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9年合订本-第18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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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知道是一根小血管破了？大夫说：“你不信？那我给你看。”说着拿起镊子，刷刷两下，把伤口撕得更大，然后指着伤口说，你看，就是这里破了。这位老兄欲哭无泪，这下想不包扎也不行了。

　　
急死人的效率


　　既然流程无论如何都要严格遵守，效率低下也就几乎成了必然。

　　朋友的一位师弟到汉堡大学教务部门打一份成绩证明，工作人员告诉他，现在不能给你，一周后寄给你。一周后，没有动静，这位同学又去，工作人员说，请再等一周。又一周过去了，还是没动静。同学再去，工作人员对天发誓：再等一周一定寄去。一周过去了，还是没动静，只好再去……就这样，一份成绩证明等了４周才拿到。

　　一位朋友住的房子，到了规定的年限，阳台的外墙需要重新粉刷。德国工人搭好了脚手架。几周后，来了几个人，粉刷了一部分。又过了几周，又有几个人来粉刷了一部分……就这样，一个阳台外墙，一年多了，竟然没刷完。

　　我也亲身体会过这种低效率。我和朋友去一个德国人开的饭店里吃午饭，当时客人很少。我俩各点了一份菜，其实就是在炒鸡蛋里加上烤土豆块。在中国，这么简单的东西要是５分钟之内上不了桌，这个饭店就离关门不远了。可是在德国，我俩足足等了４０多分钟。看着我一脸的愤怒，朋友无奈地说：“这在德国太正常了。”

　　
“傻”得可爱的德国人


　　汉堡有个非常著名的鱼市，每周日上午开市。我看到一个摊上的鱼不错，就问价。鱼贩说：“１条４欧元，３条１０欧元。”我说买４条。鱼贩说：“１６欧元。”“怎么是１６欧元？不是３条１０欧元吗？”鱼贩说：“你要的是４条，４条就是１６欧元。”“那我先买３条，再买１条，多少钱？”鱼贩算了半天，说：“１４欧元。”“这和我买４条有什么区别？”鱼贩说：“你买４条，就是１６欧元；要是先买３条再买１条，就是１４欧元。”

　　我的一个中国朋友在德国工厂里打工，一天，主管要他和四五个德国同事查一下货架上还有多少货。朋友看了一眼就说，还有３４件——每排９件，一共４排，最上面一排少了两件。主管很怀疑地瞪了他一眼：“数！”于是大家开始数，数完报数，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主管的鼻子都快气歪了：“再数！”数了好几遍，终于数出来是３４件。主管特别惊讶地看着我的朋友：“你怎么那么快就数出来了？”

　　这么一路说来，似乎德国是个无药可救的国家了。其实不然。

　　德国人恪守的流程，在正常情况下，能够百分之百地保证完成工作的质量。比如德国人铺马路，要铺多少层材料，每层多厚，都有严格的标准。德国人会不时用尺子去量，以保证每一层的厚度绝对符合规定。这样铺出来的马路，多少年都不会坏。

　　当然，要想用上这个马路，你也得先等上很长一段时间。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60


　　　

“穷人老爹”的爱心传奇
●冯武勇

　　一个人走了，全法国都在流泪。

　　94岁的阿贝·皮埃尔，一个僧侣，一个传教士，一个议员，一个终其一生为穷人奔走呼吁的法国老人，在巴黎圣母院接受了法国人最后的哀悼。

　　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说，我们失去了“法国的良心”和“善的化身”。

　　阿贝是希拉克总统口中的现代“法国传奇”。从1954年为无家可归者发出愤怒的呼喊以来，他的生活信条就只有一个：唤醒社会良知，为穷人、为流浪汉、为被剥夺和被损害者寻求福利和救济。

　　在最受爱戴的法国人评选中，阿贝连续17年被授予这一殊荣，直至他主动退出评选。2005年，全法电视观众把他评为法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三个人之一。

　　2007年1月22日，阿贝与世长辞。法国政府将26日定为全国哀悼日，以追思这位“法国的良心”。阿贝的灵柩26日摆放在巴黎圣母院，上自希拉克总统、下至巴黎贫民窟的穷人，数千人在肃穆的管风琴声中，向这位绰号“穷人老爹”的法国老人致敬。

