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 _2009年合订本-第1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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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岁之前，我认定纽约是世上最棒的城市。我在加州念研究所，毕业后迫不及待地去纽约工作。一做五年，快乐似神仙。我爱纽约的原因跟很多人一样：她是二十世纪以来世界文化的中心。丰富、方便。靠着地铁和出租车，你可以穿越时间，前后各跑数百年。人类最新和最旧、最好和最坏的东西，纽约都看得见。

　　所以在纽约时，我把握每分每秒去体会。白天，我在金融机构做事，一天十小时。晚上下了班，去NYU学电影，一坐四小时。在那二十多岁的年纪，忙碌是唯一有意义的生活方式。活着，就是要把自己榨干，把自己居住的城市，内外翻转过来。这种想法并不是到纽约才有的。其实从小开始，台湾人就过着纽约生活。纽约生活，充满新教徒的打拚精神和资本主义的求胜意志。相信人要借着不断努力，克服万难、打败竞争。活着的目的，是更大、更多、更富裕、更有名。权力与财富，是纽约人的两个上帝。而能帮你走进天堂的鞋，就是事业、事业、事业。在这种弱肉强食的生活方式，为了保持领先，每个人都在赶时间、抢资源。进了电梯，明明已经按了楼层的钮，那灯也亮了，偏偏还要再按几下，彷佛这样就可以快一点。出了公司，明明已经下班了，却还要不停讲手机，摇控每一个环节。在纽约，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赶尽杀绝。在纽约，没有坏人，只有失败者。

　　每一件事，都变成工作。上班当然是工作，下班后的应酬也是工作。有人谈恋爱是在工作，甚至到酒店喝酒、KTV狂欢，脸上都杀气腾腾，准备拚个你死我活。

　　我曾热烈拥抱这种生活，并着迷于这种因为烧烤成功而冒出的焦虑。这种焦虑让我坐在椅子边缘，以便迅速地跳起来闪躲明枪暗箭。这种警觉性让我练就了酒量和胆量、抗压性和厚脸皮。但也养成了偏执和倔强、优越感和势利眼。在纽约时我深信：能在这里活下来的，都是可敬的对手。黯然离开的，统统是输家。人生任何事，绝对要坚持到底。半途而废的，必定有隐疾。在这不睡的城市，每天我醒来，带着人定胜天的活力，跟着法兰克辛纳屈唱〈纽约·纽约〉：「如果你能在纽约成功，你可以在任何地方成功！」是的，在纽约，现代的罗马竞技场，我要和别人，以及自己，比出高低。

　　这套想法，在我三十五岁以后，慢慢改变。

　　第一件动摇我想法的，是父亲的过世。我父亲一生奉公守法、与人为善。毫无不良嗜好，身体健康地像城堡。七十二岁时，他得了癌症、引发中风，经历了所有的痛苦和羞辱。他一生辛勤工作、努力存钱、坚信现在的苦可以换得更好的明天。我们也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用在纽约拚事业的精神照顾他。但两年的治疗兵败如山倒，最后他还是走了。父亲逝世的那天，我的价值系统崩溃了。我一路走来引以为傲的「纽约精神」，没想到这么脆弱。

　　不止在病床，也在职场。当我在企业越爬越高，才发现「资本主义」在职场中也未必灵验。上过班的都知道，很少公司真的是「开放市场」、「公平竞争」。大部分的同事都觉得你不是朋友、就是敌人。职场上伟大的，未必会成功。成功的，有时很渺小。很多人一辈子为公司鞠躬尽瘁，最后得到一支纪念笔。那些卷款潜逃的，反而变成传奇。

　　慢慢的，我体会到：世上有一种比「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更高、更复杂的公平。人生有另一种比「功成名就」更幽微、更持久的乐趣。那是冲冲冲的美式资本主义，所无法解释的。

　　我能在哪里找到那种公平和乐趣呢？我想过西藏、不丹、非洲、纽西兰。然后，我注意到法国。

　　住纽约时，法国是嘲讽的对象。身为经济、科技、和军事强权的美国，谈起法国总是忍不住调侃一番。法国是没落的贵族，值得崇拜的人都已作古。法国人傲慢，高税率让每个人都很慵懒。动不动就罢工，连酒庄主人都要走上街头。

