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4期-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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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6年5月7日毛泽东写给林彪的一封信，要求各行各业向军队学习，办既能学习，又能生产，又能从事群众工作和批判资产阶级的学校。同年8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全国都应当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的社论，公布此信精神。1968年5月7日，黑龙江省在庆安县柳河办了个农场，把机关干部和所谓的“走资派”送去劳动改造，农场定名为“五·七干校”。毛泽东得知该经验后，批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一种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除老弱病残者外都应这样做。在职干部也应分批下放劳动。”此后，“五七干校”在各地兴办起来，大批干部被下放到“干校”劳动、改造。
　　也就是在这一风潮中，文化部在湖北咸宁向阳湖建立了自己的干校，六千余名来自首都的文化界人士，包括冰心、冯雪峰、楼适夷、沈从文、张光年、周巍峙、臧克家等来到这里，成了革命的改造对象。
　　在这里“战斗”了——借用当年流行的词汇——3年的臧克家，留下了这部《忆向阳》诗作。
　　
　　臧克家心中的向阳湖
　　
　　近年来，对于“五七干校”的研究，引起了学者的注意。一些研究者首先关注的是人们开始进入干校时的心态。比较一致的意见是这些文化名人们开始把去干校当成了“避难所”。但不久，在大多数人的心中，干校就成为另一块迫害文化人的狰狞之地。
　　也有例外。有研究认为，某些文人在干校“解放”较早，劳动轻微，政治气氛较北京安全，对干校生活颇为习惯，臧克家可为代表。（陈辽：《论“干校文化”》，《咸宁学院学报》第24卷第2期）
　　臧克家的“感恩”心态是真实的，张光年在他的《向阳日记》里记下了这样一件事情：“（1972年9月14日）下午臧克家来报喜讯，说（他的）历史问题是维持了1956年结论；还准备让他回京养病。他说很受感动，哭了一场，写了十几封信通知亲友。”（张光年：《向阳日记——诗人干校蒙难纪实》，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5月版，第105页）干校留给他的终于成了田园牧歌般的情调以及“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的感受。
　　“依依恋恋”、“几步一回头，泣不成声”，离开干校回到北京后，臧克家仍然沉浸在这种感受中不能自拔。“人，回到了北京，而心，还在咸宁”。所以，臧克家“时常回忆咸宁”，甚至“做梦也梦到在微雨中插秧”。这样“酝酿、积蓄了二年的情愫”后，1974年12月25日，臧克家拿起笔来写了《忆向阳》组诗中的第一首，到1975年4月8日，四个多月的时间里写出五十多首。
　　诗言志，而其志也应让诗友分享。臧克家在写作过程中，陆续将完成的诗篇分送给友人。其中，看得最多的大概是他三十多年的老朋友——著名作家姚雪垠了。
　　臧克家却没有预料到，这些诗竟然让他与姚雪垠三十多年的友谊画上了句号。
　　
　　姚雪垠给臧克家的一组信件
　　
　　在1975年的环境下——这一点是必须强调的，姚雪垠接到臧克家陆续寄来的诗，不但认真读了，而且字里行间对老友提出了鼓励。有他给臧克家的一组信件为证：
　　1975年1月11日，姚雪垠在给臧克家的信中写道：
　　你近几封信中寄来的诗，我都细读了。你的绝句胜于律诗。回忆五七干校生活的小诗，或五绝或七绝，都不错。这些小诗都很自然，清新，完整。所以写得好，主要是有生活体验。
　　同年1月20日，姚雪垠给臧克家写了一封长信。先谈到他对臧诗作感受：
