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秋白--从书生到领袖-第5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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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事。并说在占领武汉之后，再用另一种方式和国际说话。随后，李立三一
再以中央政治局名义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写信打电报，谎报中国革命的高潮
和战绩，要求批准他的暴动计划。这一系列公开对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行
为，对于有权指挥各国党的共产国际来说，是绝对不可容忍的错误。
9 月24 日至28 日，在瞿秋白、周恩来主持下，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在上
海举行。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李立三发言承认了错误，瞿秋
白作了政治总结，即《三中全会政治讨论的结论》。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
三中全会对于中央政治局报告的决议》和《中共三中全会关于政治状况和党
的总任务议决案》，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的七月决议，指出前一时期的冒险主
义倾向的错误，主要是“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任务，没有能够充分地和争取
群众的任务密切联系起来。”决议认为立三路线“是和共产国际的路线是一
致的”，但是策略上有错误。三中全会停止了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红军攻
打大城市的计划，恢复了党团工作，基本上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三中全会也有缺点，表现在对于立三路线的“左”倾的思想实质没有
加以清算和纠正；错误地强调反右倾；曾经反对立三路线并被立三路线中央
打击的何孟雄，仍然成为三中全会打击的对象。但以三中全会的缺点与功绩
相比，三中全会的功绩是主要的。
可是，两个月过去，到了11 月间，共产国际突然来信①，在对立三路
线错误的估计上发生了质的变化。来信说，立三路线错误不是策略上而是与
共产国际路线对立的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线，并且指责明明是按照共产国际指
示的口径去纠正立三路线的三中全会，是“调和主义”错误。11 月22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共产国际十月来信，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指示。
①即1930 年10 月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的《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
信》。11 月16 日，中共中央收到此信。
但是，事情没有到此为止。在中共中央收到共产国际十月来信之前，
王明已先于中央从远东局获知共产国际来信内容，他急忙按照十月来信的调
子修改他正在赶写的《两条路线》小册子，蓄意在党内制造混乱。小册子说
立三路线“是以左倾词句掩盖的右倾机会主义的路线”，要坚决反对“对这
一路线采取调和的态度”。在政治上强调反右倾，在组织上提出“改造”各
级领导机关。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及由瞿秋白主持的中央政治局，指责“维它
同志等在三中全会上，对于立三路线采取了调和、投降态度”，三中全会后，
又在“实际上继续着立三路线”。他狂妄地要求改变中央政治局的领导，他
说：“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维它等不能解决目前革命紧急任务，不能领
导全党工作”。因此，他提出在党的七大召开以前，“由国际负责帮助成立临
时的中央的领导机关”，至少要“对政治局的成分应有相当的改变”。①
王明及其后台，早已把目光紧紧地盯住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位置。王明
的小册子成了他们夺权的纲领。
王明一伙带头，罗章龙、王克全、何孟雄等，一哄而起，集中攻击三
