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观察中国-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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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北京正处于两大强国的对峙之间，我们也是如此。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和苏联、美国一样，是一个核大国。紧张的中苏关系需要强有力的美国加以平衡。在美国和日本看来，中国是西太平洋地区的大国，重视台湾的地位，关心台湾以北大陆架石油资源的开发、日本的裁军和对日贸易以及与日本和美国有关的类似问题。
所有这些，都促使北京在国际上发挥更大的作用，同美国接触，加入联合国，但北京历经艰辛才做到这一点。
50年代，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在中苏同盟的保护下发展，后来毛主义变得愈加民族主义化和激进，并试图通过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马上实现工业化。这时，中苏同盟出现裂痕。
60年代初期，中苏裂痕随着双方的激烈论战日趋扩大。北京决定独自领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国支持世界各国特别是亚、非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向他们派出文化团体，举办展览，提供军事援助和顾问。1965年9 月，毛的接班人林彪在《论人民解放战争》的讲话中，系统阐述了毛努力站在第三世界立场、反对两个超级大国集团的理论。林彪元帅把中国革命的经验推向世界，认为中国革命的模式可以运用到占人口2/3 的不发达国家和区域，进行反对工业化帝国主义强国的斗争。
中国革命成功的经验是“农村包围城市”，但如何在世界各地具体实施这一策略，中国并没做出书面的指示。中国主张，人民革命必须独立自主，这意味着中国可以指路、提供援助，但必须由各国人民联合起来，争取世界革命的胜利。这并不是希特勒那样的扩张侵略，它使人想起中国古代诸侯国与北京的附属关系——中国是各国的模式，各国都自愿跟随并受中国领导。中国是在其外交关系处于低潮时为各国人民革命提出这种“自力更生”的革命主张的。1965年2 月，美国开始轰炸北越。虽然美国保证不侵犯中国南大门的北越领土，但实际上人民共和国为不能保护历来是中国卫星国般的邻国，不得不忍受屈辱。
中国一直试图组织召开除苏联之外的亚、非大会。1965年6 月，这一努力失败了。接着，在10月，印度尼西亚共产党政变流产，导致大量亲北京的印尼共产党员被杀。简言之，1965年中国试图领导世界革命的努力屡遭挫折。这一切使中国转向国内事务，并开始集中精力发动1966年至1969年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文化大革命最后在呜咽中结束时，它使经济明显处于停滞状态。毛先生打碎了政府官僚体制，复活了革命，在政治中注人新鲜血液。但最后平息事态的是军队领导，军队控制、管理着全国。1969年4 月，第九届党代会最终确认中国经济处于停滞状态，决定再次着重抓经济建设，并把那些召回的大使重新派往国外。北京是在先独自领导第三世界，随后又同外部世界一度中断联系之后，重新回到世界政治中来的。我们没有理由认为，北京精心策划的人民外交会抛弃通常的颠覆计划和强硬的讨价还价。许多美国人急于从越战的泥潭中解脱出来；尼克松政府也为与北京接触做好了充分准备。这一切表明，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机已经成熟。尼克松访华仅是一个开端。
1972年2 月，尼克松访问北京。让我们站在中国的角度来历史地观察尼克松的访华。国家首脑互访是中国的老习惯。北京作为首都已有近1000年的历史，几乎每年都有外国君主或使节来访，就像冬至、秋分一样有规律。这些来访的外国君主和使节当然各有目的，大多数是来献礼以求在贸易上有所收益，有些是来寻求对其国家合法化的承认，还有些是来请求军事援助，很少有吵闹着来讨债的。
