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3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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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我开始拍摄我生活的蛇口工业区，大量的从内地农村招来的年轻女性在这里的流水线上工作，我的宿舍和这些打工者的宿舍同在一个门楼。拍摄这些打工妹不是出于什么人文关怀，也没有想为历史做什么见证——照片的历史价值不取决于摄影师的意愿而取决于社会需要——我只是想让摄影回到自己生活经验所及的范围之内。
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进入了高速增长期。民工潮的规模越来越大，大批农民离开土地拥向城市。离开土地的农民们绝大多数生活在城市边缘，影响着城市，改变着城市，同时也改变着自己。我的摄影也由1990年开始记录深圳打工妹，进而扩展到关注这场独特的迁徙。我拍摄流动的农民，也拍摄他们拥入的城市。拍进去以后才感觉到，城市对农民是蔑视的。民工潮带给我的深刻启示是让我认识到，中国传统城乡关系正经历着的巨大冲击，这冲击将改变现存的城乡格局。到1994年，我猛然发现，这些年我一个接着一个拍摄的，其实都是同一个故事，那就是我们多年不变的城乡关系正在面临的崩溃。农民“包围城市”，是中国国情的必然，我拍摄他们，根源在于我对农民们不顾一切要改变命运的体验，我拍摄的，其实是自己的故事。
“包围城市”作为拍摄题目，自然而然凸显了出来。1996年我突然问我自己：为什么不从“包围”的源头开始拍摄？农民进城，改变了城市生态，那么乡村呢？传统意义上的中国乡村现在还有没有？如果有，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我视线所及的乡村已经非常城镇化甚至城市化了，我开始寻找一个乡村。
流坑作为一个乡村的纯粹和丰富，让我在1996～1999年多次往返其间。流坑给了我很多意外，最大的意外是我拍摄的这个“源头”最后没有被收进《包围城市》这个选题，《流坑——中国传统农业社会最后的标本》作为独立的一本书，在 2000年5月由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
《包围城市》拍到2000年，大片农田变成了商住楼，被“包围”的城市反过来吞噬乡村，土地能让开发商暴富，一纸城市户口却未必能让农民改变命运。农民们还是在不断地拥入城市，但态势已经和1990年代不一样了。
除少数照片拍摄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包围城市》里的照片基本上拍摄于 1990～2000这十年之间。这十年，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很多变化，而人从不流动转为流动，尤其是农民离开土地大规模向城市流动、迁徙这一变化，我想，应该是无数变化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我经历了这些变化，这些经历改变了我对摄影的认识，我拍摄了一些照片，这些照片是我在这个时期的主要作品。
需要说明的是，它们已经不是镜头曾经面对的“事物本身”，它们只是照片。“见证”之重，曾让我每按下一次快门感到神圣，同时又感到不踏实。越想说“这就是真的”，其实离“真的”越远——我“看见”的对象原本不是孤立的、平面的、静止的、可以由照相机的四条边框住的，框住的永远是我个人认为重要的东西。拍什么、怎么拍、用什么角度、在什么时机按快门，完全取决于个人。但是，无论我怎样用心和尽力，我都只能看到被拍摄对象的一个局部或者一点细节，而且是在某个特定时间里所呈现出来的局部和细节。最后的照片仅仅是我经历过、看见过的那个局部在某个瞬间的某个侧面——我进行过选择和删除的侧面。
再现城市：影像意义和空间属性
■ 陈卫星
