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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第四卷 下-第13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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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竭诚赴难,破朱,解重围,而咫尺不得见天子,意殊怏怏,曰:“吾今已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遂引兵去,至鲁店,留二日乃行。

  李怀光生性粗疏,从山东前来奔赴国难,多次与人们谈到卢杞、赵赞、白志贞的邪恶谄媚,而且说:“天下的祸乱,都是这号人造成的!我见到圣上,自当奏请杀了他们。”李怀光解除了对奉天的围困以后,自己矜夸功劳,认为德宗一定会以特殊的礼节接待他。有人劝说王、赵赞说:“李怀光沿途激愤感叹,认为宰相谋划议论乖谬无方,度支收敛赋税烦多,京兆尹犒劳赏赐苛刻不丰。致使圣上流离迁徙的,是宰相、度支、京兆尹三人的罪过。如今李怀光新近立下了巨大的功劳,圣上肯定会对他敞开胸襟,推诚相待,征询为政得失。假使他的话传到圣上耳中,岂不是很危险吗!”王、赵赞将此话告诉了卢杞,卢杞害怕,便语气和缓地对德宗说:“李怀光的功勋业绩,为国家所依赖。敌寇已吓破了胆,全然没有守城的心思。如果让李怀光乘胜攻取长安,一下子便可以消灭敌军,这真是势如破竹啊。现在听任他入城朝见,必定要赏赐设宴,拖延好几天,致使敌军开进京城,得以从容地作好防备,恐怕就难以图谋了。”德宗认为很对,便诏命李怀光直接带领军队屯驻便桥,与李建徽、李晟以及神策兵马使杨惠元按限定日期共同攻取长安。李怀光认为自己由数千里外竭尽赤诚,奔赴国难,打败朱,解除重重围困,现在身在咫尺,却不能够见到皇上,心里甚为不满意。他说:“我如今已经被奸臣所排挤,事情不问可知了!”于是李怀光带兵离去,来到鲁店,停留了两天,才又出发。

  '7'剑南西山兵马使张以所部兵作乱,入成都,西川节度使张延赏弃城奔汉州;鹿头戍将叱干遂等讨之,斩及其党,延赏复归成都。

  '7'剑南西山兵马使张率部下士兵发起叛变,进入成都,西川节度使张延赏抛下成都,逃奔汉州。在鹿头屯戍的将领叱干遂等人讨伐叛兵,杀掉张及其同党,张延赏再次回到成都。

  '8'淮南节度使陈少游将兵讨李希烈,屯盱眙,闻朱作乱,归广陵,修堑垒,缮甲兵。浙江东、西节度使韩闭关梁,禁马牛出境,筑石头城,穿井近百所,缮馆第数十,修坞壁,起建业,抵京岘,楼堞相属,以备车驾渡江,且自固也。少游发兵三千大阅于江北;亦发舟师三千曜武于京江以应之。

  '8'淮南节度使陈少游领兵讨伐李希烈,在盱眙屯驻,听说朱发起叛乱,便回到广陵,修整壕沟与寨堡,缮治铠甲与兵器。浙江东、西节度使韩封锁关口与桥梁,禁止牛马出境。他还修筑石头城,开凿水井将近一百眼,整治馆舍数十处,修筑壁垒城堡,起自建业,抵达京岘山,楼房与城墙上凸形矮墙连成一片,既为皇上南渡长江作准备,也加固了自己的守备。陈少游发兵三千人在长江北岸大规模地检阅军队,韩也派出水军三千人在京江炫耀武力,以与陈少游相呼应。

  盐铁使包佶有钱帛八百万,将输京师。陈少游以为贼据长安,未期收复,欲强取之。佶不可,少游欲杀之;佶惧,匿妻子于案牍中,急济江。少游悉收其钱帛;佶有守财卒三千,少游亦夺之。佶才与数十人俱至上元,复为韩所夺。

  盐铁使包佶拥有钱帛八百万,准备运往京城。陈少游认为乱军占领着长安,收复无期,打算强行夺取这些钱帛。包佶不肯交出钱帛,陈少游想杀他,包佶害怕,便将妻子儿女藏匿在公事文书中间,急忙渡过长江,陈少游将他的钱帛全部收缴。包佶有守护钱财的士兵三千人,陈少游也将他们劫夺了一番。包佶刚和数十人一起到上元县,又被韩所劫夺。

  时南方藩镇各闭境自守,惟曹王皋数遣使间道贡献。李希烈攻逼汴、郑,江、淮路绝,朝贡皆自宣、饶、荆、襄趣武关。皋治邮驿,平道路,由是往来之使,通行无阻。

  当时,南方的藩镇各自封锁边境,据守一方,只有曹王李皋几次派遣使者抄小路向朝廷进献贡物。李希烈进攻逼迫汴州、郑州,江淮道路断绝,朝廷的贡物都从宣、饶、荆、襄各州取道武关。李皋修治驿站,平整道路,此后,使者往来通行无阻。

