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3期-第2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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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啦，岂不可喜！你说不该大笑么？”（第258页）
这—记载十分传神，展示了启功先生的豁达幽默可爱。启功先生的笑声的确动人。去年的一天，有人给他来电话请吃饭，启功先生在电话中这样说：
现在我什么也吃不了。比如说吃炖肉啊，瘦肉，我嚼不动；肥肉啊，它连着皮。我净吃那油儿，哈哈，也不行。皮我也嚼不动。这简直是要命啊。现在我在家里吃的东西，您笑话，有时候喝碗粥就完了。请您给Y先生说一下，我实在感谢他。好不好？哈哈。我现在营养真的不缺乏，但是我吃不了，他们还说笑话，说是我是吃素了、吃斋了。我说我要够了那吃斋的资格那我还高兴了呢！
说罢，又是一阵开怀大笑。年届九秩的老人童心不泯、毫无顾及的朗朗笑声实在是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尚在上初中的犬子听到过启功小说这段录音，每逢他自己大快朵颐，也时不常地会提及启功先生吃“油”的趣事。
怀念师门旧谊，充沛的感情乃在情理之中。来先生不仅如此，他对那些在自己学术生涯中相知相交和帮助过自己的人也都充满了殷殷之情。他说，自己 1951年在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不久有机会承担“中国近代史”，是因为吴廷谬教授到朝鲜前线慰问，回国以后认可他的教学能力就把主讲的任务交给他，于是这门课就成为他三尺杏坛上的主讲课之一。1957年来先生完成的《北洋军阀史略》是他的第一部专著，虽然只有十余万字，但这本书为他赢得了应有的学术声誉。此书出版的细节虽然历经约半个世纪，仍历历如昨，他说这是得到荣孟源先生的推荐才由湖北人民出版社邀约的。而1983年在此书基础上增订为36万字的《北洋军阀史稿》，也是因为“许多新知恫雨频加关注敦促”才重整旗鼓的（第95页），后来来先生又尽其心力在2000年交付出版了百余万字的《北洋军阀史》，他也特别赞扬了自己的几位学生和两位日本学者的鼎力参与，而没有自贪天功。
即使是不曾相识的人，也因为喜欢读书，因为学术的魅力而毫不吝惜自己的拳拳之忱。书中所收《读〈关于罗丹——熊秉明日记摘抄〉的札记》，副题是“兼悼熊秉明先生”（第231页）就是这样的一篇文字。熊秉明先生是旅居法国的著名雕塑大师和艺术教育家，来先生曾为其名著《中国书法理论体系》做过评论，但他与熊秉明缘悭一面，本来约定的相晤，因为熊秉明先生的突然辞世而成为永恒的期待和难以弥补的缺憾。于是他把自己对熊秉明的阅读和理解作为悼念写成了上文。此文最初在《博览群书》2003年第3期刊发以后，一位大型书画艺术杂志月刊的主编曾流露出对刊发此文的艳羡。在天人永隔、人鬼殊途的感怀之中，来先生在阅读熊秉明、理解熊秉明对艺术的诠释与智慧时，又是以怎样的黯然神伤去消受那“寂寞”呢！
四
来先生是位有个性的学人。对学术的敬畏，他自表现出学人的操守。来先生是杭州人，但在津门寓居半个多世纪，他视天津为第二故乡。所以当天津市委以编写《天津近代史》一事相托之时，虽然自忖这是所任非人仍爽快地答应下来，并不理会耳边会有的一些“嘁嘁喳喳的声音”。为了早日完成，他不分日夜，竟至劳累过度病倒使心脏受损。虽然书稿未臻至善，而且又因为题签是请启功先生而不是领导以致于日后发行未获有力支持，说明编写《天津近代史》前后过程颇有不快。但来先生自言“毫无怨悔”，他珍视自己与天津的一份珍贵情缘（第114页）。这份忠于所托、不避嫌隙与个人得失的史家情怀，岂是那些未曾享受过“寂寞”者流所能知悉！
