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9年合订本-第18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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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一家新闻媒体，曾经做过一份问卷调查，在问卷中有这样两个问题：
“如今我们这个社会最需要树立的风气是什么？”
“如今人们最缺乏的品德是什么？”
最后调查的结果显示，这两个问题的答案居然是一样的，那就是：“诚信！”
信用已经成为了个^和企业的“第二个身份证明”，如果一个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失去了诚信，那么就不会再有人愿意与其合作。而如果商家失去了诚信，它也不能再在市场上立足。国家如果失去信用，那么社会的稳定与政治局面将会受到影响。经济不能持续发展，国民也不可能富强。而一个缺乏诚信意识的民族，也绝不可能在世界民族之林占有一席之地。
当今社会，信用才是道德的核心。诚信意识就是信用意识，市场经济就是法制经济，从某种意义上说，信用经济，就是以诚为本，诚以信为基，信以德为源。
现在，一说起中国人的诚信问题，就会有很多人拿西方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与之相比。他们会说在国外人们是怎样遵守公德，如何的文明，而反过来看中国人的素质，实在是无法相比。
中国人产生这样的想法，并不能说是崇洋媚外，主要就是现实生活中的环境逼迫而成的。身为礼仪之邦的国民，中国人自己都不讲诚信实在是件令人心痛的事情。其实，并不是因为中国人不具备遵守诚信的素质，而是因为缺乏一个诚信的大环境，缺乏建立和维系诚信的保障和力量。
诚信在社会伦理体系中，是基于最底层的，它的建立、维系和普及，必须通过四种力量来实现：良好的职业道德，广泛的舆论监督，健全的法制及严厉的监督。
“民法通则”第四条规定：“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平等、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在市场经济下，各种事实都说明市场经济是靠竞争来配置资源的。但在自觉重信誉、守信用的制约环境里，人们就不会感受到法律的强制力。于是，重塑诚信，亟须重典，加大对失信者的法律制裁力度。但是直到现在，在中国依然还没有完整的—套行之有效的对失信者的惩戒制度。
宣传诚信，不仅要靠道德规范的约束，同时也要靠法律来进行约束。
第一，要减少诚实守信行为的代价和成本，不能使讲信用重信誉的人成为事实上的吃亏者。
第二，坚决不能让背信弃义、欺诈制假的行为，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行为。例如，不能让假话、假数字成为提高政绩的帮凶；不能让假合同、假冒伪劣产品成为可以牟取暴利的工具……这样下去必然会形成一种负面的映射。
每当这种事情发生，国家的惩治机制一定要及时启动，使那些假冒伪劣的产品不能代替真的产品，使不恪守诚信者不但不能从中受益，而且还要加大成本，并受到严厉的惩处、罚款，为自己的行为付出沉重的代价。只有这样，重塑诚信才可以得到保证。
在中国，诚信自古以来就是人们所推崇的品质。古人曾经说过：“真实无妄，始终不息，表里不杂，谓之诚；徇物无违，四端百行，必以其实，谓之信。”诚信是安身立命之本，是经济发展之本。
社会是由每个人组成的，所以人人都要从自身做起。培养好自己的诚信人格，只有这样，社会才能成为一个诚信的社会。中国的传统文化一直纠来都在强调“诚信”二字，“人无信不立”。信用在一个人的品质中是最重要的一部分。
有失诚信，也许是一个企业的失范行为。不过，稍做深入的分析就会发现，这已经成为了整个社会和民族的道德失范。以及一个民族的悲哀。
政协委员周晋峰对于已经危及我们每个人正常生活的“诚信危机”感慨万分，并提醒大家应该清楚地认识到市场经济现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提醒大家应该树立诚信，因为那已经是一种稀缺资源。