　　搬回台湾后，普罗旺斯、托斯卡尼突然流行。我看了法兰西斯·梅思的《美丽的托斯卡尼》，其中一句话打动了我：「在加州，时间像呼拉圈。我扭个不停，却停在原地。在托斯卡尼，我可以在地中海的阳光下，提着一篮李子，逍遥地走一整天。」

　　是啊！我在赶些什么？我耗尽青春用尽全力，拚命追求身外之物，结果我真的比别人有钱、有名吗？更重要的，我真的因此而快乐吗？远方有广阔的地平线，为何我还在原地摇过时的呼拉圈？

　　当我重新学习法国，我发现法国和美国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美国人追求人定胜天，凡事要逆流而上。法国人讲究和平共存，凡事顺势而为。纽约有很多一百层的摩天大楼，巴黎的房子都是三百年的古迹。纽约不断创新，巴黎永远有怀旧的气息。巴黎人在咖啡厅聊天，纽约人在咖啡厅用计算机。纽约有人潮，巴黎有味道。纽约有钞票，巴黎有蛋糕。

　　不论是政府或个人，法国人都把精神投注在食、衣、住、行等「身内之物」。就让美国去做老大哥吧。要征服太空、要打伊拉克、要调高利率、要发明新科技，都随他去。法国人甘愿偏安大西洋，抽烟、喝酒、看足球、搞时尚。当美国人忙出了胃溃疡，法国人又吃了一罐鹅肝酱。

　　讲到吃，法国有三百种起司、光是波尔多就有五十七个酒的产区。晚上六点朝咖啡厅门口一坐，一杯红酒就可以聊三个小时。九点再去吃晚餐，一直吃到隔天凌晨。他们在吃上所花的时间，跟我们上班时数一样。但讽刺的是：他们没有「All　You　Can　Eat」。

　　吃很重要，但也要会挑时间，朋友介绍我去试一家法国餐厅，提醒我他们礼拜二、四晚上休息。「为什么？」我问。他说：「因为主厨要回家看足球。

　　法国人比美国人会玩。每年六月的巴黎音乐节，从午后到深夜，几百场露天音乐会在各处同时举行，人多到地铁都暂停收费。每年十月的「白夜」，平日入夜就打烊的店面，彻夜营业到清晨七点。每年夏天，巴黎市政府在塞纳河右岸布置了三段、总长一．八公里的人工海滩。细砂、吊床、躺椅、棕榈树，自然海滩有的景致这里都有，让没有钱去海边度假的民众，也可以享受到海滩风光。

　　当然，法国这么深厚的文化，不可能只从吃喝玩乐而来。美国人读书，为了考证照。法国人读书，为了搞情调。每年十月的读书节，大城市的火车站内，民众轮流上台朗诵诗句。书店营业到天明，整晚有现场演奏的乐曲。「美食书展」选在铜臭味最重的证券交易所举办。小镇书展的书直接「长」在树上，读者必须爬到树上，把书摘下来品尝。。。。。。我心动了。

　　十一月我到巴黎，一位法国朋友来接待我。临走前我问他：「明天你要干嘛？」

　　“我要去银行。”

　　〃然后呢？〃我问。

　　〃我不懂你的意思……〃对我来说，〃去银行〃是吃完午饭后跑去办的小事。对法国人来说，这是他一天全部的行程。法国人总是专心而缓慢的，每天把一件小事做好。这样的生活，对美国或台湾人来说，实在是太颓废了。

　　我从巴黎回来，台北并没有改变。关了两周的手机再度响起，一通电话找不到我的人会连续狂call十通。和朋友见面，他很关心地问我：〃好了，你现在工作也辞了、欧洲也去了，接下来有什么projects？〃

　　〃Projects〃？多么纽约的字眼。我真想说：〃好好生活，不就是人生最大的project？〃但我知道在熙来攘往的台北街头，在不到四十岁的年纪，这样说太矫情了。况且，我今天之所以有钱有闲享受法式生活，不也正因为我曾在美式生活中得到很多利益？我仍热爱工作、热爱纽约，但已不用像二十岁时一样亦步亦趋、寸步不离。

　　所以我说：〃我还是会早起，白天努力写作。但到了晚上，我想关掉手机。〃

　　世界少了我，其实无所谓。但我少了我，还剩什么？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50


　　　