来先生虽然自谦其晚年随笔不过是“以秃笔残墨率尔成文”（第133页），但他也自许为“瘦骆驼的水囊”，“也奢求师友们当行经荒漠感到干渴时能从这头瘦骆驼的水囊中姑且喝上一口”（第127页）。他对友朋后辈的奖掖、对师门诸公的敬仰，体现出温良恭敬的君子之风。说实在话，此集中所记满洲俗谓饺子为“饽饽”（第256页）的闲适、放眼人生幸福的“达”观（第119页、286页）、著作等身与二寸（第276页）的执泥、“老成凋谢”（第295页）的古道热肠，改“老骥伏枥，志在千里”为“老骥出枥，志在万里”的放旷，甚至是“我好想‘考博’呦”（第279页），那谐而不虐，一副鹤发童年的老辣与真趣，等等。所有这些，无不成为这部《学不厌集》使人难以释手罢读的理由。人生难得老更忙，来先生告其近著《清人笔记随录》已交付出版，我们期待他在“享受寂寞”时有更多的成果。
《学不厌集》是来先生又一部随笔新集。他来电话告知此集出版并问讯是否收到时，还特别提及这个集子主要是编选了学术层面的内容。而我在炎热的季节阅读时，没有也不敢在学术的层面上妄言短长，而是有感于一位前辈在享受寂寞时字里行间自然而然流露出的学人情怀。寂寞的学者是动人的，寂寞的学术是美丽的，学问是寂寞者的事业。从这一意义上说，来先生晚年为学之求新求变并致力学术随笔之举，收到了预期的效果。“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惟是夫子自道，也是来先生指示如何感知“寂寞”的美丽和享受美丽的“寂寞”的不二法门！
相信来先生不是惟一享受这美丽“寂寞”的学人，也决不是最后一位。因为，这寂寞的美丽是永恒的。
又，集第180页“附记”中“外文出版计1998年出版”句中“出版计”似是“出版社”之讹，未质于来先生，不知然否？
愚民政策一例
■ 贾庆军
一
1905年时候，沙俄王朝召开过一个有名的会议，史称“彼得戈夫宫秘密国务会议”。此次会议之所以传之久远，既不是因为它与会人数多、规模大，也不是因为它内容繁杂、会期持久，很大程度上是因了它的荒唐滑稽。
会议其实就一个主题：讨论是否成立国家杜马。当时的沙俄，由于连年的灾荒，全国普遍处于饥饿状态，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地，又加政治上的专制高压，民众对立情绪十分严重，工人罢工、农民暴乱和部队哗变时有所闻，沙皇政权已是风雨飘摇岌岌可危。权力高层有开明人士提出成立国家杜马，借以释放一下社会不满情绪，最起码能表明一下朝廷体察民意的姿态和民主立场，以达扬汤止沸的目的。
本来，对于朝廷来说，成立杜马无非就是多设个机构、多几笔开支，并不算个太大的事，但这牵扯到放松思想禁锢、言论钳制的问题，就不能等闲视之。沙皇尼古拉二世担心的是，阀门一旦松动，言路一旦放开，是否还控制得住局面，是否还收得紧？这个让“人民代表”参与的叫“国家杜马”的东西，是否会影响和侵害沙皇的专制与独裁？沙皇惯常挥舞的臂膀是不是还能如过去那般有力？是不是还能和过去一样，他指向哪里，全国人民就冲向哪里？犹豫不决了好一阵子，他决定召开一次朝臣会议。为此他亲自选定了一批被认为是忠心耿耿、在维护沙皇利益上绝对没有其它杂念的心腹大臣。
在彼得堡新落成的彼得戈夫宫二楼大厅里，朝向海滨的窗户全部敞开，四十九把软椅排列整齐，上面坐着从彼得堡和莫斯科召来的与会人员共四十九人。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主持会议，他对面第一排坐的是职务最高的大臣和他最喜欢的顾问。
会议开始。尼古拉二世首先颁布旨意：此次会议非常重要，所有与会者必须严守纪律，自始至终任何时候都不得泄露秘密，违者将予严惩。他接着问道：
“鉴于此次会议属于国家绝密，是否不作会议记录？”
大家意见不一。力主成立国家杜马的内务大臣布雷金坚持认为，严守机密和作不作记录是两码事，即使不作记录，如果有人想使坏，也一样会把内容捅出去，为了维护会议的严肃性，还是依惯例作记录为好。
于是尼古拉二世责令御前大臣冯·希尔登布兰特作速记记录，一式两份。
