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3期-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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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我们在缪晓春、邢丹文和罗永进等人所纪录的欲望空间中，看到这种渗透着消费主义气息的空间差不多成为现代市民生活空间中的结点，是社会生活的主流空间形象；那么张新民那张“当代贫民窟”的照片就令人震惊地昭示出一个被压缩到极限的都市生活中的边缘空间。物理空间的比例分割如此压缩，人的基本生存空间的定位把空间变成一种符号化的社会关系，也就是空间分配权力所标定的社会关系。这暗示着，在现代都市化浪潮中，表面上物理空间的无限扩展也有可能是以在社会内部压缩空间为成本。透过这个在内部显得祥和自由的居住空间，人们不是正感受到资本的约束吗？（据作者调查，这类以民工为对象的出租屋以床位计价，每天每个床位的租金是人民币两元）透过城市空间的不同组合，人们看到的是城市化运动所伴随的社会分化，而这种分化必然伴随着一种正在形成和转变的社会规则和空间规则，成为现有社会资源分配秩序的注脚。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以维护社会秩序和城市资源有限为说辞，要求建立现代大都市的人口准入制度，这里所暴露出来的问题是空间的社会分配已经被纳入按照布迪厄所说的各种性质的资本含量的拥有来进行分配。显然，社会生活的空间性究竟是在产生社会融合还是在产生社会区隔，是一个关系到社会发展目标的规范性问题，也可以被视为在社会内部为争取享有物质生活权利而进行的竞争性斗争。
现代化过程所包含的一个基本规律就是事物的加速，人们总是在不断推出时效性越来越强的产品来满足人们的历史加速度情结。进步必须征服空间，拆毁一切空间障碍，通过时间来消灭空间。但是，问题在于，在时间对空间的挤压中，工具理性与市民社会的残缺，使得物理空间的社会性质变得更加具有压制性、约束性和强制性，人对空间的欲求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焦虑。如果说城市现代化还在追求社会控制和社会差异的空间组织，复制不平等的社会关系，人们就会质疑这种空间关系的社会性质，以争取扩大个人与社会体验的物质语境能力。
中国的现代化运动从城市发展的意义上来说，不仅仅是人口从乡村向城市的运动，也是城市本身的自我化妆。重新进行城市规划要面对的难题是如何分离和聚合一个充满结点的区域化的社会等级体系。按照当下的发展逻辑，城市化就是城市运营的试验，就是按照社会权力的支配关系重新进行资源占有。行政权力和商业资本的合谋，上有“国家意志”的尚方宝剑，下有“发展主义”的宏大话语，一路所向披靡。在公司运作模式的旗号下，城市的原始资产成为行政部门和开发商们联手的本钱，由此制订的游戏规则和社会秩序使得购买社会平衡的赎买成本不断上扬，社会流动的渠道不断堵塞，构成以制造结构冲突和加速社会分化为背景的城市运营的社会文本。这无法回避地提出一个“空间实践”的社会性质问题。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列斐伏尔曾经从物质体验、空间感知和心理想象三个方面提出空间概念的系统格式。延续这一思路，美国学者哈维更强调空间实践实际过程中的间隔性、占用性、支配性和体制性。（〔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77～278页）间隔性显然是服从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易的效率法则，在制造社会空间区隔的过程中力图减少社会摩擦系数，把交易成本强加给社会物质再生产和精神再生产的结构体系。占用性则是根据社会系统和组织机构的意志和权限来组织空间配置，包括土地使用和所有社会人群的空间拥有方式。支配性则是在物质空间的社会分配中，更有力的个人和群体如何对他们自己或其他人占用空间的方式具有更大的控制和干预。体制性则是如何将在空间的物质改造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技术概念转化为一种权力机制。
