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观察中国-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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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原子弹的诞生已经过时了。曼彻斯特先生把麦克阿瑟精彩的故事一直叙述到1964年他的葬礼，而对于他生涯的重要意义几乎没有说明，对他极为不服从命令的动机，也未加阐释。
禁止使用核武器已经持续了4O年，但武器和军队仍是全世界的主要投资，我们显然处在一个新时代。对将级军官来说，面对敌人的强大火力树立个人英勇的榜样，已不再成为可能，甚至利用海、空军力量包围敌人，也像越南战争所证明的那样，是无效的（虽然我们不禁要想，或许麦克阿瑟能用2000架直升飞机于出点什么）。因此，一个钦佩麦克阿瑟卓越军事才能和爱国华丽言辞的读者只能断言，我们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人们为保卫自由发动正义战争的冲动，以及不惜一切取得胜利的荣耀，似乎已不再能满足我们的需要。但就在不久以前，麦克阿瑟用这些创造了历史。他死后不久，与他意见相左的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还是在战争冲动下投入了在越南的另一场局部战争，而且我们所遭受的失败，比麦克阿瑟浪漫的自我为中心在朝鲜遭受的失败更为惨重。我们能否把这位卓越的军事家永远置于脑后呢？
此篇评论的是威廉·曼彻斯特所著《美国的恺撒：道格拉斯·麦克阿瑟，1880—1961》（波士顿，小布朗出版社，1978年）； 发表于1978年10月12 日的《纽约书评》，题为《探究道格拉斯》。
第二章 毛的中国之内幕
美国公众对毛和中国革命的看法的变化再好不过地说明了美国人看待国外事物的价值观。作为一场解放中国人民的运动，中国革命赢得了美国人的同情，但作为一种发展中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典型，中国革命就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洪水猛兽。赞美和恐惧形成了一种强烈的矛盾心理，所有来自中国的报道都被这种双重标准衡量着，这些报道在观察家和美国公众中造成了混乱和争论。
有人说，美国人对中国共产主义革命的反应显示出一种“自由主义的谬误”，这种谬误时常把美国在海外异域进行的扩张笼罩在迷雾之中。当一个非共产主义政权倒向“我们这边”而不是“那一边”时，我们希望它能符合我们的理想。我们倾向于把这个政府纳入美国这个大家庭，就像联邦中的又一个州。我们对腐败堕落、秘密警察的恐怖行动、审查制度的压迫和违反人权的行为痛心疾首。相反，我们观察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通常不能发表这样的评论，因为我们无从获得信息，也很少能阐释理想的落空。有人说，这种状况造成了一种双重标准，我们可以严厉指责一个“友好的”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和与此相似的犯人所进行的折磨，但因我们缺乏了解，对共产主义政体下广泛存在的折磨与镇压却无话可说。这种争论表面上很吸引人，特别是对那些只关心强权政治的人而言更是如此，但它注定会有缺陷。我们认为，人的追求是政权建设和政权所有制的决定性因素。一个缺乏民众支持的独裁政权也许是共产主义者领导起义和夺取政权之后的必然产物。如果人权是我们事业的基本组成部分，如果我们认为除了强权政治之外在世界上还存在许多别的危机的话．那么我们就必须反对邪恶的行为，不管在哪里发现它。
这种观点在公众对中国共产主义者的认识中得到了说明：1944年，美国的军事观察员和记者在延安第－次接触毛的领导层，从形式上看，他们似乎确实“民主”，并非常令人钦佩。他们决心把中国人民从日本浸略者的铁蹄一下和地主阶级的压迫、精神病态、愚昧无知以及贫穷等社会弊端中解放出来。找们在昆明的盟友蒋介石和他行将崩溃的政府对美国人、对延安的自由理想恨得咬牙切齿。我们对国民党无能和中国共产党精干的看法，被内战证实了。1949年中国共产党夺取中国政权以后，就我们所了解，它似乎成了爱国主义和献身革命理想的典范。中国共产党人要改善中国人民的生活，使国家富强。