城市的发展是两个世纪以来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运动的主要标志，这一发展过程及其结果使得人类文明从此以城市状况为基础，排列出从工业化到信息化的流程。城市令人兴奋和向往，因为它以其复杂和密集提供诸多可能性，仿佛是希望的载体；同时又无疑令人无奈和沮丧，因为其繁杂和矛盾难以把握，也是产生罪恶的渊薮。而以变动中的中国城市为意象对象来进行摄影表现的这次展览，是一次胶片的透视，尽管其中不乏装置和数码的痕迹。这种透视所折射出的影像性质和空间权力使我们不得不对此进行反思。
“城市·重视”2005广州国际摄影双年展给观众提供了什么？从文化制度建设的意义上说，应该说是为中国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不断突进的城市化运动提供一个可以评说的影像参照系。
一、视觉的生产性
自从西方人发现焦点透视并成为一种普遍的视觉法则以来，人类走向现代化的热情和想象始终和视觉解放捆绑在一起，以此不断探索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无论是宗教的神圣，还是宣传的神圣，抑或是自我的神圣，人们视觉中的影像不仅仅是看到的，也是被操作和操纵的。影像不过是现实的演绎或寓言，当代史上的所有灾难都还没有超越好莱坞的脚本。
作为一种记录，不能说影像是主观的，然而任何记录又都是记录者选择的结果，所以又不能说影像是客观的。影像是意识与无意识的相互妥协。组成影像的要素不仅仅是瞬间释放的时间印记，还有现场截取和储存的信息，浓缩和混沌融为一体。借助数码技术的组合支持，影像的虚拟性创作更具有超出想象的魔力和不可翻译的幻觉，这既可以成为人们的意识载体，也可以被随意编织成为个性借口。
在传播过程中，影像不可避免产生意义，而意义的生产是一个创造性的阐释过程。布莱松说过：“一张照片对我来说是在瞬间确认两个事情，一个是事物的意义，一个是为表达这个事情在视觉上的形式组织。”的确，再自足的影像也不能给人们的观看提供无辜的借口。影像的生疏远近或清晰模糊，或是在挑战观众的判断力和想象力，或是在向观众暗示作者的预测。比如，在这次的双年展作品中，王庆松的《大摆战场》和《跟我学》采用组合的拼贴在重复中放大信息，突出社会信息权力结构中的组织化要素是数量规模和重复节奏，以至于市场经济的加速度所带来的信息轰炸成为一种超现实主义的荒诞；缪晓春的《庆》则把格式化的建筑和原子化的人叠加在一起来强化人的物化，显然在这种突出物体象征的画面中，人的主体性成为可有可无的流体状态，犹如现代城市运营流水线上的排列组合。在郑浓的《大众迷宫》中，人造环境的符号标签成为支配人们闲暇自由的令牌，后现代的虚幻就是人们在相互模仿的程序中把所有的时空经验都自我虚拟一遍；邢丹文的《都市演绎》是一个涌动的欲望空间，空间几何力学在重新分解和释放人的激情，欲望的压力和欲望的孤独成为都市交响的二重奏；罗永进的《杭州新民居》中，新巴洛克式的建筑矗立在东方的乡间土地上，与其说是文不对题，不如说是反讽出一种与西方进行装饰性接轨的文化错位；在黎朗的《彝人的照片》中，个人自我认同的定位透过镜框内外的信息对比形成双重自反，一个是共时态意义的主观镜头在泄露少数民族青年的物质想象，而同时又是一个历时态意义的客观镜头的“陌生化”效果在提示这种希望的历史格式；张新民、贾玉川、曾忆城的镜头所纪录的社会底层和边缘人物都以本能的表情表达着主观和客观的距离，更标志出一种阵痛期中的未完成的欲望……
每个时代都具有自己的视觉无意识，这一无意识常常成为群体感知的焦点。从创造的角度来说，意义是生成性的。摄影家通过选材、立意和手段的差异，用记录性手段创造出新信息。但信息的组合改变了信息的数量和质量、从而导入信息的象征维度。正是透过这些作品对原创信息的复制和放大，信息的内涵所产生的冲击力诱导着观众与现实环境的象征关系，即由“是”出发，思考“应当是”的理由、推理和结论。影像总是试图证实想象中和推理中的现实秩序，证实在传播空间中流动的利益和信念。只有影像符号跃过简单的记录而成为人们的思维方式，我们才可以对社会转型的重心从话语感受向具象感受的转变保持信心和信赖。不然，人们的匠心独运可能还只是对外表而非对根源的依附，或者借助拼贴而省略深度，着眼于形象的复述而忽略形象的本原。
影像的情感记录毕竟是一种人们对真实的信仰或信念的表达方式。这次双年展上的“城市·重视”，不仅仅使人们看到摄影观念的扩展，更是想要从影像空间的表现来证明中国城市的影像存在，从人的角度或者以戏仿的姿态（如莫毅的“狗眼”系列）来说明城市，把人们对城市的情感态度予以揭示，加以传播，形成新的文化身份。记录行为既有别于风光摄影的浪漫，也不是视觉快感的诱惑，而是基于一种诚实和沉静，一种从镜头的技术共性中迸发出来的创作个性。无庸置疑，这种被组合的个性化的影像信息是一种比现实本身密度更大的知识增量和社会文本。