  '9'上问陆贽以当今切务。贽以日致乱,由上下之情不通,劝上接下从谏,乃上疏,其略曰:“臣谓当今急务,在于审察群情,若群情之所甚欲者,陛下先行之,所甚恶者,陛下先去之。欲恶与天下同而天下不归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夫理乱之本,系于人心,况乎当变故动摇之时,在危疑向背之际,人之所归则植,人之所去则倾,陛下安可不审察群情,同其欲恶,使亿兆归趣,以靖邦家乎!此诚当今之所急也。”又曰:“顷者窃闻舆议,颇究群情,四方则患于中外意乖,百辟又患于君臣道隔。郡国之志不达于朝廷,朝廷之诚不升于轩陛。上泽阙于下布,下情壅于上闻,实事不必知,知事不必实,上下否隔于其际,真伪杂糅于其间,聚怨嚣嚣,腾谤籍籍,欲无疑阻,其可得乎!”又曰:“总天下之智以助聪明,顺天下之心以施教令,则君臣同志,何有不从!远迩归心,孰与为乱!”又曰:“虑有愚而近道,事有要而似迂。”

  '9'德宗向陆贽询问当今最为急切的事务。陆贽认为,往日导致变乱,是由于上下之情不相通。劝说德宗接触下情,听从谏诤。于是他进上章疏,大略是说:“臣认为当今最为急切的事务,在于详细察明众人的心志,若是众人甚为希图的,陛下先去施行它,众人甚为憎恶的,陛下先去除掉它。陛下所希图和憎恶的与天下人相同,而天下人不肯归向的事情,从古到今,都是没有的。一般说来,治与乱的根本,与人心密切相关,何况正当变故发生、人心动摇时,处于危贻疑虑、人心向背的关头!人心归向,那就会万事振兴;人心离异,那就会万事倾危。陛下怎么能不审察众人的心志,与他们同好同恶,使民众向往归附,以安定国家呢!这一点就是当前所最为急切的啊。”陆贽又说:“不久前臣私下听取大家的议论,对大家的心志也颇做了些研究。发现地方上担心的是朝内朝外的意图违背,百官又担心君臣沟通的途径阻隔。地方上的意图不能上达朝廷,朝廷的诚意不能上达圣听。上面的恩泽很少向下面流布,下面的实情被阻塞不能使上面闻知。真实的事情不一定知道,知道的事情不一定真实,上下在此际阻隔不通,真假在此间混杂糅合,聚集的怨苦之声噪杂而起,腾起的毁谤之辞乱作一团,要想毫无猜疑阻隔,那是可能的吗?”他又说:“汇集起天下人的智慧以助于自己的聪明,顺从天下人的心志以施行政教律令,就会君臣同心,有谁会不听从命令!远近的人们都归心朝廷,有谁会去发动叛乱!”他又说:“有的计虑看似愚昧而接近道理,有的事情本来切要而看似迂阔。”

  疏奏旬日,上无所施行,亦不诘问。贽又上疏,其略曰:“臣闻立国之本,在乎得众,得众之要,在乎见情。故仲尼以谓人情者圣王之田,言理道所生也。”又曰:“《易》,乾下坤上曰泰,坤下乾上曰否,损上益下曰益,损下益上曰损。夫天在下而地处上,于位乖矣,而反谓之泰者,上下交故也。君在上而臣处下,于义顺矣,而反谓之否者,上下不交故也。上约己而裕于人,人心说而奉上矣,岂不谓之益乎!上蔑人而肆诸己,人必怨而叛上矣,岂不谓之损乎!”又曰:“舟即君道,水即人情。舟顺水之道乃浮,违则没;君得人之情乃固,失则危。是以古先圣王之居人上也,必以其欲从天下之心,而不敢以天下之人从其欲。”又曰:“陛下愤习俗以妨理,任削平而在躬,以明威照临,以严法制断,流弊自久,浚恒太深。远者惊疑而阻命逃死之祸作,近者畏慑而偷容避罪之态生。君臣意乖,下下情隔,君务致理,而下防诛夷,臣将纳忠,又上虑欺诞,故睿诚不布于群物,物情不达于睿聪。臣于往年曾任御史,获奉朝谒,仅欲半年,陛下严邃高居,未尝降旨临问,群臣局趋退,亦不列事奏陈。轩陛之间,且未相谕,宇宙之广,何由自通!虽复例对使臣,别延宰辅,既殊师锡,且异公言。未行者则戒以枢密勿论,已行者又谓之遂事不谏,渐生拘碍,动涉猜嫌,由是人各隐情,以言为讳。至于变乱将起,亿兆同忧,独陛下恬然不知,方谓太平可致。陛下以今日之所睹验往时之所闻,孰真孰虚,何得何失,则事之通塞备详之矣!人之情伪尽知之矣!”