然而，到了1950年，我们在朝鲜同中国的“志愿军”发生了战争。冷战已教会我们不要相信他们的宣传。我们惧怕其潜在力量，因此紧紧抱住台湾的国民党盟友不放。这种极端的单向关系，从冷战时期一直持续到1970年中美关系缓和。1971年，我们的第一批记者随亨利·基辛格进人毛的中国。1972年2 月，尼克松总统会见毛泽东和周恩来，迎来了令人振奋的新时期1976年毛去世以后，这股势头有所减弱。
显然，在1971年至1972年间我们面临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我们怎样才能从肤浅的观察中得出对中国社会生活现实的看法呢？我们的第一印象仅仅停留在表面。
09 第一印象，1971—1972
＇在共产主义和美国言论自由的报界之间进行新闻和宣传冷战的过程中，中美关系的重新建立，使我们遭受了明显的失败。我们最棒的观察家在尼克松1972年2 月访问北京之前，先于1971年底到了北京，然后，我们最棒的时事评论家和尼克松一起出现在晚间的电视屏幕上。但这些天才都未曾注意到已发生的“文化大革命”。毛主席对大学教授、专业作家和艺术家以及党政官员的攻击，在1971年至1972年达到了极点。尽管官方宣称，“文化大革命”于1969年4 月结束，但在军队的直接干预下，残忍地肃清怀疑分子和被迫悔过者的行为仍然继续着。当其他一切努力都失败时，便只好把军队召来维持秩序。在那个年代被送往乡下、农场和干脆被监禁起来的知识分子，大都经历过那种虐待。1972年5 、6 月间，我和妻子在北京访问，见到了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些老朋友，对于文化大革命，他们闭口不谈。我们知道，其他的朋友还在乡下或正在途中，总之是见不到了。
事实是，对于现在被视为毛领导的革命分水岭或顶峰的文化大革命，最有经验的美国观察家们一无所知，没有新闻报道。根据10年后发表的报道推测，数十万人受到了迫害。他们在大会上被“批斗”、拷打、折磨，有些人被杀或自杀。有人粗略估计，虽然受害标准和事实本身一样难以确定，受害者大约逾百万。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把那个时期称为他们经历中的最低谷，对于这些，美国的报界和观察家仍然完全没有察觉。这段恐怖的历史，已通过香港和欧洲人同中国知识分子的接触，最终开始泄露出来。
在这种阴影下，美国人开始再次接触革命的中国，从中清醒地看到各种不同的反映。当然，他们感兴趣的并不是知识分子。＇
1971年4 月至8 月，三位训练有素的《纽约时报》记者先后访问了中国。实际上，他们所报道的中国共产主义一革命，似乎一直是成功地解放长期受压迫的中国人民的好事，对我们并无特别的恶意。20年来，我们对中国的怀疑和敌意逐渐减弱。从这些报道来看，那些年我们似乎仍在万无一失的防务上浪费投资，其实，我们的技术足以承担行之有效的防御。8 月，詹姆斯·罗斯顿在上海写道：“中国人对生活的态度和追求使人们想知道，为什么华盛顿如此担心中国是一个侵略性和扩张性的国家。他们比地球上的其他民族更注重内部事物……在我们试图‘包围’中国以前，他们就国门紧锁，自我满足。他们有足够的土地、资源和人口。”1944年，随军记者哈里森·福尔曼获准访问延安，他很快感到毛及其同事们有远大的前途。28年后，《纽约时报》对红色中国的报道证实了这一观点。为了照顾那些仍未跟上《纽约时报》对外政策变化的顽固分子，封面上用红字印着“红色中国”，但也提到了人民共和国（用小号字）。封底是斯科第·赖斯顿和周恩来并肩而坐，正在商谈政策。在8月9日的《纽约时报》上，他们的交谈占了整整26页，提供了许多信息，而一个月前基辛格和周之间20 个小时的交谈却未做任何报道。事实上，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知识分子，只是中国社会中的一小部分人。
第尔曼·德顿在毛掌权此前，已有15年报道中国的经历。西摩·托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中、之后了解了中国，他的妻子奥德丽捐献出大量的新闻电讯和照片、她是加拿大外交官切斯特·罗宁的女儿，很有天赋、，她1946—1948年在中国，1966年第二次来中国。鉴于赖斯顿此前和除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许多领导人交谈过，因此，我们不可能找到比他更合适的人来做出评价。
