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1期-第23部分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钚陆埂�
说起经济哲学，人们不禁要问：经济哲学是哪路神仙，在经济学如此显赫之际硬要与经济学连姻挂钩？它有除经济学研究对象之外属于自己的对象吗？它逻辑上能自圆其说因而自成一体吗？把话说白了，什么是经济哲学？目前理论界有三种观点：广义经济哲学，即探讨经济、经济学与哲学关系的一切学问；狭义经济哲学，作为理论哲学的一个分支，出发点是经济和经济学，落脚点是哲学，追求的是理论上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经济的哲学，作为应用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即人们自觉地运用一定的哲学观念、哲学方式和价值观念去理解并解释经济现象或经济学中出现的基本概念及其相互关系。按照这样的理解，《经济个人主义的哲学研究》是属于狭义经济哲学的范畴。正像作者所指出的，本书不是泛泛地研究经济意识，而是研究经济意识中的哲学问题。
自亚当·斯密以来的二百多年间，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经济价值观的核心和灵魂是经济个人主义思想。这一核心和灵魂与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关系如何？它在西方主流经济学及其历史发展中起了什么作用？有什么样的具体表现？回答这些问题是《经济个人主义的哲学研究》一书的根本性任务。它是否完成了这一任务？我们从它的具体内容及其展开中得到了肯定性回答。在这里，经济价值观是一个全新的概念，用以表示经济与价值观的结合，具体可表述为：经济行为和经济意识中内含的、与经济行为和经济意识有必然联系的价值判断。很显然，这个概念包含了两个方面的信息：一是经济价值观仍然是哲学意义的价值观，因为它的思维方式和构成方法还是哲学的；二是经济价值观具有自己的独特之处，这就是它的研究对象和相应内容受到经济一词指称范围的限制。
经济价值观有三个层次：在经济价值观总体中占主导地位的、常规性的一部分，如效率价值观、公平价值观等，构成了经济价值观的中间层次；动物本能性或违背正当经济规则约束、钻经济规则空子的经济价值观，如以获取经济利益为目的的欺诈理论，垄断、掠夺合理理论等，构成了经济价值观的最低层次；把关于经济行为的价值判断人生价值观化，这部分内容可称为价值观升华，这是最高层次的经济价值观。经济价值观的研究对象应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经济价值观的面对性对象，它们是经济行为、经济政策、经济学理论体系、经济习俗和经济心理中的经济价值观。二是经济价值观的目的性研究对象，这就是经济价值观产生、存在和发展的本质与规律。
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其经济价值观的外在表现变化多端，给人以根本性质游移不定的印象，如凯恩斯的“经济学革命”，就其本质而言，它的经济价值观的核心始终没有变，这就是经济个人主义。作者从社会、思想和概念三个方面考证了个人主义的起源及其流变，又从事实和思想的内在逻辑上证明个人主义思想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经济价值观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指出经济个人主义的基本含义：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干预。经济个人主义思想的根本特点是最大化，即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具体说，“看不见的手”是经济个人主义思想的哲学隐喻，“经济人”是经济个人主义思想的通俗表达，自由竞争是经济个人主义思想的具体化，效率是经济个人主义思想的判定标准，企业家是经济个人主义思想的人格化。