把咖啡倒入碟子
●张国庆

　　美国国父华盛顿有一个许多领导者没有的习惯，就是在做重要决定前，一定要“拖拖拉拉”地想上几天，而在决定之后，则会坚定不移地贯彻。华盛顿的这种决策作风，对于他个人和美国的成功有着重大意义。

　　有意思的是，最新的科学研究也支持华盛顿的“好习惯”，也就是说，当你面临着做出一个重要决定时，比如买汽车或房子，最好先做别的事情，或者干脆睡一觉，把这件事忘掉，让你的无意识参与决策。一般来说，有意识思考在做出不太重要的日常决定时是有非常有益的，比如买哪一种牌子的洗发水或毛巾等，但做出更重要的决定时，仅有“有意识思考”是不够的。

　　那么，为什么深思熟虑有时反而会让人做出不太令人满意的判断呢？这是因为有多种因素在起作用，首先是意识也有“功能低下”的时候，导致个体只考虑有关联的信息，把这些信息的重要性不适当地夸大了。而引申到一个组织或一个政府的决策行为上，就表现为，由于领导者个人或少数精英不可避免地有着较强的主观意识，以及利益或抱负的驱动，使得他们的会陷于意识功能低下的状态，这个时候，就非常需要进行“无意识思考”，要么过段时间再考虑，要么交由其他部门来思考。这也有助于我们理解美国的政治结构的设置。

　　还是在美国建国之初，杰弗逊曾经问过华盛顿，为什么要同意国会成立一个第二议院，也就是说参议院。华盛顿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而是反问到，“为什么你把咖啡倒进碟子里？”

　　“使它凉下来”，杰弗逊答。

　　“同样，我们把立法倒入参议院的碟子里，让它凉下来。”

　　这正是问题的精妙所在。换句话说，美国的开国者就是要让两院形成议案冷却的机制，同时也给了国会冷却政府主张的机会。

　　同样的设计还体现在听证制度上。无论是联邦还是在地方，甚至只是一所学校、一个社区，但凡涉及到民众的利益或者仅仅是个人的重要利益，都会有规模不同的听证会出现。这样做至少有两个明显的好处，一是让决策者冷静一下，二是让各方面特别是当事方有充分的表达意见和建议的时间和空间，避免出现明显有失公正或者伤害民众利益的事情“轻易”发生。

　　进一步地，这也为游说和缓和社会矛盾留下了余地。由于在体制上保证了许多决策会被冷却下来，也便为体制外的企业、利益集团和媒体留下了许多通道，即便一扇门关上了，其他几扇门通常还可以进出。而这还产生了一个很好的政治他律的效应，由于权力不再集中于一两个人手中，局外人更有机会影响决策过程，使得很多重要的、有明显个人谋利机会的决策曝光在民众和媒体注视下，也在客观上“保护”了那些有较大权力的决策者。

　　不仅如此，由于民间的呼声有渠道传递上来，或者通过媒体表达出来，一些误解会较早得到化解，而不满情绪也不会累积起来，影响社会和谐与稳定的因素在相当程度上得到控制和释放了。换句话说，民众的头脑也在不知不觉中变得冷静了，“碟子”不仅保护端咖啡的人不被烫伤，也使得喝咖啡的人变得从容。咖啡在合适的时间进口，也使得咖啡本身实现了价值。

　　耐人寻味的是，这种“碟子机制”还会产生一种意外收获。如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教授史蒂文．凯尔曼所言，进行政治选择所遇到的困难和复杂性使得那些专门参与政治活动的人士如国会议员、政府官员或有组织团体领导人的公益精神得到提高。因为，如果说促进自身的利益和积累财富是惟一的目标，那么在私营部门就有许多可以如愿以偿的捷径，这就倾向于把怀有私心的人从政府工作中淘汰（清除）出去。

　　这是一种迫使人们对职业做出严肃选择的机制。因为这种决策过程会得到太多方面的关注和影响，想通过暗箱操作谋取利益有着太大难度，那些非常渴望获得丰厚私利的人，与其在这里小心翼翼地端碟子，不如出去全心全意、合理合法地谋取自己的所求，留下那些有耐心，也有热心的人，让咖啡凉下来，也让政坛上的浮躁和功利气氛凉下来。

　　摘自《读者》2007年第09期P18


　　　

爱的长度
●徐彩云

　　我有个弟弟，一天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上了爸爸、奶奶、舅舅、姑姑、妈妈的名字，然后在每个名字后面画上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