  章疏奏上十天,德宗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也不再询问什么。陆贽再次进上章疏,大略是说:“臣听说立国的根本在于能够得人,得人的关键在于洞见人情。所以仲尼认为人情是圣王之田,意思是说人情乃是治理之道产生的基础。”他又说:“在《易经》中,乾在下而坤在上叫作泰,坤在下而乾在上叫作否,损上而益下叫作益,损下而益上叫作损。一般地说,天在下面而地处在上面,在位置上是乖谬的了,但反而把它叫做泰,是因为上下相交的原故。君主在上面而臣属处在下面,在义理上是通顺的,但反而把它叫做否,是因为上下不能相交的原故。君主约束自己而对人们宽宏大度,人们必定会喜欢,因而事奉君主了,这难道不应该把它叫做益吗!君主蔑视人们反而让自己恣肆无忌,人们必定要怨责,因而背叛君主,这难道不应该把它叫做损吗!”他又说:“船就是君之道,水就是人之情。船顺乎水之道才能浮起,违背了水之道就会沉没。君主掌握了人们的意愿才能地位巩固,不能把握人们的意愿就会处境危险。所以古代的圣明君主居于众人之上时,一定要让自己的欲望顺从于天下之心,而不敢使天下之人顺从自己的欲望。”他又说:“陛下愤恨藩镇跋扈,习以成俗,妨害治道,便以削平强藩为己任,以明察一切的威严照临四方,以严密的法网控制裁断万事。然而,弊端相沿已久,陛下深求恒久之心过重。因此疏远的人,惊怖疑虑、抗阻命令、逃脱死亡的祸患兴起;亲近的人,畏葸慑伏、偷合苟容、躲避罪责的情态发生。君臣之意乖违,上下之情阻隔,君主务求政治修明,但臣下却防备遭受诛杀;臣下将要交付忠心,君主却又顾虑会有欺妄。所以皇上的诚意不能播散于万众,万众之情也不能传达到皇帝的耳中。我在往年曾经担任御史,得以侍奉朝见,仅将近半年,而陛下威严莫测,高高在上,不曾降旨征求意见,群臣畏缩不安,快步避退,也不肯条列诸事奏陈。在朝堂上,君臣之间尚且不能相互晓示,宇宙如此广袤,又如何能够自行通达!虽然陛下仍按惯例与待制的使臣谈话,还另外延请宰相议事,但是这既与众人参与之义不同,又与公开进言有别。对尚未实行的事情,臣下以莫论机要为戒;对已实行的事情,臣下又说不必讽谏已成之事,渐渐地生出了顾忌,动不动就涉及猜疑。由此,人们各自隐瞒真情,以讲话为忌讳,以至于在变乱将起时,万民同忧,只有陛下安然而无所察觉,还在说太平将会到来。陛下如能以如今所见到的来验证以往所听说的,哪个是真实的,哪个是虚假的,得在哪里,失在哪里,那么,事情的通达与阻塞便全都清楚了,人心的真伪便全都知道了。”

  上乃遣中使谕之曰:“朕本性甚好推诚,亦能纳谏。将谓君臣一体,全为堤防,缘推诚不疑,多被奸人卖弄。今所致患害,朕思亦无他,其失反在推诚。又,谏官论事,少能慎密,例自矜,归过于朕以自取名。朕从即位以来,见奏对论事者甚多,大抵皆是雷同,道听途说,试加质问,遽即辞穷。若有奇才异能,在朕岂惜拔擢。朕见从前已来,事祗如此,所以近来不多取次对人,亦非倦于接纳。卿宜深悉此意。”贽以人君临下,当以诚信为本。谏者虽辞情鄙拙,亦当优容以开言路,若震之以威,折之以辩,则臣下何敢尽言,乃复上疏,其略曰:“天子之道,与天同方,天不以地有恶木而废发生,天子不以时有小人而废听纳。”又曰:“唯信与诚,有失无补。一不诚则心莫之保,一不信则言莫之行。陛下所谓失于诚信以致患害者,臣窃以斯言为过矣。”又曰:“驭之以智则人诈,示之以疑则人偷。上行之则下从之,上施之则下报之。若诚不尽于己而望尽于人,众必怠而不从矣。不成于前而曰诚于后,众必怠而不从矣。不诚于前而曰诚于后,众必疑而不信矣。是知诚信之道,不可斯须而去身。愿陛下慎守而行之有加,恐非所以为悔者也!”又曰:“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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