　　在圣母院外面，一群无家可归者搭起帐篷，上面写着大字：“谢谢你！”就在几天前，他们还在巴黎游行示威，要求享有居住权。

　　阿贝为穷人发出的第一声呼喊是在1954年1月1日，那天巴黎天寒地冻。“我的朋友们！伸出你们的援手吧！一名妇女今天凌晨3时冻死在街头。”阿贝通过巴黎的电台直接向市民发出呼喊。

　　通过阿贝沉痛而焦虑的声音，法国民众得知，那名妇女冻死在马路边，她的手中还攥着一份租房合同解约书。阿贝还提到一名3个月大的婴儿，冻死在一个由公交车改装成的临时居所内。

　　电波传入千家万户。几分钟后，第一批志愿者出现在巴黎市内一个救济中心。很快，200多名市民开车出门，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寻找其他可怜人，捐赠物品从法国各地源源不断涌来。

　　阿贝的人生轨迹从此改变。他曾经是散尽家财、走进修道院的虔诚青年，是法国抗击纳粹的地下解放运动斗士，是法国国民议会议员。但1954年那个冬夜后，他把后半生完全用于为穷人争取权益。

　　在向穷困发起的“战争”中，阿贝不惜用愤怒和“挑衅”的方式向无视民众疾苦的政客开火，他把这称为“神圣的愤怒”。

　　阿贝说：“我不是天性易怒的人。但是，当我必须去谴责糟蹋人类的那些人和事时，我会发狂。”阿贝强调说：“激发这种神圣愤怒的是爱，它们不可分割。”阿贝创立的“埃莫国际”如今在四大洲50多个国家展开了慈善救济活动。

　　阿贝的亲属和“埃莫国际”成员在葬礼上宣读了阿贝写下的一段话：“真正的和平缔造者，是那些皈依于普遍良知的人。”

　　本文摘自《读者》2007第12期P37


　　　

“奔奔族”：网络、成名与个性
●李丽虹　宋兴川

　　2006年一则题为《“奔奔族”（1975～1985年出生的人）一中国社会压力最大、最水深火热的族群》的帖子引爆各大网站论坛社区。文中指出：“奔奔族”既是“当前中国社会中最重要的青春力量”，又是“中国社会压力最大的族群”；他们身处于房价高、车价高、医疗费高的“三高时代”。“奔奔族”一词，源于他们“一路嚎叫不停地奔跑在事业的道路上”。

　　
特殊的网络族群


　　作为当今社会最时髦的族群，“奔奔族”与曾经成为时尚的“布波族”有明显的差异。“布波族”是布尔乔亚和波希米亚这两种完全不同性质、甚至相互冲突的社会阶层的矛盾综合体，他们既讲究特质层面的精致化享乐，又极力标榜生活方式的自由不羁与浪漫主义。“奔奔族”则是指那些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正处于奔波、奔忙状态的年轻一族。与功成名就的“布波族”相比，“奔奔族”率真坦诚，不拘传统，蔑视权威，独立思考，个性张扬。他们对“布波族”的所谓小资情调嗤之以鼻，而追求休闲、适合自己的生活格调，如穿着打扮不追求所谓名牌，而是“只买对的，不买贵的”。对于“布波族”身着名牌，讲究情调与格调的生活方式，“奔奔族”认为那只是一种面具化的生活。

　　除了这些不同外，更为重要的是，“奔奔族”是因为网络而出现的族群，又是网络中最大的族群；他们通过网络交友、谈恋爱，以及获得成名和财富，网络在他们生活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他们自诩“为网络而生”。

　　
掀起网络致富狂潮


　　“奔奔族”诞生于网络盛行的年代。他们借助互联网，遵循“零成本创业”，即一台电脑、一个人、一根上网线，就是他们互联网创业所需的全部投入。他们利用网络的草根优势，有的依靠创意和激情在三四年的时间里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如戴志康、李想、邓迪、高燃等一大批年轻的网络富豪；有的依靠网络恶搞而迅速蹿红，如芙蓉姐姐、天仙妹妹、后舍男孩等一批网络名流，他们利用网络恶搞，无视他人的“笑骂”，“只要混个脸熟、赚足人气，银子就会有人送上门来”。