中全会和瞿秋白。罗章龙等认为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均是不堪教育学
习的”，必须“立即离开领导机关，照章予以组织上最严厉的制裁。”②何孟
雄等主张对瞿秋白、李立三等“予以严厉的纪律制裁”，分配他们去做艰苦
的下层工作。③①王明：《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1930 年秋
冬）。
②《全总党团决议案》（1931 年1 月1 日）。
③《苏准会办事处工作人员会议决议案》（1931 年1 月7 日）。
12 月初，共产国际东方部在听取了李立三①的检查，审查了三中全会
文件等以后，写出《关于中共中央三中全会和李立三同志的错误的报告》，
全盘否定三中全会：“（一）三中全会没有揭发立三路线实质；（二）三中全
会模糊了这个路线和国际路线的原则上的不同；（三）三中全会没有研究中
国革命过去阶段的真正教训；（四）三中全会没有提出并解决革命现在阶段
的现实任务；（五）三中全会对于全党同志没有解释领导机关所作的错误，
反而模糊了这些错误的实质；（六）
三中全会没有责备在一部分中央政治局和国际不同意的时期，所表现
的那些反共产国际言论；（七）三中全会上表现了领导机关之中有不健全的
小团体的两面三刀的空气。”②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在讨论这个报告时，表
示完全同意上述观点。主席团会议在批判李立三时，实际上把主要矛头对着
主持三中全会的瞿秋白。主席团的七名委员的发言，都指名通姓批判瞿秋白，
指责他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时，“领导了‘中大’小团体纠纷”；“无原则的
领导了三中全会”；“以两面派的态度对待国际”③。主席团极力吹嘘王明一
伙，说他们“知道列宁主义布尔塞维克的理论和实际”，是“为国际路线而
斗争”的“很好的同志”。他们之所以“不能够做到领导工作”，完全是“小
团体利益妨碍他们加入领导机关”。④在会上，共产国际负责人曼努意斯基
提出三条意见：一、李立三要向国际监察委员会彻底揭发瞿秋白的“小团体”
活动；二、召集中共中央全会；三、李立三留在国际学习，认识自己的错误。
⑤。。 ①三中全会后，共产国际调李立三到莫斯科学习。
①③④⑤《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关于立三路线的讨论》。《布尔塞维克》
第4 卷第3 期。
这时米夫被派到中国，担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2 月14 日，米夫在
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要召开四中全会。16 日，在米夫干预下，中
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撤消李立三中央对王明等人的处分。25 日，任命王
明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22 日，又逼迫中央政治局发出《中央第九十六号
通告》，自我否定，完全接受王明《两条路线》小册子中提出的两项主要要
求，即宣布三中全会决议及中央最近各项通告无效；重新决定政治决议和改
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这样，便暂时形成了中央政治局和王明一伙妥协合作
的局面，王明说中央已放弃了调和路线，回到了国际路线上来。何孟雄、罗
章龙等则认为不应再召开紧急会议，不必撤换中央领导人，不应再谈改造党
的组织，而转过来批评王明。
1931 年1 月7 日，六届四中全会在米夫操纵下于上海秘密召开。有的
代表在会前二十分钟接到通知，才知道要开四中全会；有的来到会场还不知
道要开什么会。会议从早上七时多开到晚上十时多。会议批评立三路线，批
评三中全会“调和路线”；李立三已去莫斯科，瞿秋白便成了残酷斗争、无
情打击的主要目标。会议根据米夫的旨意，撤消瞿秋白、李立三的政治局委
员，而被米夫称之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出色”、“最有才华”的领导人
的王明等，竟一步登天（先入政治局，后选为中央委员），钻进了中央领导
岗位。尽管罗章龙派因未能进入中央领导核心，而大闹会场，但米夫、王明
夺权的大局已定，不容更改了。向忠发虽然继续担任总书记，但是大权操在
王明手里。6 月，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代理总书记。9 月，王明去莫斯科
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秦邦宪接任临时中央总负责人。
瞿秋白冷静地从容地对待这一切。他按照中央的要求，在四中全会后
向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写信，声明自己承担责任，接受“指斥”，说自己的
