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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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色彩。它们多半论从事出，寓哲理思辨于其中。除去两书中这些杂文化的
散文，还有《涴漫的狱中日记》、《猪八戒——东西文化与梁漱溟及吴稚晖》
那样的小说化的杂文。1923　年1　月发表在《晨报副刊》上的《最低问题—
—狗彘食人的中国》一文，可以说是他所写的“正宗”杂文的开篇。随后，
他又以巨缘笔名发表杂文十二篇于1923　年《前锋》“寸铁”栏。这十二篇杂
文，涉及面广，诸如《二十世纪的绝妙好辞》、《康有为与许斯，梁启超与芳


泽》，《中国的花车与美国的公使》，《小小一个罪恶》等等，大多以雄健的笔
力，各逞变化之妙，冷嘲热讽，淋漓尽致。从这时到1926　年，他大约写了
四十余篇政论性杂文，发表于《向导》、《热血日报》上。1927　年到1930　年，
瞿秋白从事党的领导工作，事务缠身，杂文写作中断。从1931　年起，被迫
离开党的领导岗位，才重新拿起笔，写起杂文。同前期一样，后期杂文仍是
政治性的。无论社会批评或文艺杂感，都反映他作为共产党人和政治活动家
的敏感。他把杂文作为一种扫射旧世界的火力，一种向敌人进行战斗的武器，
因而笔力豪骋，运思敏捷，旗帜鲜明，通俗易懂，直言不讳，言必尽意。在
体裁和方法上，多姿多彩，不拘一格，或为政论性杂文，或为短评式杂文，
或为抒情诗似的杂文，或为叙事记述的杂文；随感、随笔、书评、寓言、经
传、戏曲、平话、诗话、打油诗，在瞿秋白的笔下，都运用自如，挥洒成趣，
融入了他的杂文创作中。瞿秋白大量的杂文，是匕首和投枪；也有不少的杂
文，是鼓舞群众前进的战鼓和号角。如《一种云》、《暴风雨之前》、《〈铁流〉
在巴黎》，就是这样歌颂性杂文。这在当时一般杂文中，是少有的新的主题。
瞿秋白的杂文多深入浅出，明白晓畅，热情奔放，较少含蓄，富于鼓动性和
号召力；好作理论分析而较少解剖具体事实，带有他过去大量写过的政治论
文的格调。但是，也应指出：并不是他所有的杂文都明白晓畅，较少含蓄。
他也有隐晦曲折的文章，如《菲洲鬼话》、《人才易得》等篇就是。对于杂文
家的瞿秋白的成就，杂文研究者指出：由鲁迅在五四时期开创的杂文，三十
年代达到一个高峰；峰顶是鲁迅，次高峰是瞿秋白和茅盾。也有的论者进一
步指出：就杂文而论，鲁迅和瞿秋白无疑是双峰插云的一代文宗。这两种相
近的评价，反映了瞿秋白杂文创作在中国现代杂文史上的地位。

大众化文艺的倡导者和杰出的语言学家

三十年代初期的中国文艺运动，是在帝国主义侵略日益猖狂，国民党
统治愈加腐朽的历史背景下发生的。人民群众被旧的文艺所包围，其内容大
多不脱武侠、剑仙之类的荒诞迷幻，以及因果报应、安贫乐道、逆来顺受、
委曲求全之类的说教劝戒。这种反动的“大众文艺”、“通俗文学”，经常被
地主资产阶级利用来腐蚀劳动人民，麻痹他们的斗志，消弭他们的反抗。新
的革命文学家，与广大群众隔离；新的文艺作品，日趋倾向于欧化，因而不
能为劳动人民群众所接受。无产阶级革命文学，既然承认文学的阶级性或革
命倾向性，那么，它必然要求文学大众化，必须让文学为大众所懂得，所接
受，所爱好。否则就无法实现革命文学成为阶级斗争的利器的根本任务。