　　随着社会上一夜成名，一夜暴富的社会现象越来越多，“奔奔族”一夜成名的愿望空前强烈。他们认为，网络是公平的，不管你是富家公子还是杂草杉菜，只要你狂放张扬、特立独行，你便能成名在望。这是一种典型的先成名后获利的成功模式。不少“奔奔族”特立独行的目的就是想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奔奔族”毫不讳言个人一宿成名的野心和一夜暴富的梦想。对媒体的批评和评价，“只要不违背法律，就会以十二分的热情去创造金钱。”所以，网络成就红人的频率，从刚开始的每年一两人，到后来的两三月一人，最后发展到现在的一月数人。在网络成名不断提速的背后，我们看到的不再是那种仅限于对内心、对观念的表达，更多涌现的是“奔奔族”无限的物质渴望。

　　
注重现实的享乐


　　绝大多数的“奔奔族”是独生子女。他们认为“物质享乐是人生自然的选择”。在讥讽布波族“小资”生活的同时，“奔奔族”却不愿因金钱的窘迫，给享受打折扣；舒适的住房、奢华的婚礼、品牌汽车等高品质的生活也是他们追求的目标。

　　多数“奔奔族”来自普通的家庭，因不愿做“啃老族”成为“奔奔族”。虽然，通过信用卡、银行按揭等理财方式，“奔奔族”能够提前享受体面的物质生活，但不少人却由此成为“房奴”、“卡奴”、“月光族”。超前消费的代价是拼命加班、身兼数职，以及为保持竞争优势而不断地充电学习；追求物质享乐的代价是透支健康，导致亚健康状态。甚至“过劳死”。为此，“奔奔族”不得不在压力的夹缝中学会享受生活，自驾游、拓展训练等一些高消费的休闲方式成为许多“奔奔族”的最爱。

　　对于许多“奔奔族”女孩，“干得好不如嫁得好”成为她们追求物质享受的捷径。2006年成都市有一位中年千万富翁公开在社会上征婚，应征者趋之若鹜，其中不乏一些在校的、甚至名牌大学的女大学生。有的女孩为了加强自身的竞争力，甚至不惜花大把的钱整容。“现实比较不美丽，嫁个有钱的老公胜过自己十年的奔波”是时下不少“奔奔族”女孩的想法。

　　
以自我为中心


　　“I　am　what　I　am！”是“奔奔族”奉行的信条。“奔奔族”多数人自视甚高，背弃传统，藐视权威，追求个性解放，恶搞、叛逆、张扬便成为“奔奔族”利用博客展示自我、彰显自我的主旋律。一大批“奔奔族”的领军人物的座右铭，更是把这种张扬自我表达得畅快淋漓，如郭敬明言：“如果上帝要毁灭一个人必先令其疯狂，可我疯狂了这么久为何上帝还不把我毁掉？”韩寒说：“评论家和批评家看出来的东西，我们基本上可以不理会。”

　　“勤俭节约”、“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等传统的美德在“奔奔族”人生辞典里则是墨守成规的同义词。“我的地盘我做主”是“奔奔族”的口头禅，“我行我酷”，是他们的行事法则；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快乐是生活之本”是他们的追求。失恋、血拼、旅游计划都可能成为他们辞职的理由；不受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在网络上肆无忌惮地宣泄，恶搞……想做就做，想说就说；冒险和刺激是他们的兴趣、爱好之所在；责任、规则对“奔奔族”来说没有“开心”、“好玩”、“喜欢”重要。

　　对待婚姻和家庭，很多“奔奔族”都缺乏承担困难的勇气和耐心；对待孩子，有的“奔奔族”心甘情愿地做不要孩子的“丁克”家庭，有的即便是做了父母却没有真正进入父母的角色。其原因一方面是忙于生活的奔波没有足够的精力；另一方面是喜欢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愿意承担家庭的责任。

　　
“张扬”与“另类”的背后


　　对于“奔奔族”现象，有人说：“不过是网络一次热闹的概念炒作而已，是奔奔族矫情的自怜自慰。”虽然这个词汇产生于网络，但是之所以能够盛行于网络，是因为几乎每一个看到这个词语的青年都可以在其中找到自己的影子。不能否认，扩大到现实社会中，这个词真实地反映了生于70年代后这一代人的群体生存状态。在理想、家庭、事业人生发展的重要阶段，他们却身处前所未有的变革时代，经历着高考、住房、医疗制度的改革，在诸多的社会压力下，毋庸置疑，历史赋予“奔奔族”更多的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