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第四卷 下-第19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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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右金吾大将军伊慎以钱三万缗赂右军中尉第五从直，求河中节度使；从直恐事泄，奏之。十一月，庚子，贬慎为右卫将军，坐死者三人。
＇20＇右金吾大将军伊慎以三万缗钱贿赂右军中尉第五从直，要求得到河中节度使的职务。第五从直惟恐事情泄露出去，便将此事奏报了。十一月，庚子（初三），宪宗将伊慎贬为右卫将军，有三个人因此获罪致死。
初，慎自安州入朝，留其子宥主留事，朝廷因以为安州刺史，未能去也。会宥母卒于长安，宥利于兵权，不时发丧。鄂岳观察使郗士美遣僚属以事过其境，宥出迎，因告以凶问，先备篮舆，即日遣之。
当初，伊慎由安州入京朝见，将他的儿子伊宥留下来主持留后事务，朝廷因而任命伊宥为安州刺史，所以他便没有能够离开安州。适逢伊宥的母亲在长安去世，伊宥贪图兵权，不肯按时将死讯公布于众。鄂岳观察使郗士美派遣所属官吏办事经过安州疆境，伊宥出来迎接，于是告诉他母亲的死讯，先准备好竹轿，当天便让他离去了。
＇21＇甲辰，会王薨。
＇21＇甲辰（初七），会王李去世。
＇22＇庚戌，以前河中节度使王锷为河东节度使。上左右受锷厚赂，多称誉之，上命锷兼平章事，李藩固执以为不可。权德舆曰：“宰相非序进之官。唐兴以来，方镇非大忠大勋，则跋扈者，朝廷或不得已而加之。今锷既无忠勋，朝廷又非不得已，何为遽以此名假之！”上乃止。
＇22＇庚戌（十三日），宪宗任命前任河中节度使王锷为河东节度使。宪宗身边的人们收受了王锷丰厚的贿赂，多数称赞他。宪宗让王锷兼任平章事，李藩坚持认为这是不适当的。权德舆说“宰相不是按照等次进升的官职。唐朝兴起以来，若不是对特别忠心或立有大功的藩镇，就是对骄横强暴的节帅，朝廷有时出于迫不得已，才将宰相的官职授给他们。现在，王锷既没有显示忠心，建立勋劳，朝廷也不是迫不得已，为什么要忙着将这个名义给予他呢！”于是，宪宗不再任命王锷为宰相。
锷有吏才，工于完聚。范希朝以河东全军出屯河北，耗散甚众；锷到镇之初，兵不满三万人，马不过六百匹，岁余，兵至五万人，马有五千匹，器械精利，仓库充实。又进家财三十万缗，上复欲加锷平章事，李绛谏曰：“锷在太原，虽颇著绩效，今因献家财而命之，若后世何！”上乃止。
王锷具有治理地方的才干，擅长修城储粮一类事务。范希朝率领河东全军前往河北地区驻扎，人力物力的损耗很大。王锷来到军镇的初期，兵员不满三万人，马匹不超过六百匹。经过一年多的时间，兵员达到五万人，马匹拥有五千匹，军事器具精良而锋利，仓库中的物资装得满满的。王锷还进献自家财物三十万缗，宪宗又打算加封王锷为平章事，李绛规劝说：“王锷任职太原，虽然取得的功效很是显著，但现在由于贡献自家财物便任命他为宰相，后世将怎样看待此事呢！”于是，宪宗再次打消了任命王锷为相的念头。
＇23＇中书侍郎裴数以疾辞位；庚申，罢为兵部尚书。
＇23＇中书侍郎裴屡次因疾病要求辞去相位，庚申（二十三日），宪宗将裴罢免为兵部尚书。
＇24＇十二月，戊寅，张茂昭入朝，请迁祖考之骨于京兆。
＇24＇十二月，戊寅（十二日），张茂昭入京朝见，请求将祖父和父亲的骸骨迁移到京兆府安葬。
＇25＇壬午，以御史中丞吕元膺为鄂岳观察使。元膺尝欲夜登城，门已锁，守者不为开。左右曰：“中丞也。”对曰：“夜中难辩真伪，虽中丞亦不可。”元膺乃还。明日，擢为重职。
＇25＇壬午（十六日），宪宗任命御史中丞吕元膺为鄂岳观察使。有一次，吕元膺在夜间要登城，城门已经上锁，守护城门的人不肯为他打开城门。周围的人说：“他是吕中丞啊。”守护城门的人回答说：“夜间难以辨别真假，即使是吕中丞，也不能够打开城门。”于是，吕元膺便回去了。第二天，守门人被提拔到重要职位上去。
