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6年第04期-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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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验”，尤其是百年中国大学史，是我理解“大学之道”的关键。我当然明白，今日中国的大学制度，主要是“旁采泰西”而不是“上法三代”的结果。因此，在思考及论述中，赊了孔夫子以降的历史经验，更倚重西贤有关论述。比如，关注“大学的理想”（参见约翰·亨利·纽曼著、徐辉等译《大学的理想》，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也探究“大学的功用”（参见Clark Kerr著、陈学飞等译《大学的功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思考“学术责任”（参见唐纳德·肯尼迪著、阎凤桥等译《学术责任》，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也努力“走出象牙塔”（参见德里克·博克著、徐小洲等译《走出象牙塔——现代大学的社会责任》，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进入“美国校园文化”（参见亨利·罗索夫斯基著、谢宗仙等译《美国校园文化——学生·教授·管理》，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6），也面向“21世纪的大学”（参见詹姆斯·杜德斯达著、刘彤等译《21世纪的大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教育学家的著述固然精彩，以下三段关于大学的评说，同样或者更让我感动：
大学是研究和传授科学的殿堂，是教育新人成长的世界，是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是学术勃发的世界。每一任务借助参与其他任务，而变得更有意义和更加清晰。（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什么是教育》150页，北京：三联书店，1991）
为了实现人的潜能，为了克服我们政体不易于理解各种重要政体形式的倾向，大学必须站出来帮助孤立无援的理性。大学是容纳探索和思想开放的地方，它鼓励人们不是功利性地而是为了理性而利用理性，它提供一种气氛使哲学怀疑不至被道德风尚和占上风的势力吓倒，它保存伟大的行为、伟大的人物和伟大的思想，以使对潮流的挑战和置疑能够得到滋养。（布鲁姆著、缪青等译《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26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大学，与所有类型的研究机构不同，它原则上（当然实际上不完全）是真理、人的本质、人类、人的形态的历史等等问题应该独立、无条件被提出的地方，即应该无条件反抗和提出不同意见的地方。（杜小真、张宁主编《德里达中国讲演集》，第61页，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
雅斯贝尔斯（Karl，Jaspers，1883～1969）、布鲁姆（Allan Bloom，1930～1992）和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30～2004），这三位大学者，政治立场以及学术面貌迥异，或存在主义、或保守主义、或解构主义；但作为哲学家或政治学家，他们都聚焦大学在急遽变化着的当代世界中的地位与作用，都将人文学作为大学的核心，关注其跌宕起伏的命运，这是我所感兴趣的。或许，正因为他们不是教育专家，不太考虑技术层面的教育组织、教育管理、教育经济等，而集中精力在文化、精神、价值层面上思考大学问题，这样一来，反而能在“教育名著”视野之外，开辟广阔的思考及论述空间。而这也正是我切入“大学”的角度——在我看来，中国的大学改革，需要教育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以及一切对教育感兴趣的读书人的
共同参与。
谈论中国大学，可以是专业论文，也可以是专题演讲，还可以是随笔、短论、答问等。不完全是为本书之体例驳杂辩解，假如希望兼及历史与现实，确实不一定非高头讲章不可。或长枪，或短棒，或匕首，或弹弓，只要有效，不妨十八般武艺一起上。我之不薄“演讲”，是因为特别看重公众对于“大学”这一社会组织及文化传统的自我反省能力。书中好些章节，是作者应邀在北大、清华、华师大、首都师大等为大学生、研究生所做的演讲稿。《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大学》的前四节是在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学精神、大学理念与校园文化”研讨会（成都）上的专题演讲，后两节则是在陕西电视台“开坛”节目中与各民办大学校长的对话。《大学之道——书院与二十世纪中国教育》以及《文学史视野中的“大学叙事”》虽是专业论文，却也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和日本京都大学组织的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并获广泛好评。至于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所做的专题演讲“中国大学百年”（文稿刊《中国大学教学》2005年10期），因主要观点已见《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中的同名论文，这次不再收录。
一般说来，“演讲”以及“答问”，远不如“论文”专深，好处是体现一时代的文化氛围。假如你的拟想读者不是教育专家，而是关注中国大学命运的读书人，那么，采用这种现场感很强的“对话”姿态（包括保留听众的提问），未尝不是“讨巧”。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教育类型、一种论述策略、一种影响极为深远的独特文体，“对话”是人类探索真理以及认识自我的有效途径。不满足于传递或接受专业知识，更希望学习思考，追求真理，参悟人生，那么，永无止境的“叩问”与“对话”，是必不可少的一环。