错误是“非常严重的”，是“懦怯的腐朽的机会主义”①。2 月20 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1929— 1930 年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行动问题决
议案，再次谴责瞿秋白。决议竟指责瞿秋白以派别行动来影响李立三中央对
王明等的压迫，对共产国际清党动摇，对国际代表极不尊重。王明一伙，大
权在握，什么罪名，都可以加在别人头上。瞿秋白欲辩不能，只好再次向中
央政治局写了声明书，接受一切指责，说自己陷入了“派别斗争的泥坑”②。
①瞿秋白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的信。《党的建设》第3 期。
②瞿秋白同志声明书。《党的建设》第3 期。
这是共产国际中某些人控制和干涉中国共产党内部事务的一幕极不光
彩的丑剧。其结果当然只能招致一场大悲剧，它给中国党和中国革命带来的
是毁灭性的灾难。
瞿秋白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即使不是从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仅仅从
普通人的是非标准和道德观念来判断这一切，他也会看穿这场丑剧和悲剧的
本质。
瞿秋白一生的荣辱功过，可以说同共产国际密切相关。他之成长为一
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有威望的党的领导人，是与共产国际的培养与
提携分不开的，而把他从崇高的位子上狠狠地打下来，给以种种不堪忍受的
侮辱，也是由共产国际某些领导人所扶植的王明集团所干的。这件事，对瞿
秋白影响极大。可以设想，当一个人长期所崇拜的权威（个人或组织），原
来竟是这样一副嘴脸，他所产生的失望、痛苦和鄙视，是可想而知的。不过，
在当时，这些苦水他都自己吞咽下去，不愿白白浪费气力，再与这些后台硬
得很，而又具有流氓气质、阴谋家手段的政客们周旋了。
虽有失望和痛苦，但是，瞿秋白并没有灰心。他了解和热爱这个党和
绝大多数的党内的同志，热爱中国亿万的劳苦人民大众。从已经无法工作下
去的领导岗位上下来，对他来说，可以说是求之不得的解脱；他可以在别的
岗位上为党和人民工作。醉心向往的文学园地，现在终于有时间和精力来耕
耘了。从此，开始了他的文学活动的黄金般的辉煌时期。
十二圣洁的友谊
重逢茅盾话《子夜》
四中全会的突然袭击，王明集团打倒了他们预谋要打倒的人。但是，
对于反对他们的人，或者为他们所不喜欢的人，王明一伙并不就此罢休，还
在千方百计地进行迫害。
除去在政治上、组织上进行压制以外，又在生活上采取经济制裁的手
段，对很多人不发或少发生活补助费，使他们的生活陷于极端困难的境地，
以迫使他们就范。不少人卖光仅有的一点值钱的东西，晚上只好睡在水泥地
上，白天到难民救济处喝一点施舍的稀饭。
在无法生活的情况下，有的同志把妻儿送回老家，有的沿街叫卖瓜子，
有的走投无路，竟想到山中落草，劫富济贫，当政治土匪①。①张金保：《关
于六届四中全会的斗争及其他》。《工运史研究资料》（九），1980 年8 月20
日。
王明一伙对待瞿秋白，稍微客气一点。瞿秋白是党的高级干部，又长
期患病未痊。
王明一伙为了保全自己的面子，笼络群众，不得不发给他一点生活费；
但也只是象征性的，仅有十六、七元钱。1930— 1932 年间，上海工人每月
最高工资为五十至九十元，中等工资二、三十元，最低工资八元至十五元。
这一点生活费，仅能维持瞿秋白夫妇的最低生活需要，连温饱都谈不上，更
不要说医病了。这一切，瞿秋白都能克制和忍受；少年时代的清贫生活的磨
炼，使他能够适应急剧下降了的物质生活水平。
带着病，他每天工作十六小时以上。早晨，起床后先看报，几份大报
看得很仔细，重要的资料要剪下或摘录。上午剩下的时间写文章。午睡后起
来翻译或写作。晚上看书或写作，一直到深夜。
他气定神闲，情绪内敛，从不在同志、朋友和妻子面前诉说王明集团
对他的打击。
当时见过他的人，对他的安详，平静，潇洒和幽默，都感到意外。夏
衍后来说：
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之后，他忍受到了“左”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
子的打击，可是，在我和他断断续续的近两年的工作接触中，丝毫也没有感
觉到他受了打击之后的委屈的心情。日常谈话的时候他是那样的乐观，那样
的‘潇洒’，那样的幽默，可是一接触到工作，他又是那样的生气勃勃，对
敌人和旧社会的一切不合理现象具有那样强烈的敌忾和仇恨。少资产阶级出
身的知识分子最经不起打击——特别是来自内部的打击，而在秋白同志身
上，是一点也找不到牢骚、委屈之类的个人主义情绪的痕迹的。①①夏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