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0期-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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彻底消除危机，在某些方面，民主的过程也就是危机爆发的过程。人们注意到，在亚洲一些国家，暴力冲突有周期性演变趋势，每隔几年，总要发生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这是什么原因呢？简单地把这些国家的问题归结为生产力落后显然是不妥当的。那些最贫穷的国家，民主选举也能够周期性进行。这些国家不是没有民主，而是民主不可能解决他们的问题。当他们的要求通过政治手段无法实现的时候，非政治的手段就成为他们的选择。在这些国家也不是没有市场，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本手段，在这些国家早已经出现。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市场并不能保证任何人都能够自由地进入，更不能保证所有的人都能在市场中获利。那些不能自由进入市场的人，以及那些破产的人往往会成为革命的恐怖分子，正是他们振臂高呼，发动了一场又一场血腥的暴力冲突，才在亚洲国家产生了一个又一个动荡不安的政权。所以，亚洲的问题不能通过市场来解决，也不能通过民主来解决。亚洲的问题似乎进入到了历史的死胡同。
其实，当我们在分析市场和民主作用的时候，我们不由自主地将西方的民主和市场模式作为我们的参照。在小国寡民的欧洲，城邦国家的共和制度奠定了今天许多国家的民主形式，而古罗马时期兴盛起来的商业模式又为当今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土壤。而在亚洲，没有共和制度，也没有古罗马时期熙熙攘攘的跨海贸易。在亚洲有些国家，共和制度刚刚兴起，就被扼杀在摇篮中。一些亚洲国家虽然伴随着殖民统治，引入了西方的民主政治模式，但在部族冲突和种族屠杀中，民主政治早巳脱胎换骨。在乱哄哄的民主选举背后，是家族集团的轮流坐庄。在亚洲，孤儿寡母的眼泪比任何施政纲领都有效。民主政治其实变成了少数社会精英集团通过换马缓解社会矛盾的最佳方式。在近乎世袭的政治选举下面，贫困者永远贫困，而富有的人永远富有。历史的脚步似乎在四年或者五年一次的大选中周期性地徘徊。民主就是这样，市场也是这样。有时候你不得不想，这样的政府到底有没有存在的意义？那些揭竿而起的所谓恐怖分子恐怕也有同样的心态，他们希望通过在体制外建立一套崭新的体系，来彻底瓦解现存的社会结构和政治体制。但是，历史一再证明，使用暴力手段来建立民主政权是不可能的事情。除非恐怖分子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否则，他们一定会利用取得的国家机器排斥异己，平息暴乱。历史的轮回就是如此。
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答案。但是，它却在现实生活中一再被印证。这个世界是由一个个的国家组成。国家不同于民族，也不同于政府。但非常遗憾的是，在每一个历史转折关头，政府的更迭往往伴随着民族的纷争，而民族纷争又往往会引起国家之间的战争。所以，我们在分析亚洲一些国家排华历史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政府、民族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注意有些政府在貌似中立的立场背后所包藏的祸心。当内部的矛盾无法得到彻底解决的时候，有些亚洲国家政府就采取挑动种族冲突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利益的再分配。这种赤裸裸的剥夺财产和人身权利的行为从表面上看是暴徒的行为，但是，从根本上来说，却是这些国家政府的行为。政府通过激化社会矛盾，达到维持执政地位的目的。这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现象，在所谓主权的名义下，许多华侨的人权被剥夺了。这里面没有民主、没有市场，有的就是最为原始的部族仇杀。在有些所谓的开明民主的亚洲国家，至今还对华人创办自己的学校设置重重障碍。在他们看来，财富可以颠覆他们的家族统治，可以破坏他们超稳定的治理结构，所以，他们千方百计地剥夺华人的财富。当一个国家华人的比重非常大的时候，他们已经难以剥夺华人的财产，于是，他们想方设法剥夺华人从政的权利，通过建立专业的执政集团垄断一个国家的政治资源，从而达到随时分配华侨财产的目的。