选择西方主流经济学中的经济价值观作为研究对象，既富有挑战性，又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从理论方面来看，西方的一些经济学家也指出，经济学不是价值中立的，将经济行为同道德标准分离开来是不可能的。如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罗宾逊夫人在她的《经济哲学》一书中就指出，任何一种经济制度都需要一套规则，需要一种意识形态去为它们辩护。她认为，经济学作为一门研究经济制度的学说，一方面作为科学研究的方法，具有实证的内容，另一方面总是“每一时期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载体”。正是这些“道德标准”、价值观念构成了各种不同经济学说的“前提”和“基本假设”。也就是说，实证经济学由此出发的许多基本的假设，本身就蕴涵着价值方面的前提。因此，作为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根本不同的社会主义制度条件下，引进、吸收西方经济理论就不可能不顾及到它的价值立场问题，也就不可能作为一般的理论而全盘吸收。从实践方面看，在我们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在保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提下，每前进一步都需要吸取西方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从这个方面来说，这本书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从具体内容看，《经济个人主义的哲学研究》并未过多涉及经济价值观之外的其他经济哲学内容，但此书的学术实践向我们说明了一个基本事实，经济学与经济哲学并不矛盾而是相辅相成，经济哲学可像《经济个人主义的哲学研究》一书那样按照既定的路子走下去，其成果会日益丰富；经济学既可从中受到启发又不必担心经济哲学到经济学中抢地盘。由此看来，《经济个人主义的哲学研究》一书用自己的学术实践给了经济哲学一个名正言顺因而可以登堂人室的说法。
“显学”中的“微词”
■ 唐 辉
刘宇赤所著《经济微言》（下称《微言》）是一本并不十分起眼的小书。书中收录作者1986年…2003年经济政策言论30篇，内容涉及宏观经济、农村与农业、工业与企业、个体私营经济、生态与减灾、区域战略等方面。这是一本需要结合二十余年改革开放背景并值得认真一读的问题之书，虽然没有完备理论系统，但大致包括了省辖市一级党政机关所面临的主要经济问题及其相关公共政策选择问题。
在现代经济学研究中，市场、政府与企业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家们关注的核心内容。在中国近些年的经济研究中，以经济体制为重点的宏观研究和以企业个案为重点的微观研究一直非常活跃。这种状况的出现自有其必然性：中国改革的方向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因而从宏观层面探索如何建立与完善市场体制、以及从微观层面探索如何将企业真正培育成为市场微观主体，是两个最为迫切的问题，因而吸引了诸多经济学家与经济理论工作者的关注。然而，在这两个领域研究十分活跃的同时，我们也看到，现代经济学所关注的“市场、政府与企业”三个环节在中国的经济研究中，“政府”这一环节的研究相对薄弱。这主要表现在，已有对“政府”的研究多结合在对市场经济宏观体制研究之中，且集中在抽象层面谈“政府”的角色定位，而站在理论研究和实践运行相结合的支点上、从中观层面研究作为政府调控市场的基本工具的经济政策问题相对较冷，甚至某种程度上有被忽视的现象。
作为一个地级市政府的学者式官员，《经济微言》的作者刘宇赤先生正好利用“地利”之便，站在这样一个中间位置上思考经济政策问题，在他看来，市场经济仅有宏观体制与微观主体两个环节不行，同时少不了作为连接宏观体制与微观主体之间的政府经济政策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如果说宏观体制搭建了平台，微观主体企业是平台上演戏的主角，那么，政府经济政策某种程度上就扮演了导演的角色。《经济微言》一书的特色恰在于围绕经济政策研究做文章。一方面，作者以其较为丰富的经济学知识与智慧，从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出发，根据经济实践的需要，探索既适合经济学一般规律、同时又适合中国或地区具体情况的经济政策，以指导经济发展；另一方面，作者又通过对丰富多彩而又纷繁复杂的经济实践活动的观察，对各项经济政策的实际运作过程与效用发挥进行深入思考，并发掘带有普遍性、倾向性的东西，探索实践表象背后的内在规律，并试图将这些规律上升到经济理论层面，以充实相关理论，使之更好地指导下一步的经济政策制订与实施。正因此，我们可以说，《微言》站在中观层面、以经济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对当下的经济理论研究领域与视野起到了“拾遗补缺”的作用。
