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第四卷 下-第19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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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吉甫尝言：“人臣不当强谏，使君悦臣安，不亦美乎！”李绛曰：“人臣当犯颜苦口，指陈得失，若陷君于恶，岂得为忠！”上早：“绛言是也。”吉甫至中书，卧不视事，长吁而已。李绛或久不谏，上辄诘之曰：“岂朕不能容受邪，将无事可谏也？”
有一次，李吉甫说：“人臣不应该固执地一味进谏。让君主喜欢，臣下安宁，不是也很好吗！”李绛说：“人臣应该敢于冒犯圣上的威严，讲出逆耳但又恳切的谏言，指明并陈述事情的成功与失败。假如使君主陷在邪恶之中，怎么能够算得上是忠于君主呢！”宪宗说：“李绛说得对啊。”李吉甫来到中书省，躺在那里，不肯办事，只是长吁叹气罢了。有时候，李绛很长时间没有进谏，宪宗便追问他说：“难道是朕不能够容纳你的意见吗，还是没有事情应该进谏呢？”
李吉甫又尝言于上曰：“赏罚，人主之二柄，不可偏废。陛下践阼以来，惠泽深矣；而威刑未振，中外懈惰，愿加严以振之。”上顾李绛曰：“何如？”对曰：“王者之政，尚德不尚刑，岂可舍成、康、文、景而效秦始皇父子乎！”上曰：“然。”后旬余，于入对，亦劝上峻刑。又数日，上谓宰相曰：“于大是奸臣，劝朕峻刑，卿知其意乎？”皆对曰：“不知也。”上曰：“此欲使朕失人心耳。”吉甫失色，退而抑首不言笑竟日。
又有一次，李吉甫告诉宪宗说：“奖赏与惩罚，是人君的两大权柄，不能够偏废。自从陛下登基以来，施行的恩泽够深厚的了。只是刑罚未能振举，朝廷内外官员松懈懒惰，希望更为严厉地执行刑法，以便使内外官员振作起来。”宪宗看着李绛说：“这种说法怎么样？”李绛回答说：“帝王的政务，推尚仁德，而不是推尚刑罚，怎么能够丢开周成王与周康王、汉文帝与汉景帝的榜样，反而去效法秦始皇父子呢！”宪宗说：“对。”十多天后，于入朝奏对，也劝说宪宗实行严刻的刑罚。又过了几天，宪宗告诉宰相们说：“于是一个大大的奸臣，他劝说朕实行严刑峻法，你们知道其中的用意吗？”宰相们都回答说：“不知道啊。”宪宗说：“他这是打算让朕失去人心罢了。”李吉甫惊慌得变了脸色，退朝以后，一整天都在低着头，不说话，也不发笑。
＇4＇夏，四月，丙辰，以库部郎中、翰林学士崔群为中书舍人，学士如故。上嘉群谠直，命学士“自今奏事，必取崔群连署，然后进之。”群曰：“翰林举动皆为故事。必如是，后来万一有阿媚之人为之长，则下位直言无从而进矣。”固不奉诏。章三上，上乃从之。
＇4＇夏季，四月，丙辰（二十九日），宪宗任命库部郎中、翰林学士崔群为中书舍人，担任翰林学士的职务一如既往。宪宗嘉许崔群的正直，命令翰林学士：“从今以后，凡是奏请事由，一定要在取得崔群的签名连署以后，才能将奏疏进上。”崔群说：“翰林学士的任何行为都是要成为惯例的。如果一定这么办，万一后来有阿谀谄媚的人物担当翰林学士的长官，便会使官位处于下级的人们的直切进言无法进献上来了。”崔群坚决不肯接受诏命，经过三次上奏，宪宗才听从了他的主张。
＇5＇五月，庚申，上谓宰相曰：“卿辈屡言淮、浙去岁水旱，近有御史自彼还，言不至为灾，事竟如何？”李绛对曰：“臣按淮南、浙西、浙东奏状，皆云水旱，人多流亡，求设法招抚，其意似恐朝廷罪之者，岂肯无灾而妄言有灾邪！此盖御史欲为奸谀以悦上意耳，愿得其主名，按致其法。”上曰：“卿言是也。国以人为本，闻有灾当亟救之，岂可尚复疑之邪！朕适者不思，失言耳。”命速蠲其租赋。