这是怎样的场景！民主被垄断了，市场被切割了，生存权利被剥夺了！在这个社会没有正义，因为正义是少数人的专利；没有公平，因为公平就是随时被剥夺人身自由和财产。有时候你就会想，这个世界为什么如此疯狂？在有些学者看来，民主和市场有时候是一种紧张关系，市场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正义正在以可预料的方式催化种族冲突，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能否躲过这场历史的劫难呢？
历史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这样一种令人无奈的前景。但是，世界各国的华人从来没有自暴自弃，他们学会了在夹缝中求生存，哪怕是在种族坚硬岩石缝隙中，他们也能够生根结果。这是华人引以自豪的地方。
中国目前正处在剧烈的转型期，民主和市场的问题也时时在困扰着我们。“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战略，决定了我们必须首先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但是，现在我们看到，市场建立起来之后，如果没有民主政治的发展，那么，市场就会变得空空荡荡，甚至在许多时候市场会被少数利益集团所垄断。这是一个亘古未变的命题，现在我们还没有找到彻底解决问题的答案。在发展的过程中，面对各种各样的腐败问题，我们终于认识到民主的重要性。但是，中国民主的发展会不会步亚洲其他国家的后尘呢？在轰轰烈烈的民主改革背后，会不会出现利益失衡而产生的仇杀呢？一个又一个富豪被杀害的案件让我们有理由想到这一点。在民主的过程中，如果无法凝聚共识，无法在体制内解决利益的分配问题，那么，当社会矛盾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很可能会出现亚洲其他国家出现的问题。这是我们现代化最大的陷阱。因此，透过华侨的血泪史，我们更应该看到中国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看到民主和市场发展中所面临的深层次矛盾，不断地通过改良，实现社会在稳定状态下的进步。这是一个我们必须选择的道路，也是我们唯一能选择的道路。
有思想的学问和有学问的思想
■ 郭德茂
题目的创意并不是笔者的功劳，记得是王元化先生在几年前提出来的，当时读到，便给我以深刻的震动。观近几年的古典文学和现当代文学研究，都觉得它可以成为一剂良药，用以疗治我们在研究思路与方法上的一些病症。
近期我读到一册关于《文心雕龙》的国际研讨会论文集，集中当然不乏新人耳目，论析扎实，发人深思的优秀论文，但毋庸讳言，也有相当数量的穿靴戴帽冠冕堂皇而又重复累赘、无见地、乏滋味的所谓论文。有些论题是十几年前甚至二十年前早被人们说过并且早有共识早成常识的问题，有些论文则又是缺乏材料缺少论证如醉拳如符篆一般莫名其妙。如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论《文心雕龙》的“道”是什么道，“通”是什么通，“变”是什么变，述“音”怎样知，“文”包含什么项目，倒是有意义的。但在今天，还是这些问题，还是做这些论文，说明什么呢？我看只能说明自己不读书，不关心研究史，不知论文的要义在“创新”。这并不是说老问题不能再研究，如果能引出新义证或者发现新资料，翻出新唱曲发时义所无，发前人所未发，当然更好，再好不过；但如果无新义可发，还是不发的为好。因为学术论文并不是小学生的“描红”，也不是个人私下里的笔记本和练习册。
也算“无独有偶”的“对偶”，近期我还读到一篇关于现当代文学或文化的文章，是南京大学教授王彬彬先生研究鲁迅与胡适的，题目叫作《风高放火与振翅洒水》。文章提出了鲁迅为什么不直接骂蒋介石与胡适敢于直骂的问题，并做了详尽的分析和回答，指出鲁迅对蒋介石国民党彻底否定与胡适“补偏救弊”的政治态度不同，鲁迅的“寸铁杀人”、“风高放火”与胡适的“振翅洒水”、“救得一弊是一利”的思想方法不同。鲁迅的壕堑战的战术与胡适的“苦心”与“善意”的操作策略不同。这篇文章写得有理有据，明辨曲折，解人疑窦，令我击节叫好。但我又想到，像这样的文章怕在一些人眼里是不能叫作“论文”的，充其量叫作“学术随笔”、“文化随笔”，而在他们眼里，随笔是等而下之的，唯有论文才是正宗，才算数，可以用来评职称，获奖金，进爵做导师的。