有些君主则是不情愿来的，如15世纪初的满喇加国国王。还有些是以征服者的面目出现在北京，如1215年的成吉思汗，1644年的清朝顺治皇帝。但不管怎样，北京之行总是富有特殊的韵味，有种令人难以忘怀的神秘感。尼克松先生及其随行人员当然不知道这么多，他们踏上了前人多次走过的旅途。
没有人要尼克松行三拜九叩之礼。1793年，马克特尼勋爵曾拒绝行这种礼（尽管尼克松比马克特尼勋爵瘦多了，磕起头来更方便）。毛领导的革命一直致力于消除不符合现代生活的旧习俗，但中国的自我中心主义和为能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做到自给自足而感到骄傲的心理是不易被消除的。事实上，到北京一游的魅力之一，就在于它仍是另一个世界的中心，它根本不关心道·琼斯指数、裙子的底边、年度冠军棒球联赛或下届总统大选。任何一个人只要在这里住上很长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自己被同化了，逐渐适应了另一个世界的事物，同时也接受了另一种不同生活方式的价值观念（如不提倡个人主义）。尼克松先生在北京停留的时间不长，没有感受到文化差异的冲击或被中国化，但中国人务实的观点使他深有感触。尽管这种观点有其前提条件，可还是很理智的。它对人性有深刻的了解，强调自律，愿将短期利益服从长期利益。这也正是管理那些急于衣锦还乡、光宗耀祖的部落首领们所必需的方法。近期发生的事，当然有其影响。在越南的美国军队完成了从西贡撤回旧金山的和平之旅。尼克松先生从华盛顿到北京的和平之旅，无疑也是成功的。
但革命化的中国和我们一样生活在历史的阴影之中。美国的报界和司法机关现在还在引用始于乾隆末期时代的人权宣言，同样，周恩来在接待外国来访者时，也在沿用中国以往惯用的原则。外国访问者是国家的客人，必须像别的客人一样遵守一定的礼节：不能在争论时用手指着主席的鼻子。这可与尼克松当副总统时与赫鲁晓夫主席的争辩不同，尊严优于主张。
正如人的言行反映人的性格，国家的礼宾仪式也能反映出国家的社会秩序。无论尼克松的访华是确立了中美两国的关系，还是被一种“人民外交”所覆盖，这次访华确实强调了他个人对和平的渴求。他的访华是负着使命而来，必须实现诺言。
这样的访问当然需要事先做好充分的准备和谈判。清帝国与塔夫脱当政时的美国做生意时，在北京的西方达官显贵们沮丧地发现，许多词语在译成中文时都走了样。“个人自由”（Liberty）被译成“特权”（License）。即便在今天，“自决（Seif…detemaination）和“主权”（Sovereignty）在中文里是什么意思？两者的关系如何？17世纪的俄国大使们一直就叩头长期争论不休，因为它直接影响到基本的国家体制。中国现在的国体大不相同了，确是一种新体制，只是尚不完善，仍在发展。其主要组成部分“毛泽东思想”给“美国资本帝国主义”留了空间，但不能把荣誉归于客人。
可以这样讲，对一位美国总统来说，访问北京的路途是最长的，准备工作越充分越好。
此篇部分发表于1971年4 月18 日的《纽约时报》，题为《中国对外开放的时机已成熟》；其余部分发表于1971年7 月19 日的《华盛顿邮报》，题为《中国的旧俗：接纳了千年帝王的北京》
17 解决“一个中国”的难题
＇尽管以下对台湾问题的分析和对策早在1979年我们彼此承认之前3年就已进行，然而，事实证明这种由历史造成的关系的主要结构是有效的。文章发表于1976年9 月。＇
美国的中国政策建立在华盛顿、北京和台北的表面协定之上，即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任何一个十几岁的孩子都能看出这是个不切实际的声明，因为它阐述的只是个外交概念。稍经思考即知道，由于北京和台北都宣称自己是惟一的中国，它所代表的是两个相对立的概念。华盛顿两头为难，进退维谷。要从这些极不平等的竞争者即中国的各党派中解脱出来，第一步先要看看我们是怎样陷人这种困境的。
美国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扮演角色已有100 多年的历史。1844年，我们的第一个条约维护了大英帝国在1840年至1842年鸦片战争中获得的全部特权。在此后一个世纪，美国的商人和传教士成为中国变革的动因，帮助促进了伟大的现代中国革命。1943年，不平等条约赋予的特权正式废除，那时，我们已作为对日宣战的同盟国而深深卷入到中国的内部事务之中。自1954年以来，同台湾当局签定的安全条约，把我们置于在尚未结束的中国内战中支持一方的地位。不管愿意与否，美国人民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比我们所普遍认识到的更为紧密地卷入到中国人民的生活之中。