这么说，类似胡适《再版自序》所自嘲的“戏台里喝彩”。其实，将论文与随感、演讲与答问、历史与现实、宏大叙事与私人记忆等掺和在一起，造成一种明显的“对话”状态，在我，不是有意为之，而是歪打正着。本书之“未完善”，正好对应着中国大学改革的“进行时”——正因为中国大学仍“在路上”，既非十全十美，也不是朽木不可雕，这才值得你我去追踪，去思考，去参与。
在这个意义上，本书的“学术思路”比“著述文体”更值得重视，那就是：从历史记忆、文化阐释、精神构建以及社会实践等层面，思考“大学”作为人类社会极为重要的组织形式，是什么、有什么、还能做些什么。
（《大学何为》，即将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当年游侠人》三联版自序
两年多前，台湾二鱼文化为我出了一册月旦人物的小书，题目就叫《当年游侠人》。集中各文水准不一，好在写作时多有感而发，还算有点趣味与幽怀。
书刚刊行，三联书店编辑郑勇便闻风而动，跑来劝说我出简体字版。如此雅意，自是让人感动，可我一直很犹豫。原因是，书中各文，多曾收入我在大陆所刊各散文随笔集中。
直到有一天，郑勇以“漫说文化”丛书受欢迎为例，说明“专题性”对于读者的意义，我才同意他的建议：停刊此前所出各随笔集（除《学者的人间情怀》外），逐渐杂糅新旧，按专题成书。相对来说，谈论现代中国文人与学者的《当年游侠人》最为完整，只需稍做整理，便可问世。而且，以此开篇，也好表达对于先贤的向往与凭吊。
三联版比起二鱼版来，有很大的出人。第一、二辑删去了关于苏曼殊、梁启超、傅斯年三文，因其已在准备重刊的《学者的人间情怀》或刚出版的《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中；另外补上谈辜鸿铭和许寿裳两篇。至于第三辑七文，则全是新增加的。前两辑分别描摹晚清、五四两代学人，第三辑则是追忆那些引领我走上学术道路的师长。各文排列顺序，依据的是传主的生年。
我格外欣赏的晚清以降人物，还有周氏兄弟等，但那些文章或偏于专业，或过于琐碎，不便入集；追忆师长文章，还可举出《满枕蝉声破梦来——怀念吴组缃先生》，因其已藏身《学者的人间情怀》，只好割爱。倒是关于苏曼殊、蔡元培二文的取舍，需要略加解释。在《晚清的魅力》一文中，我说了这么一段话：
说来你也许不相信，将我诱入晚清的，竟是三位诗僧。先是“行云流水一孤僧”的苏曼殊，接着是“我虽学佛未忘世”的八指头陀，最后是“华枝春满，天心月圆”的弘一法师。好几次提笔，想细说与我“结缘”的三法师，最后都变成“此时无声胜有声”。三诗僧之让我入迷，首先是其人，而后才是其诗。这种阅读趣味，虽然与专业要求相去甚远，却是我切入晚清的最佳角度。直到今天，晚清文人心态，仍是我关注的重点。
十年过去了，欣赏趣味未变，而“细说”的许诺仍然落空。台版《当年游侠人》中《行云流水一孤僧——关于苏曼殊》一文，实即是《学者的人间情怀》中的《苏曼殊小说全编序》。苏君特立独行，魅力四射，谈论晚清，缺了他确实有点可惜；但自破体例，殊为不值。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谈论蔡元培的小文，虽已入《中国大学十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却依旧保留下来了，还加了个“附录”，显示自家“别有幽怀”。这么做，除了格外看重“兼容并包”的大学理念，更因为区分专业著述与学术随笔的不同读者。
集中所收各文，多少总有点专业上的发现，与作家所写人物传记不同；但拟想读者依旧是大众。也正因此，所记所论，偏于人物的精神、气质、趣味，而不是其政治或学术上的功业。让诸多有趣味有神采的文人学者，走出专业的小圈子，以便大众欣赏与崇尚，这是本书的小小野心。至于文章长短不一，论述角度多有变化，那是事先没有统一规划造成的。当然，对于随笔这种文体来说，随意书写，不拘一格，也自有其好处。
至于将“当年游侠人”的范围，从晚清的康有为、章太炎，一直推衍到几年前刚去世的金克木、程千帆等，那是因为，我坚信，那些我曾有幸“从游”的师长们，也都值得后人鉴赏与品味。
北大百年校庆期间，我曾撰有《即将消逝的风景》一文，谈到：“江山代有才人出，单就‘授业’而言，所谓‘青黄不接’，大概属于危言耸听。不过，学生阅读的不只是‘书本’，更包括‘导师’。而我们这一代教授，是否经得住学生们挑剔的目光，是否还能为学生提供精神的乃至审美的享受，实在没有把握。”此文在大学生中流传甚广，以致常有人问我：没有长须飘拂的冯友兰，没有美学散步的宗白华，没有妙语连珠的吴组缃，没有口衔烟斗旁若无人的王瑶，未名湖是否显得寂寞多了。我想是的。
（《当年游侠人》，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
《学术随感录》自序
既坚守象牙塔，撰写中规中矩的学术专著；又对已经制度化了的知识生产，保持一种冷静审视的态度，这是二十年间我所坚持的学术理念。专业著述不说，已完成的对于当代中国人文学术的叩问，辨析文化思潮的，有《当代中国人文观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反省大学体制的，有《大学何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追忆学问人生的，有《当年游侠人》（三联书店，2006）。再有，就是这本当初随意挥洒、如今则必须“苦心经营”的《学术随感录》。
之所以选择“随感”体式，跟我的学术经历有关。1988年的7、8月间，年轻气盛的我，一时兴起，写了一组纵论学界风尚的小文章，分别是：《告别“诗歌”走向“散文”》《“文摘综合症”》《“愤怒”与“穷”》《关于“学术语法”》《“不靠拼命靠长命”》《学问不等于人生》。最后一则给了《人民日报》，前五篇在《瞭望周刊》上发表时，均冠以“学术随感录”的副题。近年，《关于“学术语法”》一文，被作为倡导学术规范的发轫之作，得到较多的关注；而在我，这组文章的最大意义，是寻求专业著述之外的“另一副笔墨”。
那时，我的博士论文《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刊行，另一本专著《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正紧锣密鼓进行中。写专著须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可我偏偏“两耳”常闻“窗外事”，有些小感触，非一吐为快不可。当然，一张一弛，处理得好，不失为一种自我调剂。在这组“随感录”前，我曾撰有收录在《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