如果哈维的概念合乎逻辑，我们就可以理解技术开发区的政治功能和高尚小区的象征意义，各种利益集团在空间交易中的利润核算，以及公共空间的挪用性质，而所有的规划改造之后的利益显然也是根据参与者的权力和地位来计算和分配的，包括各种设计、施工和装修的等级，凸现出来的技术观念和材料品质的价位所暗示的消费权力。正是通过这样一个现存的社会关系的结构，空间实践作用于社会生活的意义才有可能得到一个更有说服力的观察和思考。因为哈维还说过：“任何社会的意识形态的和政治的霸权，都取决于控制个人与社会体验的物质语境的能力。由于这个原因，物质化以及赋予金钱、时间和空间的意义，对于维持政治权力来说就不止是有一点点意义。”（同上，第283页）从意识对存在的反作用效果来看，经济和社会关系并不一定先于文化关系，相反，它们却是文化关系的实践领域。正因为这样，社会关系的理解往往要借助于文化实践的展开，比如我们在这里涉及到的“空间实践”，即空间形式的变动总是与社会力量的组合现状分不开。
正如美国学者苏贾指出：“作为一种社会产物，空间性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手段，又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结果；既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预先假定，又是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的具体化；”（〔美〕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97页）从考察社会行为者的地位和社会关系的内涵来看，空间性本身还应该是一个媒介，一个在产生意义的媒介。意义的空间就是传播的空间，而这个空间是生产性的，以摆脱对真实的惟一性拥有或权力的裁决。传播空间的基础是象征生产结构当中的意义和表现的合同，涉及到对社会环境的关系状态的把握。“社会环境是社会现象变迁的根源，因为社会环境是社会现象存在的基本条件，社会现象的各种状况，都汇集在社会环境内。从这个观点看，社会环境这个定义显得更加重要。只有通过社会环境才能真正解释社会现象及其变化的实际情况，才可以避免个人主观的臆断。”（〔法〕埃米尔·迪尔凯姆：《社会学方法的规则》，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97页）从这一原理出发，透过传播内容来进行对大众传媒的内外生产环境的考察成为不可忽视的要点。
当我们在透过“城市·重视”这样的媒介观察的方式来认识城市空间的社会性时，看到的是一个被媒介化的社会围绕着影像传播的形式在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评估。这种同时具有观赏性、批评性和研究性的文化活动本身成为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也可以说是通过生产社会存在的想象关系来产生社会想象意义的制度。
耶里内克是谁
■ 尤小立
诺贝尔奖的魅力之一，是它往往出人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1974年，哈耶克获经济奖，1983年戈尔丁获文学奖，包括2002年日本学者田中耕一获得化学奖，都经历了一个先引发疑问与惊呼，然后再由衷叹服的过程。今年的文学奖也不例外。耶里内克，我们除了知道她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钢琴教师》以外，还知道什么？
不知道本来是不可怕的，英国作家戈尔丁获奖前后，上海译文出版社与漓江出版社都翻译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我们起码还可以通过《蝇王》这样的现代寓言来领略一番大家的魅力。但这一回我们只好先借助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钢琴教师》来想象大师的文学功底，然后再静候出版社译出耶著的“佳音”了。
