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5期-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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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解。英国人崔瑞德编著的《剑桥中国隋唐史》中的史学观点很有新意，可提供我们借鉴参考。但其对中国古代文献的掌握与处理上有些问题。郭沫若被人称为中国新史学（即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祖师。他的主要贡献在先秦史方面。顾颉刚编《古史辨》，影响不可小视。他培养了许多学生，但其成果大都在先秦领域。谭其骧在他影响下专治历史地理，贡献尤大。前些年出版的全22册的《中国通史》，大概是目前篇幅最大的中国历史著作，因编撰人员太多，又分散编写，体例较难统一，水平参差不齐。总主编也是顾颉刚的学生，但与国内同行专家相比，他的研究成果不能算是最高的。周勋初教授的这些介绍，很难一下从书本上获知，可帮助余历雄在研究过程中少走弯路。如此评说众书，其功用近似于专题书目，有利于对某一问题研究状况的总体把握。
周勋初教授在向弟子荐书时表达的对这些学者治学的一些评价和看法，已经具有学术评论的性质和学术史的意味。譬如，余历雄就该如何看黄永年先生所著的《唐史史料学》一书向周勋初教授请教，周勋初教授指出：这是一部唐代文史研究的重要工具书，黄先生对现存的唐代史料与相关的著作，都作了很好的考辨。特别是对《旧唐书》与《新唐书》的分析评判，最见功力。但书中也有些小疵，如对《刘宾客嘉话录》的版本介绍就有不足之处。当然，像《唐史史料学》这一类的书，牵涉到的典籍和材料太多，学界不能推出新的研究成果，一个人也不可能一一看到，黄先生年纪已大，对新材料和新书的成果不能充分吸收，也可理解，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这些中肯的评介都会给余历雄的学习很大帮助。
《师门问学录》能让人感受到传统书院讲学，以及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清华研究院讲学的流风余韵；此种讲学方式，在当今的研究生教学中，希望不至于绝无仅有昙花一现。包括南京大学中文系在内的研究生教育已有向大班教学方向发展的趋势，师生皆有忧虑之心，如何改革调整，已迫在眉睫。希望改革与调整能够从中国优秀的教学传统中找到一些可供转化利用的资源。
深入浅出的
那还是1998年，我与树成同志的办公室仅一墙之隔，而且这个墙还是石膏板做成的半截墙，所以，我们经常能够隔着那堵墙聊天，讨论一些感兴趣的问题，不知就里的人还以为我们是在大声自言自语。那时，我就知道他正打算编一本经济类辞书。
转眼间六七年过去了，树成同志主编的《现代经济辞典》洋洋大观地摆在了我面前。看到这本包括了六千多个词条的鸿篇巨制，作为朋友，我真为他高兴。于公，庆贺他为中国的经济学界做成了一件大事；于私，高兴他终于放下了一个包袱——编写辞书是一件繁琐、细致的工作，而他本职工作任务就很重，在科研工作之余承担的这项工作，在我看来真是一个包袱。
“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感觉，经过六个寒暑编写成的这部辞典，的确独具匠心，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好书。
据说，在美国，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就是一本大学公共课教材。反观我国，面向大众的经济学著作实在太少了。在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快速发展、经济体制正在发生深刻变革的社会，通过普及经济知识，使大多数老百姓也能了解周围发生的经济现象，发表自己的意见，对保证经济发展的正确方向无疑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现在，不论是电视广播、，还是报刊杂志，经济类报道是越来越多了，专业性语词也越来越多，其中不乏一些新的名词术语。为了理解它们，早就需要有一本雅俗共赏的专门辞书。所谓“雅”就是要具有科学性，所谓“俗”就是要使非经济专业读者也能理解。经济现象虽然和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但对它的理论解释却愈来愈科学化，所以要做到“俗”，首先要“雅”。在这方面，《现代经济辞典》可以说是填补了我国目前出版界的一项空白。