围绕将经济理论落实到经济政策，围绕经济政策，从《微言》中我们看到了许多经济学界很少提及的一些观点，这些观点让人耳目一新。比如，学界经常谈及投资结构的优化，而在作者的笔下，优化投资结构在政府政策指导层面已经逻辑地细化成“投资主体：变单一为多元；投资规模：变随意为科学；投资机制：变无序为有效；投资方向：变盲从为合理”的工作要求。（《优化投资结构刍议》）；而谈到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作者更是从一个经济政策制订与实施者的角度发现：“粮食总量：忧少也忧多；市场杠杆：调满也调缺；政府作用：推进也推退”。而作者的这些论述已经被经济实践所证实。
在将对经济政策运作与效果的思考上升到经济理论层面上，《微言》的作者也作了大量的工作。正因为这些工作建立在经济实践基础之上，使得作者在论及许多重大经济理论问题，不受“科班经院式”的条条框框限制；对经济现象的评述，不受“当局者”的政绩功利影响。比如，经济学总习惯将农业部门作为落后部门，经济理论研究也多将农民作为观念落后者，而作者通过其对农村经济政策实践的观察却认为，“由于农民是作为个体参与市场经济的，其思想观念的更新又有了特殊的意义。在城市，企业职工乃至机关干部是以整体的一部分参与改革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对改革的要求，不如农民的感受那么深刻、那么具体，因而思想观念的变化有可能落后于农民，如‘姓氏’忧虑、‘公私’争论、官位意识等等。可以说，农民思想观念的变化，对城市干部职工解放思想有着不可置疑的先导作用。”（《市场经济下的中国农村发展趋势》）。再比如，一般经济学者抽象地谈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角色的转换，而作者却通过亲身体会深有感触地写道：“转换经营机制，没有企业内部动力不行，但只有这一个动力也不够。因为企业应有的自主权，原来被政府及其部门掌握着，放权的主动权不在企业手上……矛盾之所以难于解决，症结在于政府部门迷恋于计划经济的那一套运行机制，习惯于命令、指挥，不甘于做服务工作，特别是有权就有利，放权就等于既得利益的损失。摆不上桌面，而又实际存在的局部利益、个人利益，使得政府及部门转变职能的难度更大，并且已经明显地滞后于企业改革，有的甚至成为企业转换经济机制的障碍因素。”（《转换企业经营机制对政府的要求》）
当然，作者书中也有一些看似纯粹的经济学思考。但由于作者作为一个经济务实者的背景，也使得这些纯粹的经济学思考的文字更贴近历史与现实。
最后还值得一提的是《微盲》作者在做学问中实事求是的精神。作者在《自序》中坦承：“文稿中有些观点和认识，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但却带有‘历史’的痕迹；也有许多见解和立论现在看来不言而喻，但在当时还需要一些勇气；还有不少想法和预见在今天或在今后一个时期内，依然有些意义。”由此引出来的问题是：为什么有些认识经受不住历史的考验，主导因素是为政还是为学？为什么说出不言而喻的东西反而需要某种勇气，甚至于要承担一定风险？很显然，所有这些问题并非仅仅涉及地方干部素质，深层次的原因存在于中央与地方的利益、职能、权力等政府架构模式之中。二十余年改革开放的历史并不算长，其间经济学、政策学等学科在基本学理层面并无太多变化，但其间相关政策的变化却多得让人目不暇接、难断是非，尤其某些学者、政策制定者与市场主体之间有意或无意的“合谋”行为更给地方政府管理带来了不少的麻烦或混乱。这一切都在作者的文字中有所反映。
整体上看，《微言》值得我们一读，尤其值得经济理论工作者一读。著名经济学家科斯曾经批评主流经济学是“黑板上的经济学”，因为它离社会经济现实太远。因此，他主张经济学研究应该建立“直面现实”的传统。这大约也是《微言》客观上提供给所有经济理论工作者的一个“大义”吧？
长篇短制 俱见文心
■ 唐元明
钟叔河先生曾以视野特出、洋洋大观的“走向世界丛书”及其精妙的叙论（后结集为《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