革命文学家，历来重视文学大众化的问题。早在1928　年的“革命文学”
的讨论中，就提出了这个问题。1930　年左联成立前后，左翼文学界又开展
了一次关于大众文艺的讨论。这次讨论主要是探讨大众文艺的形式问题，引
起比较普遍的注意，但许多问题还没有接触，许多问题还没有深入。1931
年以后，瞿秋白重返文艺战线，以极大的注意力，深入地研究文艺大众化问
题。1931　年5、6　月间，他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学阀万岁！》，提出文
学革命的问题。9　月，写《乱弹》，由中国文学史的演变发展，揭示出文学
艺术早先来自平民，逐步为少数统治者所霸占，而最终仍将重新属于人民的
规律。

“九一八”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一二八”上海战争期间，瞿秋白写《大
众文艺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上海战争和战争文学》两文，指出：“革
命文艺的大众化，尤其是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创造，更加是最迫切的任务了。”


①“革命的文艺，必须‘向着大众’去！”②。。　
①《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94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②同上书，第914　页。
在瞿秋白的积极推动下，到1932　年夏又有第二次文艺大众化问题的讨
论。这是4　月25　日，瞿秋白在左联理论性的机关刊物《文学》半月刊创刊
号上发表了《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1931　年10　月写），6　月10　日又在
《文学月报》创刊号（《文学》半月刊被禁后创办的左联机关刊物）上发表
《论文学的大众化》，对上文作了补充和发挥。《文学月报》的编者，可能认
为瞿秋白提出的问题很重要而又很复杂，所以就约请许多人来参加讨论。茅
盾应邀用止敬笔名写了《问题中的大众文艺》一文，以后周起应（周扬）、
何大白（郑伯奇）、田汉等人都发表文章参加讨论。在一年多时间里，《北斗》、
《文学》半月刊、《文学月报》等刊物发表不少文章，连续不断地讨论文艺
大众化。左翼作家在这时所写的分析革命文学其它问题的文章，也常涉及大
众化问题。文艺大众化问题，一时形成热潮，成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
动注意的中心。瞿秋白后来又写了《“我们”是谁？》、《欧化文艺》、《再论
大众文艺答止敬》、《论翻译》等文，以及一些书信形式的手稿①。①目前
见到的有致新兄、伯新兄、迪兄、岚兄等五封书信手稿。

瞿秋白在文艺大众化的研究和讨论中，付出的精力，撰写的文章，比
之其他文学问题都要多得多。并且，比之其他左翼作家，他的论述，也最有
条理，最为深刻，最富有创造性。“在现代文学史上，正是瞿秋白，第一次
明确提出：为工农大众服务，与工农大众相结合，是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中
心问题。他还初步阐明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作家向工农大众学习，
转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感情。他承前启后，既坚持和深化了早期共产党
人关于革命文学的主张，又为后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工农兵方
向的提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材料。”①。。　

①王铁仙：《瞿秋白论稿》，第106—　107　页。
三十年代初，中国文艺运动的状况如何？瞿秋白尖锐地指出：“普洛文
艺一般都应当是大众的，难道有‘非大众的普洛文艺’？然而不然！居然有！”

①瞿秋白认为，在题材和内容上，新文学的题材狭小，内容贫乏，始终脱不
开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新文学的作家们所写的作品，“只是限于知识分子的
自我描写”②，诸如失恋，家庭冲突，三角恋爱，稿费太少，上海的亭子间
生活，北京的小公寓生活，等等。而对“乡下佬‘上城’的问题，穷人想赖
债的问题，丘八想回家的问题”则很少涉及③。革命文学运动也沿袭老路，
与大众隔离着。一些革命作家眼中的“民众文学”，不过是“洋车夫文学和
老妈子文学”，只用“浅薄的人道主义”，“来可怜洋车夫老妈子，以至工人，
农民”④。在语言方面，瞿秋白认为，虽然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一开始就提
倡白话，反对文言，使白话成了文学语言的正宗，比之文言接近了人民大众
的口语，但并不是大众化的。早在1923　年由苏俄回国后瞿秋白写《荒漠里》
一文就指出：“中国的现代文还没有成就”，“‘文学的白话，白话的文学’都
还没有着落”，使群众的精神生活陷在荒凉的沙漠里⑤。他叹息地问道：“唉，
中国的新文学，我的好妹妹，你什么时候才能从云端下落，脚踏实地呢？”
⑥这个看法，瞿秋白在八年之后，即1931　年他写《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和
《学阀万岁！》等文时，依然没有变化。他承认五四文学革命后，文学作品