本书的科学性我感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词条选择广而不滥。这本书搜集了六千多个辞条，涉及我们当前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但是，编者并非一味求全，而是有着严格的界限。譬如，在这本书中就没有“技术经济学”这个词条。树成兄曾在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所工作多年，当然不是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学科存在。我在最初的惊疑之余，很快就猜出了其中的原委。原来，技术经济学早在几年前就被划人了管理学科。我想，这既说明了编者的独具匠心，也表明了编者一贯的认真细致的工作作风。
第二是术语的选取有利于标准化。一部辞书无疑会对术语的标准化产生重大影响。而术语的标准化又是一门学科发展的基础。在我看到的词条中，编者显然对此给予了极大关注，并作出恰当的取舍。譬如，收入了“前验性商品”和“后验性商品”这组词，与其意思一样的，还有“搜寻产品”、“经验产品”，“检验性商品”、“体验性商品”等用语则未收，我觉得，比较而言，前验性商品和后验性商品这组词意思一目了然，更明白易懂。
第三是概念准确，释义可靠。就我看过的词条，绝大部分，都给出了准确的解释。而个别词条的解释之所以存在争议，则是因为目前学术界尚存在不同理解。例如产权与所有权的概念及二者的关系。
说到通俗性，最权威的评价者当然是广大读者。在这里我仅举一例说明我的看法。如果把理论经济学看作是现代经济学的王冠，那么，一般均衡理论就是王冠上的明珠。而对于一般均衡理论来说，不动点定理又具有关键的意义。本书对它的解释并来过多关注于对其内涵的说明，而是着眼于说明它在一般均衡理论中的地位和意义。我认为，对于非专业人士，这可能是了解其涵义的最好办法了。其他的例子还很多，可以说比比皆是，也就不一一列举了。而对于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的一些术语，在释文中把各种观点一一列出，例如，“经济计量学”和“计量经济学”。
总之，我认为这是一本高质量的、雅俗共赏的辞书。学术性很强的辞书能深入浅出，让非专业人士都看懂、能用，证明了作者深厚的功力和一切为着读者的高尚精神。
中国物流需要激情
■ 贺登才
前不久，“宅急送”快递员叩门，送来一本散发着油墨香的新书——《快递争霸战》，匆匆翻过，竟然不肯放手。书中的有些观点也许还需要斟酌，但满篇的激情已经使你震撼。
快递业，通过整合多种物流资源，使用户享受到点对点的服务，是现代物流理念催生的一个新兴业态。在常人看来，也许不值一提，但在作者笔下却是征战。
《快递争霸战》，单看书名，就充满了火药味。“‘洋快递’兵临城下，中国快递市场烽烟四起，谁与争锋？在经历了中国快递‘国际战争’、中国快递‘国内战争’之后，中国民营快递企业——宅急送闪亮登场。”全篇跌宕起伏，层层推进，描述了一个快递“战国时代”。饱含哲理的铿锵之声，不由得让你仔细思索：
战争从来就没有远离过我们，远离战争的只是我们的心。
战争是以剑代笔的政治，经济是没有硝烟的战争。你不能回避战争，便只有选择战争。
世界就是这样一个大擂台；中国快递也决没有和平时期。如果认为有，你注定会失败；如果你不敢面对，你将失掉一切。
在快递烽烟四起的背景下，作者推出了他要重点描写的企业——“宅急送”。仅仅用11年的时间，从3辆车、7个人，发展到1500辆车，9000余员工，网络遍布全国，“宅急送”的发展近乎神话。作者用“巨鲸跃起”、“红色思想”、“绿色割据”、“生命哲学”、“自来水原则”、“最大的竞争”、“最深的海”、“快递工夫”等篇章，把“宅急送”在这场战争中的战略、战术层层剥笋，全程透视。懂行的人，也许能学一点门头夹道，不懂行的人，也会感觉红火热闹。