按照尼古拉二世钦定的程序，首先由有关大臣阐述成立国家杜马的必要和好处，然后展开讨论，分析利弊。讨论首先从他最关心的事情开始：罗曼诺夫王朝几百年的传统，沙皇本人的权力是与上帝相联系的，是无限的、不受任何制约的，沙皇的话就是法律，每一句话都是绝对真理。拟议中的国家杜马一旦成立，会不会影响沙皇的绝对权威和侵害他个人的这种独裁权？
为了打消皇上的顾虑，农业及土地管理大臣什瓦涅巴赫赶快站起：“陛下，上帝自己也要服从他用绝顶智慧制定的管理宇宙的法令——同样，陛下的法令，也由陛下您自己来解释，您放心，您批准成立的国家杜马肯定也得听您的，我们不会让杜马对您有任何束缚。”其他几位力主成立国家杜马的大臣也连连称是。
在讨论中，赞成成立国家杜马的观点逐渐为多数接受，但有一个前提：沙皇的绝对权力必须保持不变，并且要形成文字，列进条款，昭告全国。继之出现的一个问题是：明确沙皇个人权力一如既往不可动摇的规定，是放在向全国发布的成立国家杜马的《宣言》中呢，还是放在作为国家杜马成立的基础《杜马法》中？不少人认为放在哪里都一样，但也有大臣提出：《宣言》发布后很快就会被人们遗忘，而《杜马法》却是任何时候都必须遵循的，所以还是放在《杜马法》中好。
尼古拉二世一锤定音：重申沙皇权力不可动摇的规定就放在《杜马法》中。
接着又有一项提议被通过，即所有代表在进入国家杜马之前必须宣读誓词，内容是：“我在全能的上帝面前宣誓，我是我们伟大君主的忠实臣仆，我任何时候都永远忠于我们伟大的君主，保证履行和完成伟大君主托付给我的任何职责和任务。”
就要进行另一个实质性问题的讨论了——具备什么样条件的人才能被选入国家杜马，成为国家杜马成员？这时有人提醒：草拟中的《杜马法》第54条第4款有一个规定：“没有文化的人不得进入国家杜马”，希望引起大家注意。
内务大臣布雷金赶快解释：就是说，那些不识字，因而在国家杜马中无法起到应有作用的人，不能被选进杜马。
然而此观点一提出就占了下风。
斯季申斯基：文化的概念有很大相对性，而且可以做出各种互相矛盾的解释。实际上，在农村的一些老年人中，他们虽然没有多少文化，但他们却是年高德劭，阅历很深，而且很会处理事务，如果在文化上加以限制，他们这一阶层的代表就将不可能进入杜马。
纳雷什金、帕夫洛夫斯基、布德贝格都支持斯季申斯基的意见。
布雷金：不能允许那些无法阅读需要杜马审议的文件的人进入杜马，他们无法履行自己的职责。
韦尔霍夫斯基：杜马成员在就职时必须在誓词上签字，这就是说，他们至少必须会写自己的姓名。不然，这个程序怎么进行。
纳雷什金：这没有关系。没有文化对农民的生活从来没有妨碍，不会写名字他们可以画三个“十”，或者让其他成员代签。没有文化的乡长比有文化的乡长更善于处理自己复杂的事务，也更容易引导和管理。
布德贝格：不能阅读文件，可以让别的人读给他们听，他们能发表自己的看法就行。没有文化，或者文化越少，越少乌七八糟的想法。
皇帝陛下：我同意这种看法。这种没有文化而具有良好世界观的农民往往更朴素，更纯洁，往往能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更多的理智和生活经验。
帕夫洛夫斯基：应该把那些有文化的，或者稍有文化的人看作是道德败坏、不良分子。这些有文化的人，最会把别的人引入歧途……这种人对于他们周围的人常常是一些害群之马。
皇帝陛下：要将第54条第4款删去，至少在成立初期应该删去。继续往下讨论。
如果不是当年那位名叫布雷金的内务大臣坚决反对不作会议记录，也许外人根本就无法详细了解那个“彼得戈夫宫秘密国务会议”；如果不是那位名叫冯·希尔登布兰特的认真负责的御前大臣的白纸黑字（据说会议结束不到半年，德国情报部门就获悉了会议记录内容，并予全文发表，尼古拉二世为此还查办了很多人），也许人们很难相信这些赤裸裸以愚民为目的，透着邪恶与阴谋的字眼会是从那些口口声声为俄罗斯百姓谋利益，被人民顶礼膜拜、要人民无限忠于的“救世主”嘴里吐出来的。
能证明尼古拉二世及其政府愚民心态的，除这份“彼得戈夫宫秘密会议”记录，还有一些他的“御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