上尝与宰相论治道于延英殿，日旰，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上体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禁中，所与处者独宫人、宦官耳，故乐与卿等且共谈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5＇五月，庚申（初三），宪宗对宰相们说：“你们这些人屡次提到淮南、浙江地区去年发生了水旱灾害，近来有一个御史从那里回来，谈到那里的情况还不至于造成灾害，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李绛回答说：“我考察了淮南、浙西、浙东进奏的文状，都说发生了水旱灾害，人民多数流离失散，请求朝廷想办法安抚，他们的意思似乎是担心朝廷加罪于他们，难道他们肯在没有灾情的情形下，胡乱去说本地遭受了灾害吗！这种不至造成灾害的说法，大约是御史打算做奸邪逢迎的事情，以期讨得陛下的欢心罢了，我希望得知发言人的姓名，加以按察，依法制裁。”宪宗说：“你讲得对啊！国家以人民为根本，国家听说发生了灾情，应该赶忙去救济人民，怎么能够还要怀疑灾情发生与否呢！朕适才所说，有欠深思，是朕说错了。”于是，宪宗命令赶快免除淮南和两浙的赋税。有一次，宪宗与宰相们在延英殿谈论治国之道，当时天色向晚，暑气甚重，汗水湿透了宪宗的衣服，宰相们担心宪宗身体困倦，便请求退下，宪宗挽留他们说：“朕进入宫廷后，接触到的只有宫女和宦官罢了，所以朕喜欢与你们谈论治国的要领，绝不感到困倦。”
＇6＇六月，癸巳，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致仕。
＇6＇六月，癸巳（初七），司徒、同平章事杜佑以太保的官职退休。
＇7＇秋，七月，乙亥，立遂王宥为太子，更名恒。恒，郭贵妃之子也。诸姬子沣王宽，长于恒；上将立恒，命崔群为宽草让表，群曰：“凡推已之有以与人谓之让。遂王，嫡子也，宽何让焉！”上乃止。
＇7＇秋季，七月，乙亥（十九日），宪宗将遂王李宥立为太子，给他更改名字叫做李恒。李恒是郭贵妃的儿子。皇子澧王李宽是姬妾所生，比李恒年长，宪宗打算将李恒立为太子，命令崔群替李宽起草推让太子的表章。崔群说：“凡将自己拥有的东西推辞给别人才叫做推让。遂王李恒是陛下正妻所生的儿子，澧王李宽有什么可以推让的呢！”于是，宪宗不再让崔群草拟李宽推让太子的表章了。
＇8＇八月，戊戌，魏博节度使田季安薨。
＇8＇八月，戊戌（十二日），魏博节度使田季安去世。
初，季安娶州刺史元谊女，生子怀谏，为节度副使。牙内兵马使田兴，庭之子也，有勇力，颇读书，性恭逊。季安淫虐，兴数规谏，军中赖之。季安以为收众心，出为临清镇将，将欲杀之。兴阳为风痹，灸灼满身，乃得免。季安病风，杀戮无度，军政废乱，夫人元氏召诸将立怀谏为副大使，知军务，时年十一；迁季安于别寝，月余而薨。召田兴为步射都知兵马使。
当初，田委安娶州刺史元谊的女儿为妻，所生儿子田怀谏担任了魏博节度副使。牙内兵马使田兴，是田庭的儿子，勇武有力，颇读过一些书，性情恭谨谦逊。田季安放荡而暴虐，田兴屡次规劝，军中将士都仰赖着他。田季安认为田兴收揽人心，将他斥逐到临清担任镇守将领，还准备将他杀掉。田兴佯装得了冷湿病，用艾草炙灼全身，才得以幸免。田季安得了疯病，杀人没有限度，军政废驰而混乱，夫人元氏召集各位将领将田怀谏立为节度副大使，掌管军中事务，当时田怀谏只有十一岁。田季安被迁移到另外的寝室，过了一个多月便去世了。田怀谏将田兴召回，任命他为步射都知兵马使。
辛亥，以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节度使，欲以控制魏博。
辛亥（二十五日），宪宗任命左龙武大将军薛平为郑滑节度使，准备让他来控制魏博。