　　你这次寄来的六首绝句，我都读了数遍，颇喜“微雨插秧”二首。情义甚佳，清新，自然，圆熟。宋朝有些诗人（如杨万里、范成大）在这类小诗方面，曾达到相当高的成就。另外几首，有逊于此，但亦各具优点。“夜出工”一首，你自己喜欢“摩肩不识面，但闻报数声”。但是这两句诗，你分明在不觉中受了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的影响，情味不如王维原诗。“喜奔干校”诗有“壮志学农耕”一句，你在“壮志”一词下，注了“投笔”一词。目前“壮志”用的较熟，反觉空泛。且到五七干校去的高级知识分子，“投笔学农耕”是真，说是“壮志”也不完全真实。“黑金”一首，反映生活真切，诗味稍薄。“向阳湖”一首，“水色韶光两茫茫”之句，虽然你自己较满意，但我有点另外看法，也没有十分把握。向阳湖如系荒湖，改作稻田，当然很好。如非荒湖，养鱼种藕，其经济收入，大于种稻，“荷花换作稻花香”，未必值得歌颂。想未必是荒湖，但在诗句中却没有反映出来，你如追求“荷花”“稻花香”二词组成一句诗的形象美，反而“以词害意”了。
　　信中接着谈到应该如何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的问题：
　　我已读了你好多首反映五七干校生活的小诗，希望你继续写下去。我已经说出过我的整个印象，即肯定这些小诗，但又觉得深度不足。我也明白你不会同意我的“深度不足”的评语。我想像我们这一类知识分子，五七干校生活有许多是触及灵魂的，有痛苦，有后悔，有新的觉悟，有痛苦后诞生的勇气和希望。但你把这一类复杂的感情，都在诗中排除了。只写几首反映劳动的愉快，当然很好，读的人不会有感情不深的感觉。许多首都是一种情调，放在我们这个时代看，就内容浅了。至于如何反映这一代知识分子在改造过程中的深刻感受同时，又思想情绪健康，这样的诗在写作上要难一点，但是写好，较有深度也不流于仅仅赞颂劳动生活的愉快，反而能更深刻地反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五七道路上的真实感情，会更有力地歌颂毛主席所指引的五七道路。
　　姚雪垠对臧克家诗作的主题有自己的看法，这看法，是以要能够“更有力地歌颂毛主席所指引的五七道路”为立意而提出来的。换句话说，姚雪垠认为臧克家没有在这一立意的基础上，写出“五七干校”“触及灵魂”的感受。
　　同年2月1日，姚雪垠收到臧克家寄来的十首诗作。阅读完后，11日晨再给臧克家复信，谈及读后感受：
　　我比较喜欢的是：《工地午休》《场院午餐》《欣逢干校战友》三首，七律《放鸭》，你虽然用了苦心，但我仍不满足……“小黑”一诗，写你在干校养的狗，虽然生活趣味颇浓，但毕竟是小趣味，正是我辈应该竭力回避的东西。
　　在分送友人征求意见的基础上，1975年8月，臧克家将有关“向阳湖”的诗作五十七首（暗合“五七干校”之意）汇集在一起，装订成册，继续分送友人征求意见。据姚雪垠后来给臧克家的信中说，他对老友的这一举动曾予以劝阻。理由是：当时“四人帮”到处抓“三十年代文艺黑线回潮”的典型，抓“阶级斗争新动向”，姚非常担心臧为此事惹祸（详见下文）。不过，臧克家并没有听从姚雪垠的劝阻。
　　
　　诗集出版后的风波
　　
　　约在1977年9月，北京人民出版社向臧克家索要这部诗集，1978年3月，《忆向阳》面世。
　　在这一段时间里，形势在发生着变化：伴随着揭批“四人帮”的几个“战役”，人们越来越多地反思“文化大革命”中的一些问题。对当年建立的“五七干校”，有人就提出了质疑。北京人民出版社有的同志就认为，《忆向阳》中有些诗美化了五七干校，不应出版。也有的同志不赞成这样的意见。该社特意派编辑邵焱专门征求张光年《忆向阳》能否出版的意见。尽管张光年认为，这些诗显得太天真，但他还是认为，臧克家的诗作是“出于真情实感”，可以出书。
　　《忆向阳》问世后，半年的时间里，没有听到什么不同的意见。而在这半年的时间里，伴随着真理标准大讨论的深入，拨乱反正的步履在加快，尤其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思想解放的潮流形成浩荡之势。一向被称之为“政治晴雨表”的文学界，其回春的历程也与中国的政治气候相伴随，以其独特的作用，推进着拨乱反正的历史进程。在这一过程中，姚雪垠大约也觉得应该表示点自己的思考或者态度，因而就有了臧克家在给周扬信中所提到的举动：先是在《诗刊》12期上撰文批诗人徐迟，继而在1979年1期的《上海文学》上以《关于诗集的意见——给臧克家同志的一封信》为题批臧克家。