二、空间的社会性
空间的社会属性是什么？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是这样认为的：“在目前的生产方式里，社会空间被列为生产力与生产资料、列为生产的社会关系，以及特别是其再生产的一部分。”（〔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使用产物与使用价值》，见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51页）按照他的观点，市场经济的生存就是建基于对一种越来越显现出包容性、工具性和从社会角度加以神秘化的空间性的建立，这种空间性隐匿于幻想和意识形态厚厚的面纱中，凭借对同质化、分离化、等级化的同步倾向来独特地生产和再生产地理上的不平衡发展。例如土地使用与土地租赁的形式、人造环境的各种形式、工业与交通路线的选址、城市的演变与城市化生态学、定居点的功能等级制度、地区不平衡发展的嵌合体、新发明的传播、认知或“心理”地图的再现、国家之间的贫富差距、地方乃至全球地理景观的形成和变化等。而这诸多“空间中的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的整合过程亦属于生产方式的内容。
在当代中国社会的城市化过程中，作为市场经济的产物，城市在劳动力、交换和消费形式方面已经成为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再生产的控制点，并呈现出交织着政治功利和经济势力、人文观念和效率原则、利益分配和社会区隔等各种因素的多重透视。现代性的复杂内涵从城市格局的空间布局中凸现出各种相互矛盾的因素。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爆发的城市化运动，在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合谋下，挟行政指令之威和市场暴力之势，形成现代化的城市新景观，其中不乏千城一面的单调格式，财大气粗的象征暴力，诱惑欲望的消费幻影，拆迁历史的急功近利等等。人们或许会问，城市化运动的人文成本和社会成本将如何支付？
这次双年展给我们的一个提示是如何在人文纪录中保持社会记忆。换句话说，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人口流动和生态聚焦所折射出来的社会焦虑能不能够用影像表现出来？事实上，社会群体的记忆如何传播和保持，事关社会记忆作为社会权力的注脚或者社会无意识的要素等社会存在的表象。决定一个社会文化态度的参考系是这个社会的文化模式，而这个模式又是以它的记忆方式为基础的。记忆内容不单是时空范围内的能指，也通过“可见形式”暗示出那些外延性关系，而正是这种关系决定着记忆的性质。
记忆的时空指向性聚焦在哪里？社会学家吉登斯提出的场所（locale）概念很值得我们在这里参考。按照吉登斯的说法：“所谓场所，不是简单意义上的 （place），而是活动的场景（setting）。”（〔英国〕安东尼·吉登斯：《社会的构成》，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45页）显然，这个场所中，是要聚焦社会生活中独一无二的事物，借用空间来提供互动的景观，这种场景的语境性可以被认作一种社会秩序的构建，既是主体身份的表象，也是主体行动的参照系，人们透过物理空间的构成来考察与此相关的社会关系。场所这个常识性概念被变成一套指令，它们通过为社会意义赋予空间和时间而复制了社会秩序。一个空间的物理组合和社会组织不仅仅构成社会群体的表达，也是社会群体的自画像，揭示出社会利益结构的空间坐标。
如果说我们在缪晓春、邢丹文和罗永进等人所纪录的欲望空间中，看到这种渗透着消费主义气息的空间差不多成为现代市民生活空间中的结点，是社会生活的主流空间形象；那么张新民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