现代小说在中国的发生和发展，是上世纪初的事。但那时的中国文学家们是与世界文学基本同步的，有学者从鲁迅作品里读出了表现主义的意味，三十年代的“新感觉派”更是日本同名流派对中国作家直接启发后的产物。经过八十年代开始的一个现代、后现代文学的大轮回，到九十年代，应该说，是可以与世界文学再次同步了。但现在看来，两个齿轮的转速还是相差得很远，转到“耶里内克”这个齿上，我们中国的文学界又对接不上了。
瑞典皇家文学院对耶里内克作品的评语是：“她在小说和剧本中发出的声音和阻抗之声，如悦耳的音乐般流动，充满超凡的语言热情，揭示了社会的陈腐思想及其高压力量。”如此诱人的评语，诱人的意味，相信中国读者都有一饱眼福的欲望。然而遗憾，我们的文学界，不仅是批评的缺位，翻译也在缺位。
经济大潮的冲击，大众文化的泛滥，都是客观原因。从文学界本身看，当下的中国文学界也太顾影自恋了。“70的一代”出现后，“60的一代”就老了，现在批评家又在炒作“80的一代”，批评家的目的似乎只有一个：证明自己还没有老。重新点燃读者的热情，是一种理念上的奢侈。如果文学作品的读者都在18岁以下，那么，超过这个年龄的人，只好一次又一次地在重拍的类似《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旧作中获得文学的享受和阅读的快感了。批评家如此，作家又是怎样呢？谁还像以前一样，兴奋地谈论卡夫卡、海明威、福克纳或罗伯—格里耶？可能自从诺曼·梅勒之后，外国作家就成了小型沙龙的议题了。大江健三郎到中国来，只有作家莫言好像比较起劲，他们之间相谈甚投缘。据说，米兰·昆德拉又热了起来，可是到坊间瞄一瞄，那大摞的未售出的存货，令人怀疑那可能又是一堆新闻炒作的泡沫。白领们是爱看昆德拉，但他们与韩少功那一批作家的理解和同时代读者的惊讶已不可同日而语。在当下中国，昆德拉已经正式走进了文化消费市场。
我们的文学界（包括文学翻译）好像总在被动的状态中徘徊，去年匈牙利的库切得奖后，我们这边才赶紧联系组译，这回耶里内克折桂大致也是如法炮制。这种“与国际接轨”简直让人无所适从，因为你不知道，这样的“速译”作品是文学的成果，还是商业的产物。
沪上有名翻译家正试图以一人之力重译《追忆似水年华》，并且已经有首部问世。以前，普鲁斯特的这部巨著是若干个翻译家的集体成果，鞠躬尽力，填补空白，但语言风格毕竟不一。翻译家个人有重译的决心和愿望，值得尊敬。但与此同心，又有同样能力者，太少了。据我所知，现在国内大学外文系的教师，多喜欢口语，他们宁愿屈尊当陪译，也不愿意花时间在笔译上。立竿见影的事，着实吸引人，将口语放在第一位的人，是不屑于文字的，他们天天等着约请的手机铃声响起，当然没有研究海明威语言特色的闲心。一个外文系的研究生不事文字翻译不再是稀奇的事，倒是钟情文字翻译者会引来疑惑不解的目光。
一切都变了。
有人说，这不值得大惊小怪。按照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原理，二十年后，中国又会有个文学的高潮，因为现代化之后，人们自然会有强烈的精神和文化的需求。但这二十年怎么办？像国画家那样“留白”，然后从长时段的角度看，用“暂时的低谷”来自欺欺人吗？当今中国，一年有至少二百多本新创作的长篇小说问世，数量上是有绝对优势的，现在是个讲求数量的时代，学术界不也是在量化指标下生存吗？
乐观者可能会预测，二十年后，多数中国不再需要翻译，新起的一代将直接通过阅读原文（作）来与国际接轨，那样岂不是“治标又治本”了。但我们仍有担心，毕竟有二十年的落差，中国人到时候，读得懂文字却可能读不懂外国小说的意思了。
这决不是危言耸听。大学生应该是个欣赏能力较高的群体吧，但在我接触的大学生中，能够顺利读外国文学翻译作品的，少得可怜。他们被无形的压力控制着，被逼着走在考级、考证的大道上，没有时间读大部头的外国经典，就是读外国作家的短篇小说也感到了“阅读障碍”。“名字记不住”，“进入不了”，是最常见的说法。但这还是好的，他（或她）还试图去读，有的学生干脆不接触原作。他们都是根据教师的讲授间接地了解原作，然后在聊天中拾人牙慧，假充内行。外国现代与后现代主义文学则根本是个天方夜谭，连教当代外国文学的教师也公开在讲台上感叹“读不懂”。“中心思想”、“段落大意”还是外国文学教师的常用套路，遇上以“碎片”为“信条”的巴塞尔姆的作品，则只能王顾左右，或者抽出意识形态批评这个用惯了的铩手锏，加以高傲地搪塞。
“读不懂”，就可能避开，避不开时，就以空话掩饰。这种恶性循环，使更多的人远离外国文学的作品。外国文学研究界有“回归文本”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