　　因为这封信引起了臧克家的愤怒，也因为这封信可以作为解剖文坛拨乱反正时期的一个标本，所以这里摘引如下（全信5000余字）：
　　克家兄：
　　大作《忆向阳》收到后即读一遍，早就想给你写信谈谈我的读后意见，都为每日工作紧张，腾不出写信时间，而三言两语的应酬信是不必写的。
　　……
　　我一向热情地盼望你写出好诗，为我国的诗坛做出重大贡献。一九七三年夏天，接到你的照片，当即赠你一首七律，有两句是：“纸上青春留烙印，山头翠蔼待丰碑。”可见我对你抱着高的期望。正因为我是这样期待你在晚年的新贡献。所以对《忆向阳》诗集的成就并不满意，这一点你也许猜到。一九七五年我看了你的这些小诗，除在艺术上提一些意见外，特别提了两条重要意见。第一，我说的你的这些诗没有反映五七干校的生活实质。你回信批评我不懂得“中央精神”。在当时的环境中，我不敢就这个问题更多地、更直率地谈出我的意见，不曾同你争论。第二，我认为你没有写出来从旧社会来的高级知识分子改造思想的必要性和艰苦性。你回信说你在旧社会吃了苦的，意思是说你不需要像别人一样改造思想就已经无产阶级化了，所以你在写五七干校生活的诗中只有愉快的劳动，愉快的学习，并且对于林彪和“四人帮”将大批老干部和各种专家、知识分子不管老弱病残强迫轰下去进五七干校劳动这件事，你和别人的心情不同，竟是“号召一声响，五跃出都门”。
　　对于你给我的回答，我不能表示同意。我确实不懂当时的所谓“中央精神”，但是我对于利用毛主席关于五七道路的指示搞五七干校也好，强迫全家下放、名日之插队落户也好，完全证明是不利于党也不利于国的做法。当我们为《忆向阳》诸诗来往通信时，林彪的罪恶早已暴露于天下；“四人帮”的罪恶虽未彻底暴露，但是他们那些祸国殃民的行事已经昭昭在人眼中，引起广大干部和群众在私下咬牙切齿。关于干部政策和知识分子政策，在中央有以毛主席和周总理为
代表的正确路线的斗争，加上广大干部的不满，原来林彪、“四人帮”搞得那一套在大换班思想指导下的“干部下放”办法已经行不通，大多数原设的五七干校已经结束，新的五七干校改变为定期“轮训”性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你总该承认吧。如果林彪和“四人帮”所搞的五七干校是那么好，为什么会不得人心，不得党心，非取消不可？
　　我也是从五七干校回来的……当时各地都是由上边下通知，被通知的同志不得不依照规定的日子和地点集合，下五七干校或插队落户。说下去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这只是表面文章，欺人之谈。你想不下去，能行么？各地的情况虽有差别，但是强迫下去是一致的。以社会科学院（前学部）为例，军代表宣布的精神有三点：（一）老弱病残全都要下去，走不动的用担架抬，一个不留，这就叫“连根拔”。（二）革命群众下去是劳动锻炼，那些头上有帽子的人，下去是劳动改造。（三）那些有问题的人，我们劝告你们，别再痴心妄想回北京城了。——克家，这难道是大家愉快地下去么？你的诗，请恕我直爽地说，是按照林彪、“四人帮”所定的宣传调子，歪曲了毛主席的号召，并且用歌颂愉快劳动和学习的词句去粉饰和掩盖当年那种五七干校的罪恶实质。
　　……
　　你的歌颂五七干校生活的几十首诗是在“四人帮”最猖狂的一九七五年写的。你不是从现实出发，而是出于揣摩所谓“中央精神”，精心推敲，将干校生活写成了“世外桃源”、“极乐世界”。从诗里边只看到了愉快的劳动，愉快的学习，却看不见路线斗争、思想斗争，看不见封建法西斯主义利用五七干校等形式对革命老干部和各种有专长的知识分子所进行的打击、迫害和摧残，也看不见革命老干部和各有专长的知识分子除劳动愉快外还有内心痛苦、惶惑、忧虑、愤慨、希望和等待……
　　一九七五年夏秋之间，你写信告我说要将《忆向阳》油印一百本。我得到你的信以后立刻写信劝你不要搞，同时也给两位你常见面的老诗人朋友写信，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