尼克松一基辛格1972年的突破，即华盛顿与北京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已经为时太晚。显然，1960年中苏决裂以后，只有共和党右派领导人才能结束由于美国同中国革命相隔绝而带来的灾难。采取这一行动的主要动机，是希望美国在同中国和苏联的三角关系中保持平衡，这样，苏联就不能成为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中间人了。1972年2 月，尼克松、周恩来签署《上海公报》，其非同一般的功绩，在于揭示出双方的分歧点和一致处。但它所展望的正常化的确切期限尚有未确定。
大陆与海上中国
总的来说，现代中国革命包括两个主要区域，可称之为大陆中国和海上中国。今天的大陆中国是一个由拥挤在可耕地上的农民组成的国家，它继承了中华大帝国由首都的官僚机构管理政府的传统。这是一个忙着使自己现代化的农民的官僚帝国。
海上中国较为年轻，然而它的历史也可追溯到公元纪年的开始。中国的商人、帆船来往于东亚沿海已近2000年了。在最近1000年里，他们留下了可观的有关贸易和与东南亚交往的记录。这些打了隔离舱、很适于航海的小船（正如在其他许多领域中一样，中国人也是航海技术的先驱）早在欧洲的船舶到达之前就已航行于澳门、广州到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的航道上了。1514年第一个进人中国的葡萄牙人，就是通过这些中国帆船的贸易航线进人中国的。那些经常到东南亚并最终相继建立了殖民地的西班牙人、荷兰人、英国人和法国人，都在主要港口发现了中国的商会。
海上中国在欧洲殖民势力到来之前就已经存在，这种源于中国南部的海上传统，当然与大陆中国的传统有很大不同。在对外贸易上，私人企业是基本成份，冒险投资是必要的，商业核算必须占主导地位。
总之，海上中国的发展，是欧洲在东亚扩张的一个缩影，它自哥伦布时代以来，不断在全球扩散，并且仍然主导着西方对现代历史的看法。中国人在航海和海上贸易的能力如此之强，以致14 世纪初，明朝派出七艘大探险船去印度并跨越印度洋到达阿拉伯和非洲时，比因成功绕过好望角而开创欧洲航海新纪元的第一批欧洲人早了几乎一个世纪。如果中国愿意，可以早在欧洲人之前就把整个东南亚变成殖民地。中国并未这样做，因为海外殖民地对统治大陆中国的官僚们没有吸引力。中国北方的政府对海上贸易不感兴趣，他们全神贯注于对付来自亚洲中部蒙古人的威胁。
欧洲殖民主义者从彼此竞争的统治者商业式甚至海盗式的贪婪中，初次尝到了苦头。这种极度的贪婪，使中国朝廷感到震惊，中国一直信奉孔老夫子轻商的观念，而且认为贸易应由政府官员来掌管。明、清两代的统治者，都曾徒劳地禁止过对外贸易，并且封闭海岸以杜绝沿海的海盗活动和异邦政治制度的侵入。例如，在17 世纪，台湾成为中国探险家郑成功势力范围的大本营。18 世纪，广州成为对欧贸易的惟一通商口岸。1842年以后，英国人的枪炮逼迫通商口岸开放，海上中国的发展有了更大的空间。掌握外商对内贸易和对外贸易的买办，很快成为其职权范围内的中方商人，现代商业和金融阶层出现了。这种发展虽然被对外交往和通商口岸的特权所减弱，但它的确是中国现代经济发展的一部分。
广东人成为东、西方伟大的中间人。在著名的“六公司”引导下向加利福尼亚迁移的中国人，主要来自该地区。中国第一个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就是广东人，美国和英国的传教士最初也是在这里取得的成功。1854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的容闳也是广东人，他在19 世纪70年代成功地把在双边文化中起到先锋作用的中国教育代表团带到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其中受过训练的年轻人大都是广东人。
今天，广东又一次主导着中国的对外贸易。海上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