经济学家厉以宁也曾说过：“一个国家信用体系的崩溃，不仅仅会造成经济上的损害，还会对整个社会体系形成深远的影响。而重建信用体系将会使交易活动正常化，使一些违背信用体制的行为和个人受到抵制，使人们在投资和消费中，变得更有信心，同时也将极大地维护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信用是建立在诚实可信的基础上的，而心理承诺和契约实践相结合的意志和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信誉是诚实品德的社会评判，信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这些都是经济生活、社会活动应该遵循的一个行为准则。中国正处在市场经济的转变时期，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发展来讲，弘扬以守信为特征的市场经济道德，消除道德秩序的混乱，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3期P36
我和橘皮的往事
●梁晓声
多少年过去了，那张清瘦而严厉的，戴六百度黑边近视镜的女人的脸，仍时时浮现在我眼前，她就是我小学四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想起她，也就使我想起了一些关于橘皮的往事……
其实，校办工厂并非是今天的新事物。当年我的小学母校就有校办工厂。不过规模很小罢了。专从民间收集橘皮，烘干了，碾成粉，送到药厂去。所得加工费，用以补充学校的教学经费。
有一天，轮到我和我们班的几名同学，去那小厂房里义务劳动。一名同学问指派我们干活的师傅，橘皮究竟可以治哪几种病？师傅就告诉我们，可以治什么病，尤其对平喘和减缓支气管炎有良效。
我听了暗暗记在心里。我的母亲，每年冬季都被支气管炎所困扰，经常喘做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可是家里穷，母亲舍不得花钱买药，就那么一冬季又一冬季地忍受着，一冬季比一冬季气喘得厉害。看着母亲喘做一团，憋红了脸透不过气来的痛苦样子，我和弟弟妹妹每每心里难受得想哭。我暗想，一麻袋又一麻袋，这么多这么多橘皮，我何不替母亲带回家一点儿呢？
当天，我往兜里偷偷揣了几片干橘皮。
以后，每次义务劳动，我都往兜里偷偷揣几片干橘皮。
母亲喝了一阵子干橘皮泡的水，剧烈喘息的时候，分明地减少了，起码我觉着是那样。我内心里的高兴，真是没法儿形容。母亲自然问过我——从哪儿弄的干橘皮？我撒谎，骗母亲，说是校办工厂的师傅送给的。母亲就抚摸我的头，用微笑表达她对她的一个儿子的孝心所感受到的那一份儿欣慰。那乃是穷孩子们的母亲们普遍的最由衷的也是最大的欣慰啊！……
不料想，由于一名同学的告发，我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先是在全班同学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后来是在全校同学眼里成了一个小偷，一个贼。
那是特殊的年代。哪怕小到一块橡皮，半截铅笔，只要一旦和“偷”字连起来，也足以构成一个孩子从此无法洗刷掉的耻辱，也足以使一个孩子从此永无自尊可言。每每的，在大人们互相攻讦之时，你会听到这样的话——“你自小就是贼！”——那贼的罪名，却往往仅由于一块橡皮，半截铅笔。那贼的罪名，甚至足以使一个人背负终生。即使往后别人忘了，不再提起了，在他或她的内心里，也是铭刻下了。这一种刻痕，往往扭曲了一个人的一生。改变了一个人的一生。毁灭了一个人的一生……
在学校的操场上，我被迫当众承认自己偷了几次橘皮，当众承认自己是贼。当众，便是当着全校同学的面啊！……
于是我在班级里，不再是任何一个同学的同学，而是一个贼。于是我在学校里，仿佛已经不再是一名学生，而仅仅是，无可争议地是一个贼，一个小偷了。
我觉得，连我上课举手回答问题，老师似乎都佯装不见，目光故意从我身上一扫而过。