＇26＇翰林学士、司勋郎中李绛面陈吐突承璀专横，语极恳切。上作色曰：“卿言太过！”绛泣曰：“陛下置臣于腹心耳目之地，若臣畏避左右，爱身不言，是臣负陛下；言之而陛下恶闻，乃陛不负臣也。”上怒解，曰：“卿所言皆人所不能言，使朕闻所不闻，真忠臣也。他日尽言，皆应如是。”已丑，以绛为中书舍人，学士如故。
＇26＇翰林学士、司勋郎中李绛当着宪宗的面陈诉吐突承璀骄横专断，言辞极为恳切。宪宗气得变了脸色说：“你说得太过分了吧！”李绛哭泣着说：“陛下将我安置在亲近信任的地位上，如果我在陛下面前畏怯退缩，爱惜自身，不肯进言，这便是我辜负了陛下。我把话讲出来了，但陛下讨厌去听，这就是陛下辜负我了。”宪宗的怒气消除了，便说：“你讲的全是人们不能讲的，使朕听到了无法得知的事情，是一位真正的忠臣啊！你以后尽情而言，完全应该像现在这个样子。”己丑（二十三日），宪宗任命李绛为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的职务仍如往常。
绛尝从容谏上聚财，上曰：“今两河数十州，皆国家政令所不及，河、湟数千里，沦于左衽，朕日夜思雪祖宗之耻，而财力不赡，故不得不蓄聚耳。不然，朕宫中用度极俭薄，多藏何用邪！”
李绛曾经从容不迫地规劝皇帝不要聚敛钱财，宪宗说：“现在河南、河北的好几十个州，都没有实行国家的政教法令，河、湟地区的好几千里地，还沦陷在异族手中，朕日夜想着洗雪祖宗的耻辱，但是财力不够丰足，所以不得不积蓄聚敛啊。不然，朕在宫廷中的花费极为俭约，多储藏财物又有什么用呢！”
六年（辛卯、811）
六年（辛卯，公元811年）
＇1＇春，正月，甲辰，以彰义留后吴少阳为节度使。
＇1＇春季，正月，甲辰（初九），宪宗任命彰义留后吴少阳为节度使。
＇2＇庚申，以前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二月，壬申，李藩罢为太子詹事。
＇2＇庚申（二十五日），宪宗任命前任淮南节度使李吉甫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二月，壬申（初七），李藩被罢为太子詹事。
＇3＇己丑，忻王造薨。
＇3＇己丑（二十四日），忻王李造去世。
＇4＇宦官恶李绛在翰林，以为户部侍郎，判本司。上问：“故事，户部侍郎皆进羡余，卿独无进，何也？”对曰：“守土之官，厚敛于人以市私恩，天下犹共非之；况户部所掌，皆陛下府库之物，给纳有籍，安得羡余！若自左藏输之内藏以为进奉，是犹东库移之西库，臣不敢踵此弊也。”上嘉其直，益重之。
＇4＇宦官不愿意让李绛在翰林院任职，使他出任户部侍郎，兼管户部。宪宗询问李绛说：“依照惯例，户部侍郎都要进献额外税收，唯独你不肯进献，这是为什么呢？”李绛回答说：“守卫疆土的地方官员，向百姓征收沉重的赋税来换取私人的恩惠，天下的人们尚且共同非难他们，何况户部掌管着的，都是陛下府库中的物品，支出与交纳都有帐簿记载，怎么会有额外的盈余！如果将财物从左藏转运到内库中去，以此作为进献的供物，这就如同将财物从东边的库房搬动到西边的库房，我可不敢因袭这一弊病啊。”宪宗嘉许李绛的耿直，更加器重他了。
＇5＇乙巳，上问宰相：“为政宽猛何先？”权德舆对曰：“秦以惨刻而亡，汉以宽大而兴。太宗观《明堂图》，禁人背；是故安、史以来，屡有悖逆之臣，皆旋踵自亡，由祖宗仁政结于人心，人不能忘故也。然则宽猛之先后可见矣。”上善其言。
＇5＇乙巳（疑误），宪宗询问宰相说：“执掌大政的宽和与严厉应当哪个居于首位？”权德舆回答说：“秦朝因残酷苛刻而灭亡，汉朝因宽和大度而兴盛。太宗观看《明堂图》，禁止鞭打人们的脊背。所以安禄山、史思明以来，屡次出现悖乱忤逆的臣下，但在转足之间都自取灭亡了。这是由于祖宗的仁政维系着人心，人们不能够忘怀的缘故啊。这样说来，宽和与严厉应该孰先孰后是很清楚的了。”宪宗很赏识权德舆的进言。
＇6＇夏，四月，戊辰，以兵部尚书裴为太子宾客，李吉甫恶之也。