这就又说到近年来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学术规范”的问题。学术是应当有规范的，比如不得抄袭和剽窃他人的著作，引用材料要有准确的出处，文章的写作应当文从字顺，结构应当完整，起承转合的脉络应当清晰等等。但是如果学术规范仅仅指这些技术性的层面，那么则是对学术规范作了浅层次的简单的理解。它是容易和应当做到的，而且不意味着做到了就达到了什么思想水准或者技术高度。
除了上述道德的技术的层面，“学术规范”更重要的是应当指向学理的层面、思想的层面。比如，学术必须是创新的，必须在前人讨论的基础上有所超越，应当越过而不是绕过，不能对前人的研究视而不见，絮絮叨叨反反复复地自言自语。所讨论的问题必须是“真问题”，而不能是伪问题、假问题、别人已经解决了的问题。一篇有价值的论文，必然是提出了真问题的，或者是提出了真材料的，或者是解决了真问题或提出了新思路的。三者必居其一。如果没有一条能够站得住，即使它写得再像论文，即使它能怎样的正经八百，也不过是优盂衣冠，是无血色无生命的论文骷髅；而不少真正优秀的论文则是不落棠臼，刊落尘屑无滞无绊的自在馨香，如鲁迅先生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如闻一多先生的《宫体诗的自赎》……恐怕在一些极古板的眼中，这些文章也是算不得论文的，只是慑于先生的令名而不敢微辞罢了。这样说来，一篇文章从形式上来说像不像论文是不是论文并不重要，是论文体还是随笔也不重要，是学院派还是社会评论派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有真性情和真学问，是要有思想有材料有见地。
汉儒的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也是不同的路数。治古文经学的贾逵、马融、郑玄等人征实尚信，训诂文字讲解经义皆有来历，对中华传统文明做出了很大贡献。治今文经学的董仲舒因时而变，六经注我。鲁、齐、韩三家的《诗经》、公羊、谷梁传的《春秋》也是今文，同样为社会政治、文化传统作出了巨大贡献。一直到明清以来，戴震、钱大昕等主张古文经学的研究方法，而黄宗羲、康有为等又很有些今文经学的味道。如果粗略的划分则不妨将前者概括为有思想的学问，后者则为有学问的思想。前者的落脚点在学问，但其学问又不是空掉书袋无意义无价值闷头闷脑的死学问，不是空洞的不解决实际问题的伪学问。后者的落脚点在思想，但也不是灵机一动游谈无根的空盲大话，而是与历史的理据和逻辑相联系，与问题的本质及规律相联系的有内涵有出路的真思想。
有思想的学问和有学问的思想，二者是既相区别又有联系的，有时候又实难区别。他们的关键词是相同的，即“思想”和“学问”；各有侧重，却也是明显的，中心词不同，互为定语的又恰是对方的中心词。以时下的情况看，即使是强调学问的学院派也不能不重视思想的价值，以及思想在论文中的地位。如果一篇论文经过寻章摘句，旁求远绍，能求一义，征一理，也算是有思想有价值，但连考据的工夫都没学到或不愿烦劳，在那里不知所云地兜圈子，嚼人剩饭，还要侈谈“学术”，那可真是奈何不得也么哥了。相反如果是冠之以“酷评”、社会评论派的文章若能有理有据，有血有肉，有声有色，又何以不能作为有价值的学术看待呢？我又想到前几年热门而现在已冷下来了的陈寅恪。陈寅恪先生解放后先是研究隋唐制度与政治，研究陶渊明、李白、韩愈、元稹、白居易，这些都属文史研究的正宗，可以归为有思想的学问，而后来为什么研究起“末流”，研究起柳如是呢？在一些人看来是浪费了才学与时光。我后来理解到，是因为在政治运动的冲击中，陈先生失去了客观公正地开展研究的条件，不得已才转而研究柳如是，他是借柳如是个案来继绝学，抒孤愤，“发潜德之幽光”。所以我看《柳如是别传》是属于有学问的思想。
写这篇短文不是说学术文章不需要严谨，不是说学术论文不需要旁征博引，论点论据论证充分，恰恰相反，这种严谨不仅是论文的当行本色，也应该是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