我不再有学友了。我处于可怕的孤立之中。我不敢对母亲讲我在学校的遭遇和处境，怕母亲为我而悲伤……
当时我的班主任老师，也就是那一位清瘦而严厉的，戴六百度近视镜的中年女教师，正休产假。
她重新给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觉察出了我的异常处境。
放学后她把我叫到了僻静处，而不是教员室里，问我究竟做了什么不光彩的事？
我哇地哭了……
第二天，她在上课之前说：“首先我要讲讲梁绍生（我当年的本名）和橘皮的事。他不是小偷，不是贼。是我吩嘱他在义务劳动时，别忘了为老师带一点儿橘皮。老师需要橘皮掺进别的中药治病。你们再认为他是小偷，是贼，那么也把老师看成是小偷，是贼吧！……
第三天，当全校同学做课间操时，大喇叭里传出了她的声音。说的是她在课堂上所说的那番话……
从此我又是同学的同学，学校的学生，而不再是小偷不再是贼了。从此我不想死了……
我的班主任老师，她以前对我从不曾偏爱过，以后也不曾。在她眼里，以前和以后，我都只不过是她的四十几名学生中的一个，最普通最寻常的一个……
但是，从此，在我心目中，她不再是一位普通的老师了。尽管依然像以前那么严厉，依然戴六百度的近视镜……
在“文革”中，那时我已是中学生了，没给任何一位老师贴过大字报。我常想，这也许和我永远忘不了我的小学班主任老师有某种关系。没有她，我不太可能成为作家。也许我的人生轨迹将彻底地被扭曲、改变，也许我真的会变成一个贼，以我的堕落报复社会。也许，我早已自杀了……
以后我受过许多险恶的伤害。但她使我永远相信，生活中不只有坏人，像她那样的好人是确实存在的……因此我应永远保持对生活的真诚热爱！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3期P42
我的一个春天
●顾 城
在木窗外
平放着我的耕地
我的小耗牛
我的单铧梨
一队小太阳
沿着篱笆走来
天蓝色的花瓣
开始弯曲
露水害怕了
打湿了一片回忆
受惊的蜡嘴雀
望着天极
我要干活了
要选梦中的种子
让它们在手心闪耀
又全部撒落水里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3期P32
外滩；生生不息
●陈丹燕
收集角度大致相近的外滩图片，将它们按照年代一一排列，是件有趣的事。这时，外滩就像一个人的一生那样，在我面前一一展开。
“万国建筑博览会”的传奇
那是1840年被迫开埠前夕，上海一派处女宁静的港湾。在清静本分的水墨画上，能看到城墙上，望江亭里，有人凭窗而坐。桌前长面的江南男子，也许在饮酒赋诗，也许在凭楼远望。浦江水鳞波滟滟，扑打着刷了桐油的沙船，那是当时中国最重要的运输工具，沙船的末日，要等开埠以后欧洲快船到来以后。1998年，我在上海偶尔与一个美国来的政治学教授一起吃晚饭，席间，他说到自己的家世。他出自一个没落的大家族，家里当年拥有庞大的沙船船队。他家传说中的花团锦簇，不仅要越过解放后的五十年，还要越过开埠的一百年。烟波万里都远远不止。那前世又前世的团团自在和蔼蔼安分，是一个佚名的江南画师无意中为处女的上海留下的影像。此刻看去，令人想起出嫁前的女孩，去照相店为自己留下的纪念照。出嫁以后，人还是同样的那一个，但神情毕竟是不同了。何况这个上海，面临的是一场将要众叛亲离，脱胎换骨的婚姻。从此一去，再没有归途。
那是1860年的外滩，已经从一片泥滩，成为一字排开的东印度公司式的三层楼房的堤岸。最初来上海的英国商人和传教士们记录了在木制房子宽大的弮廊里，下午喝茶，会友，看江面欧洲快船缓缓进港的情形。那时外滩的树都还很瘦小，欧洲带来的马车是最体面的交通工具，洋行的码头就造在房子前面的滩地上，毫无景观可言。那样的情形让当时工部局的总董金能亨大为恼火，他极力限制和清除外滩堤岸上各洋行的码头和货栈，将外滩从利物浦般贪婪粗鄙的堤岸景色中拯救出来，使它最终成为一处可以让外滩居民呼吸新鲜空气，散步和社交的场所。他为外滩的一草一木与洋行大班的一砖一石进行的战斗，始终统一在外滩自相矛盾的气质里。
那是1880年往后的外滩，靠鸦片和地皮终于暴富的各家洋行一遍又一遍在外滩翻新自家的办公楼。他们在内心深处汹涌的那种对暴富无法默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