＇6＇夏季，四月，戊辰（初四），宪宗任命兵部尚书裴为太子宾客，这是因为李吉甫憎恶他的原故。
＇7＇庚午，以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卢坦为户部侍郎、判度支。或告泗州刺史薛謇为代北水运使，有异马不以献；事下度支，使巡官往验，未返，上迟之，使品官刘泰昕按其事。卢坦曰：“陛下既使有司验之，又使品官继往，岂大臣不足信于品官乎！臣请先就黜免。”上召泰昕还。
＇7＇庚午（初六），宪宗任命刑部侍郎、盐铁转运使卢坦为户部侍郎、判度支。有人告发泗州刺史薛謇在担任代北水运使时，曾有一匹不同寻常的好马，却没有进献上来。事情下交度支查问，命令巡官前去验察，尚未返回，宪宗嫌事情办得太慢，便让品官刘泰昕按察此事。卢坦说：“既然陛下让主关部门验察此事，却接着又让品官前往，难道是大臣比品官还不值得相信吗！请让我先来接受罢免吧。”于是，宪宗将刘泰昕传召回来了。
＇8＇五月，前行营粮料使于皋谟、董溪坐赃数千缗，敕贷其死；皋谟流春州，溪流封州，行至潭州，并追遣中使赐死。权德舆上言，以为：“皋谟等罪当死，陛下肆诸市朝，谁不惧法！不当已赦而杀之。”溪，晋之子也。
＇8＇五月，前任行营粮料使于皋谟和董溪因贪污数千缗钱财而获罪，宪宗颁敕免除了他们的死罪，于皋谟被流放春州，董溪被流放封州。当他们走到潭州时，宪宗又追派中使赐他们自裁而死。权德舆进言认为：“于皋谟等二人的罪行应当处死，陛下将他们陈尸闹市，还有谁敢不畏惧法纪！但陛下不应该在赦免他们以后，却又将他们杀掉。”董溪是董晋的儿子。
＇9＇庚子，以金吾大将军李惟简为凤翔节度使。陇州地与吐蕃接，旧常朝夕相伺，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惟简以为边将当谨守备，蓄财谷以待寇，不当睹小利，起事盗恩，禁不得妄入其地；益市耕牛，铸农器，以给农之不能自具者，增垦田数十万亩。属岁屡稔，公私有余，贩者流及他方。
＇9＇庚子（初七），宪宗任命金吾大将军李惟简为凤翔节度使。陇州与吐蕃接壤，以往经常天天相互侦察，交替着进入敌方攻打抄掠，人们不得宁息。李惟简认为边疆将领应当周密设防，积蓄资财和谷物，等待敌军的到来，不应当着眼细小的利益，惹起事端，窃取官家的赏赐。他禁止人们随便进入吐蕃的疆境，同时逐渐购买耕牛，铸造农用器具，以便供给不能自己备办耕牛与农具的农民，结果增垦田地数十万亩。适值一连几年丰收，公家与私人有了余粮，于是商人将粮食贩运到外地出售。
＇10＇赐振武节度使阿跌光进姓李氏。
＇10＇宪宗赐给振武节度使阿跌光进姓氏为李氏。
＇11＇六月，丁卯，李吉甫奏：“自秦至隋十有三代，设官之多，无如国家者。天宝以后，中原宿兵，见在可计者八十余万，其余为商贾、僧、道不服田亩者什有五六，是常以三分劳筋苦骨之人奉七分待衣坐食之辈也。今内外官以税钱给俸者不下万员，天下千三百余县，或以一县之地而为州，一乡之民而为县者甚众，请敕有司详定废置，吏员可省者省之，州县可并者并之，入仕之涂可减者减之。又，国家旧章，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钱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艰难以来，增置使额，厚给奉钱，大历中，权臣月俸至九千缗，州无大小，刺史皆千缗。常兖为相，始立限约，李泌又量其闲剧，随事增加，时谓通济，理难减削。然犹有名存职废，或额去俸存，闲剧之间，厚薄顿异。请敕有司详考俸料、杂给，量定以闻。”于是命给事中段平仲、中书舍人韦贯之、兵部侍郎许孟容、户部侍郎李绛同详定。
＇11＇六月，丁卯（初四），李吉甫上奏说：“由秦朝到隋朝的十三个朝代，设置官员的数量，没有比我朝更多的了。天宝年间以后，中原地区驻屯军队，现在能够计算出来的就有八十多万人，其余作为商人、僧人、道士等不从事农业的人口有十分之五六，这是经常以十分之三的劳苦筋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