德顿像汉学家里普·万·温克尔一样，将新旧中国做了一番比较研究。他发现在新中国没有敬畏祖先或宗教戒律的迹象，没有女人使用化妆品，没有旧的文学或戏剧，没有绚丽的婚礼或葬礼，“甚至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道德品行似乎也发生了变化……人们似乎更直率而很少拘泥于礼节”。德顿重申，他随行的国际记者小组“并不同人民接触，只是由翻译带到供外国人参观的地方游览”。另一方面，奥德丽·托平于5月和父亲到了他的传教故地——湖北武汉西北175 公里的樊城。他们发现，那里的人口由原来的4 万上升到18．9 万，大大小小的工厂共有200 余家，38 所中学，1．3 万名学生，确实是新中国。
这些非常有经验的观察家对中国总的印象是这个国家很年轻、自信、组织有序，而且勤奋地致力于解决物质生产、卫生、扫盲和技术改进等社会问题。老城破旧r，城郊的新工业区非常简陋，但更适于居住。乡村是发展的重点，毛主义正把农民转变为具有政治活力和责任感的城市居民。交通工具仍只限于铁路、汽车和自行车。公共保健事业运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向农村发展，消除疾病，减缓人口增长。经济上的努力是使工业区分散，把生产消费品的分配尽可能维持在公社一级。在以前的集市上，建起了农村公社、生产队。它们实行地区性的自给自足，作为中国总的自给自足中的一部分。杜勒斯先生还担心什么呢？
赖斯顿在北京常想起“一个世纪前美国人在边疆生活的情景……国家正致力于使许许多多的合作社仓库充实……使我们想到我们以前简朴的耕作生涯”。这很吸引人，却没给中美的未来带来什么启示。
我们的两种文明显然会继续并存：一个赞美公民自由，一个强调自我牺牲；一个指责警察国家，一个反对个人主义。无论是毛泽东的学说还是美国新闻处的那些记者，都不会把水稻化的中国和汽车化的美国归人平均主义的新世界。美国人会继续相信扩张——不管我们把它称之为在这一代改变世界的信仰，还是把人送上月球的自由企业——而很久以前发明了崇拜祖先、官僚政治和科举制的中国人，将继续把信仰投人到社会组织中。对这些不同文化的直接观察和前后对照，使《纽约时报》的记者们对中国现实的评估远远走在美国政府的前面。35年前，尼克松清洗了一批美国驻华外交人员，诸如约翰·卡特·文森特、埃德蒙·欧·克拉伯、约翰·巴顿·戴维斯、约翰·斯图尔特·谢伟思等，如果他们不被撤职，或许能为白宫提供有益的看法，而这些看法不是源于欧洲的研究。
克拉伯先生进人学术界后，出版过两本关于中国现代历史的重要著作，其中一本《中国与俄国：大游戏》（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1971年）把现在的中苏关系放到了两个帝国间漫长而复杂的背景之中。戴维斯先生的回忆录收在《龙尾巴》一书（纽约，诺顿出版社，1972年）中。谢伟思先生出版过一本有启发性的专著《美中关系史中的一些问题》（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中国研究中心编，1971年），分析他第一次在延安的所见所闻。当时，毛和周提出与美国发展一种合作关系。1945年1 月，他们甚至要求会见罗斯福，商议抗日军事合作的细节。我们能为有这些提供当时历史真实的著作感到庆幸，但更值得庆幸的是，作者之一能够参加我们的小组，在1972年2 月21 日后的那个星期访问北京。如果我们在1965年问及这些官员，他们中不会有一个人接受这种观点，即可以用炸弹把亚洲人轰到谈判桌上。
当德顿和托平进行前后对比时，德国记者克劳斯·马汉特向美国公众做了全面而详尽的介绍，并把它同中苏关系做了比较。马汉特熟知四种文化，他父母是德国人；他生在莫斯科，20 世纪30年代初生活在俄国；30年代后期，他到了伯克利和火奴鲁鲁，娶了一个美国妻子；4O年代初他在上海编一本杂志。他最初了解中国是在1929年和1936年。1957年，他又一次到中国。1971年，他借助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的帮助，在乒乓外交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