。小王也跟聪聪很投缘，所以她和小张这个干爸就常常带着他们的“儿子”去公园、去游乐场。起初，他们两个被聪聪“爸爸、妈妈”地叫着，还有些害羞，谁知到后来弄假成真，如今他们真成了一对。这样的佳话在“爱心绿地里”经常传出，让人羡慕不已。
在得到情感的寄托之余，参加慈善活动，也在无形中锻炼了自己的能力。因为“爱心绿地”的每次活动都是由大家亲自策划、组织、筹备的，烦琐的事情有一大堆，如何多方协调，搞好这些活动，对年轻人而言，也算是一种锻炼。
这些年轻白领在付出的同时，得到了历练、朋友、甚至是姻缘，那么像王仁华、胡惠君她们图的又是什么呢？胡阿姨的一句话，或许能给我们一个最好的答案。当她收到她资助了3年的学生寄给她的上海交通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她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这是给她的最好的回报。说这话时，胡阿姨的眼眶显然有些泛红，她一定又回忆起了那一个让她激动不已的时刻，就好像是自己的亲生子女考进大学一样，而那种满足和欣慰恐怕比做父母的还要包含得更多。对子女的付出，有时还包含了一种义务，是不得不做的。而对于资助的学生，她寄予了更多的希望，她希望她的付出没有白费，她希望她的付出得到回报，这份回报就是看到资助的学生能有出息。
如此看来，是不是会让人觉得做好事其实也是有价的呢？难道读书不好的学生就不值得捐助了吗？可是胡阿姨很坦然，也并不觉得这其中有什么功利色彩，因为她也从来没声称自己有多无私。她知道自己的能力是有限的，她能帮一个、两个、三个，但是帮不了几百、几千个。所以，她必须有所选择地帮助，所以她只能挑那些品学兼优却家境贫困的孩子，才能让她的付出获得最大的成效。她不图她资助的孩子将来对她有什么物质上的回报，她只希望因为她的付出，能让这个社会减少一两个因为生活所迫而被埋没的人才。
现在，每当到了中秋节、新年这样的节日，胡阿姨家就会特别热闹。她资助的那些孩子或者是受过她帮助的人都会来看望她。哪怕有些孩子因为工作关系，没时间赶来，但只要一个电话，胡阿姨也会心满意足，因为她知道这些孩子心里有她，而这些孩子今天获得的成就越大，她的满足和骄傲感就越足。你能说像胡阿姨这样帮助别人，图什么吗？她真的不图什么，但真是什么也不图吗？其实也不是。她图的是心里的安乐，是需要用心去体会的内心的满足。
本文摘自《读者》2007年第05期P30
10斤高粱米
姜孟之
1961年是我国3年自然灾害中最困难的一年。城镇居民人月口粮27斤半，全国都在饥饿中。当时我在大连读高三，在学校的一次义务劳动中伤了腰，卧床不起，母亲陪我在金家街养伤。母亲当时没有经济收入，姐姐在黑大哲学系读书，靠每月18元的助学金生活。放寒假了，因为没钱买火车票，她不能回大连过年，辅导员朱老师知道了，学校发给她从哈尔滨至大连的往返火车票钱，姐姐才得以回家过春节。
姐姐到家后，去粮店把粮本上仅有的我和母亲两个人下半月的27斤半口粮领回来了。妈妈掂掂粮袋子说，不止27斤半。说完，去邻居家借来秤，一称37斤半，多给了10斤高粱米。妈妈欢喜地说，老天听说我闺女回家过年，特批给10斤粮食。姐姐是党员，说，送回去吧。妈妈说，这年头，抢粮还抢不到手呢，到手的东西哪能送回去。姐姐说，粮店月末点库，少了10斤粮食售粮员要受处罚的。妈妈说，有这10斤粮补贴，咱娘仨能过个饱年，送回去可惜了。姐姐说，咱们不能占国家的便宜。妈妈被说服了，姐姐背起粮食去粮店退粮。
几个售粮员见我姐姐背着粮食袋子回来了，谁都不理她。姐姐来到给她秤粮的售粮员跟前说，同志，您称错秤了。那个售粮员警惕地说，谁称错了？你怎么随便诬陷人！姐姐说，我回家称了，确实错了。售粮员鄙视地说，粮店有规定，出了粮店门，一律不负责。粮店订出这样的制度也是出于无奈。有的居民把粮领到家，倒出一两斤的，再背回粮店，硬说给的不够秤的事儿时有发生，因此，粮店规定：售出的粮食，出了粮店门，短斤少两的粮店一律不负责。她哪知道这次不是短斤少两，而是多给了10斤粮食。姐姐说，咱们把丑话说前头，等月底你们点库少了10斤粮食，找我我可不认账。说完背着粮食就往外走。粮店负责人追上去问怎么回事？我姐姐回过身来说，刚才我领的27斤半粮，回家一称是37斤半，多了10斤，想背回来退给你们，可你们说有规定，出了粮店门，就不负责任了，那我只好背回去。负责人笑着说，请把粮本给我看看。他看过粮本，接过粮袋子，放到磅秤上一称，果然多10斤。他验完面袋里的粮食，对我姐姐说，谢谢您！刚才店员的不礼貌请原谅！说话间，便把多给的10斤高粱米倒回去了。但是后来听说，那位售粮员还是被开除了。
1963年我康复了，到黑龙江省的伊春林区工作，姐姐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工作，我们再没去过大连。
2000年我有个去大连的采访任务。姐姐打电话嘱我，到大连，替我找找那位被开除的售粮员，当时我若不去退粮，她也许不会被开除公职，40年来，我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件事，觉得对不起她，你找到她，替我说声对不起，如果她生活上有困难，我可以接济她。
采访完了，我预定了返程火车票，利用等车的时间去金家街寻访那位40年前被开除公职的售粮员。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一位粮店退休职工，在他的帮助下，终于找到了那个当年的售粮员，她现在是一家建材公司的老板了。
她叫崔文娟，看上去一副40多岁、白领阶层、中年妇女的模样；其实她应该60多岁了。她见到我们便问有什么事？我就开门见山地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