说到“宅急送”，不能不提陈平其人。在2003年的物流企业家年会上他有一个简短的发言，一次次被热情的掌声所打断，他的激情感动了所有在场的人。所以我参与中央电视台《对话》栏目有关物流的一次节目策划，毫不犹豫提出请陈平来做嘉宾。原因很简单，中国物流需要激情。那天，陈平的表现果然不俗，面对世界物流巨头侃侃而谈。特别是，他把中国的物流企业比做刘翔。指出，中国的物流企业，也许实力还不够强大，但在物流跨栏赛中一定会获得成功。
《快递争霸战》把一个充满竞争的行业写热了，把一家神奇的企业写火了，把一位敢打敢拼的企业家写活了。
这是物流行业一本充满激情的书。争霸尚远，雄心犹在。中国物流需要激情。
武侠小说关键词
■ 李 欧
勇
武，是侠的最重要资源之一，但却不是必要的构成，对于武侠文艺它才是不可缺的要素。勇，则与侠不可分，无侠不勇，无勇非侠，勇在武之上。
何谓勇？按照蒂利希的思想，勇，就是不顾“非存在”的威胁而对“存在”进行肯定（见蒂利希著《存在的勇气》）。行侠，无论是报恩仇，平不平，还是为国为民，必然有死亡、伤残、危险等“非存在”时时伴随。勇，就是在自我肯定中把“非存在”的威胁与焦虑担当起来。
这种肯定首先来自伦理精神，即道义所在，则必有所为。孔子非大侠，但也断言：“见义不为，则无勇也”。侠之勇，在于敢于去死，去为他人，为某种伦理原则去死，是对牺牲和奉献理念的肯定。反过来，就正因为有了勇，大侠们才能在分担他人的苦难与凌辱的行动中，表现出不愿屈从于人生苦难的必然性，并誓死与这种必然性抗争的精神。勇，才使大侠们不相信“命运”的合理性，要以自己的存在使不可能成为可能。正因为有了勇，才使得侠的意义和价值得以彰显。勇气中所产生的意义感和价值感，使大侠们在“非存在”的威胁中，即使处于绝望状态，也能肯定自己的生命进程，“身首离兮心不惩”，如郭靖死守不能守的襄阳。
侠之勇，还应做本体论的思索，离开本体论的证实，侠之勇的价值不能完全理解。勇，是生命本身的诉求，只有生命在与压迫、摧残、灾难的对抗时，才有勇存在。勇，是人的生命反抗不自由的生存状态的表现。而且，蒂利希称“在勇敢的行为中，我们存在的本质部分压倒了较次要的部分”。这就是说，有勇，才能使人的本质得以发挥，从而超越限定的状态。勇是一种生产性的力量，它改变了生命自身，也改变了世界，有勇，人才成其为人。
勇，是人性本身所具有，但为何仍有无勇？当面对凶残、危险、苦难时，人性退缩了，怯懦就压倒了勇。因此，勇，是坚强而完满生命的象征；不勇，则是萎缩生命的表现。大侠之行为，向我们显示了勇是什么；大侠之勇，则向我们显示了生命应是什么。
游
武侠小说横行，但“武”与“侠”相连甚晚。二十世纪初，才有“武侠”一词，而且据说是从日本进口，远迟于“任侠”、“豪侠”、“仁侠”、“义侠”、“隐侠”，甚至“女侠”这些概念的产生。“游”与侠则关系久远。太史公叙侠之事，特标明“游侠列传”。侠客者，行侠之“客”也，必然在“游”。游之义大焉、深焉。
游有三义。其一为地理空间之游：游荡。“别我不知何处去，黄昏风雨暗如磐”。仗剑行天下，为侠之本色。虽追求“执杯酒，握君手，意气相倾死何有”，但相聚就是为了相离。
其二为社会空间之游：游离。入庙堂不成或不愿，隐山林不甘或不能，只能“游”。在身份、地位、阶层、群体之间游，在法律、伦理、规训、禁忌的边缘游，在“显”与“隐”之间，在秩序网络的缝隙间游。
其三为精神空间之游：游神。大侠精神的核心要素是自由、：自己与他人之自由。如不愿意被既定处境所压服所控制，就必须游。游之精神即自由之精神、超越之精神。
侠是“先验的无家可归之人”。侠的出场，是为了重建正义秩序。但秩序一旦建立，侠就难以存在。哪怕是“梁山泊”那样的“世外桃源”式的秩序世界，其正义和自由也是极其有限的，侠只能再游。隐，是侠的退场。但是，隐，绝非是侠的本然性质，而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忍”，真隐是无侠可言的。
游的结局是归家，但侠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