的语言较之文学改良运动的“旧式白话”有所进步，是“新式白话”；少数
优秀作家已在运用真正白话进行写作。但他认为，大多数作品使用的仍不是
真正的白话。他说：“记得当初五四运动的时候，胡适之有两个口号，叫做
‘国语的文学和文学的国语’。现在检查一下十二年来文学革命的成绩，可
以说这两个口号离着实现的程度还很远呢！现在的新文学，还说不上是‘国
语’的文学，现在的‘国语’，也还说不上是文学的‘国语’。现在没有国语
的文学！而只有种种式式半人话半鬼话的文学，——既不是人话又不是鬼话
的文学。亦没有文学的国语！而只有种种式式文言白话混合的不成话的文
腔。”⑦瞿秋白挖苦地指责用这种文腔所作的文学，是“骡子文学”。他说，
“因为他是‘非驴非马’：——既然不是对于旧文学宣战，又已经不敢对于
旧文学讲和；既然不是完全讲‘人话’，又已经不会真正讲‘鬼话’；既然创
造不出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又已经不能够运用汉字的‘旧中国文’。
这叫做‘不战不和，不人不鬼，不今不古——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⑧。。　
这段话，虽然失之过激，但却指出了五四新文学的缺陷。有一次，茅盾和瞿
秋白相遇，茅盾问他：“难道你真认为‘五四’以后十二年间的新文学一无
可取么？他回答说：不用猛烈的泻药，大众化这口号就喊不响呀！那么，他
自己未尝不觉得‘五四’以后十二年间新文学不应估计太低，不过为了要给
大众化这口号打出一条路来，就不惜矫枉过正。但隔了一年，在论‘大众文
艺问题’时，他的主张就平稳得多了。”⑨。。　

①《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855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②③《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610—　611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

④《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869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⑤⑥《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1　卷，第230、232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3　年版。

⑦《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620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
版。
⑧同上书，第596　页。
⑨茅盾：《瞿秋白在文学上的贡献》。《人民日报》1949　年6　月18　日。
大众化问题的深入讨论，自然会有不同的意见。郑伯奇用何大白的笔
名发表了《大众化的核心》一文，把知识分子出身的作家与工农大众对立起
来。何大白写道：“我们的方法错误了么？不是。我们的口号太高了么？不
是。我们的文字太难了么？不是。”①何大白认为文艺大众化迟迟不能实现，
困难很多，而“第一重困难在大众自己，就是大众对于我们的理解有没有相
当的准备。”②这种看法，在当时小资产阶级革命作家中具有代表性，“充分
的表现着知识分子脱离群众的态度，蔑视群众的态度”③，因此，应当加以
批评。瞿秋白立即写了《“我们”是谁？》一文，指出新文学之所以不能实
现大众化的主要原因，在于小资产阶级作家蔑视大众，好为人师。①何大
白：《大众化的核心》。转引自瞿秋白《“我们”是谁？》，《瞿秋白文集》4
卷本第2　卷，第876　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　年版。

②何大白：《大众化的核心》。
③同上书，第878　页。

他说：

为什么弄成这个样子？两三年来除出空谈之外什么成绩也没有！最主
要的原因，自然是普洛文学运动还没有跳出知识分子的“研究会”的阶段，
还只是知识分子的小团体，而不是群众的运动。这些革命的知识分子——

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决心走进工人阶级的队伍，还自己以为是大众的
教师，而根本不肯“向大众去学习”。因此，他们口头上赞成“大众化”，而
事实上反对“大众化”，抵制“大众化”。何大白的这篇文章就暴露出这一类
的知识分子的态度，这使我们发现“大众化”的更深刻的障碍。——这就是
革命的文学家和“文学青年”大半还站在大众之外，企图站在大众之上去教
训大众。①

①同上书，第875　页。
瞿秋白的批评，使郑伯奇感到不舒畅。为此，瞿秋白通过夏衍，约郑
伯奇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