上与宰相议魏博事，李吉甫请兴兵讨之，李绛以为魏博不必用兵，当自归朝廷。吉甫盛陈不可不用兵之状，上曰：“朕意亦以为然。”绛曰：“臣窃观两河藩镇之跋扈者，皆分兵以隶诸将，不使专在一人，恐其权任太重，乘间而谋已故也。诸将势均力敌，莫能相制，欲广相连结，则众心不同，其谋必泄；欲独起为变，则兵少力微，势必不成。加以购赏既重，刑诛又峻，是以诸将互相顾忌，莫敢先发，跋扈者恃此以为长策。然臣窃思之，若常得严明主帅能制诸将之死命者以临之，则粗能自固矣。今怀谏乳臭子，不能自听断，军府大权必有所归，诸将厚薄不均，怨怒必起，不相服从，则日分兵之策，适足为今日祸乱之阶也。田氏不为屠肆，则悉为俘囚矣，何烦天兵哉！彼自列将起代主帅，邻道所恶，莫甚于此。彼不倚朝廷之援以自存，则立为邻道所齑粉矣。故臣以为不必用兵，可坐待魏博之自归也。但愿陛下按兵养威，严敕诸道选练士马以须后敕。使贼中知之，不过数月，必有自效于军中者矣。至时，惟在朝廷应之敏速，中其机会，不爱爵禄以赏其人，使两河藩镇闻之，恐其麾下效之以取朝廷之赏，必皆恐惧，争为恭须矣。此所谓不战而屈人兵者也。”上曰：“善！”
宪宗与宰相们计议有关魏博的事宜，李吉甫请求起兵讨伐田怀谏，李绛认为对魏博不一定需要采取军事行动，田怀谏就会自行归顺朝廷。李吉甫极力陈述不能不采取军事行动的理由，宪宗说：“朕的意思也认为是这样的。”李绛说：我私下里观察河南、河北骄横强暴的藩镇，都分出一部分兵力，隶属给各个将领，不让兵力专门由一人掌握，这是担心掌握兵权的将领权力与职任过重，便会趁机图谋自己的原故。各将领势均力敌，不能相互节制。倘若他们打算广泛地相互联合起来，则大家的心思并不相同，谋划肯定要泄露出去。如果他们打算单独起兵，发起变乱，则兵马太少，力量微薄，肯定不能成功。加之，各镇既悬赏优厚，又刑罚严厉，所以各将领互相顾虑，彼此畏忌，都没有胆量率先发难，骄横的藩镇就是仗恃着这些，作为自己长远的计策。然而，我私下里考虑此事，假如经常得以起用能够节制各将领竭尽死力效命的严明的主帅来驾驭他们，大体上就能自行安定下来了。现在，田怀谏只是一个乳臭小儿，还不能够亲自听政断事，军府的大权必然要有一个归向，对待各将领有厚有薄，不能均衡，必定要产生怨恨，不肯服从主帅的命令，这就使以往分散兵力的策略，恰好足以成为如今滋生祸乱的缘由啊。即使田氏不被举家屠杀，陈尸示众，也会全家人成为俘虏与囚徒，还用烦劳朝廷的兵马吗！田怀谏由众多的将领中起来代替主帅，相邻各道所憎恶的，没有比这一点更为严重的了。田怀谏如不倚赖朝廷的援助而自存，就会立刻被相邻各道捣碎成细粉。所以，我认为不一定要用兵，是可以坐着等候魏博自行归附的。我只希望陛下屯兵不动，蓄养声威，严令各道挑选并操练人马，以待日后的敕令。假使魏博将领知道了朝廷的动向，不会超过几个月时间，肯定就会有在军中主动请求效命的人了。到时候，只在于朝廷敏捷迅速地接应他们，看准时机，不爱惜官爵俸禄，以此奖赏效命之人。使河南、河北的藩镇得知这一消息，担心自己的部下效法魏博，以期得到朝廷的奖赏，因而肯定都会害怕起来，要争着向朝廷表示恭敬顺从了。这就是人们所说的不用使用武力便使敌兵屈服的道理啊。”宪宗说：“讲得好！”
他日，吉甫复于延英盛陈用兵之利，且言刍粮金帛皆已有备。上顾问绛，绛对曰：“兵不可轻动。前年讨恒州，四面发兵二十万，又发两神策兵自京师赴之，天下骚动，所费七百余万缗，讫无成功，为天下笑。今疮痍未复，人皆惮战；若又以 敕命驱之，臣恐非直无功，或生他变。况魏博不必用兵，事势明白，愿陛下勿疑。”上奋身抚案曰：“朕不用兵决矣。”绛曰：“陛下虽有是言，恐退朝之后，复有荧惑圣听者。”上正色厉声曰：“朕志已决，谁能惑之！”绛乃拜贺曰：“此社稷之福也。”
后来，李吉甫又在延英殿极力陈诉采取军事行动的好处，而且说粮草钱帛都已经有了准备。宪宗征询李绛的意见，李绛回答说：“武力是不能够轻易动用的。前年讨伐恒州，各地派出兵马二十万人，又派出左、右神策军的兵马由京城开往恒州，致使全国骚扰不安，消耗的费用有七百多万缗，最终不能获得成功，被天下的人们所耻笑。现在，战争的创伤尚未恢复，人民都害怕打仗。如果又用敕令驱使他们，我担心不但不能取得成功，或许还要发生其他变故。况且，不一定要对魏博采取军事行动。事情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