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03期-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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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敢地向法律提问的安提戈涅宣称“法律之内，应有天理人情在”，奠定了“恶法非法”的基本逻辑。让人窒息的法律、扭曲人性的法律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法律。法律鼓励人们用一种理性的、健康的、合乎日常生活的方式来对待一切事物。不管富人还是穷人，强者还是弱者，都需要秩序，因为秩序是一种常态，法律并不要求人们道德上绝对完美，但是，也不指望人们像愚忠时代的群氓背诵领袖语录那样，把法律挂在口头，法律所培养的是一种处理问题的分寸和安排生活的技术。人与法律的遭遇决不是÷种邂逅。法律的生成来自某种机缘，却不是仅仅为一个具体的事件、具体的利益生成的。法律有一种内发的力量，那句古罗马格言：“为了正义，哪怕它天崩地裂”，就足以显示法律意志的强大。西方法律精神虽然也强调平衡和调合，却与“执两用中”的儒家智慧不同，前者是建立在法律信仰的前提之下，在正义范围内进行利益权衡，而后者则视法律为工具，“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前者追求的是普遍的正义，而后者则强调个案的灵活性。中国的法官很累，要考虑法律规则以外的诸多关系的平衡，有行政干预的，也有人情金钱交易的。由于缺乏法律神圣的共同信仰和价值认知，司法公正的评价体系呈现紊乱趋向。“以人民满意为最高标准”是一种典型的政治语言，“人民”是一个政治群体，并不等同于具体的诉讼当事人。况且，官司有输有赢，公民法律素质有高有低，心理承受力有大有小，百分之百的满意是不可能的。“满意”是一种感觉，一种情绪，同样的判决，不同的人有各自不同的感受，难以整齐划一。
近年来，《南方周末》《中国青年报》等舆论监督的强势媒体对司法腐败的曝光，大都是从某一具体案件暴露出的法官懈怠或偏倚来暗示一种普遍的职业堕落。实质上，滋生这些司法丑闻的主要是党政领导的干涉、地方政府的保护、司法体制的局限等环境因素。古罗马法谚云：“所谓正义，主要地不是关于实际规则的对或错。人类的正义，是要求同样的事情，按同样的规则来处理，而且，这种规则应能适用于一切人，适合于一切人与生俱来的本性。”等级社会的恶习不根除，人治霸权不消灭，公正的实现就相当艰难。一次不公正裁判的罪恶甚于十次犯罪，导致不公正裁判的畸形体制则更是罪莫大焉。其实，中国法官的处境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般优越，虽然沿海地区法院因为福利待遇堪比税务工商等特权部门而成为趋之若鹜的热门单位，但是，在当前以职级论英雄的官僚体制下，在基层办案一线的大多数法官还只是个科级以下干部，这种卑微的社会地位又怎么能使他们扬起高傲的法治头颅呢？法治对社会条件的要求是很严厉的，十九世纪意大利法学家恩里克·菲利说：“任何使人类社会生活不诚实、不完满的社会条件，都是足以引起犯罪的社会因素。”（《犯罪社会学》）同样，任何使社会公正不诚实、不完满的社会条件，都是足以引起司法不公的社会因素。
美国学者麦金太尔说：“真正的理智遭遇，并不是、也不可能以某些一般化了的抽象方式发生。”（《谁之正义？何种合理性？》）将法律精神抽象为一种口号、一种概念、一种流行语言，是十分危险的。通过法律进行社会控制靠的是实际的运作，只有将法律精神渗透到种种生活细节中，才能丰富和加深我们对正义的认识和把握。寻找法律的印迹，不能在书面的法律史上进行文字循环。
“寂寞”学者的情怀
■ 任士英
一
2004年正月初四，来新夏先生应邀自津门来京，又一次在国家图书馆作公益学术讲座，晚上我到他下榻的宾馆看望。因为鹭江出版社组编的《名师讲义》刚刚出版了他的《古籍整理讲义》，所以他也知道我与闽地出版社有些联系，席间就顺便提到因为《林则徐全集》的因缘而为海峡文艺出版社选编了一本个人随笔集。不意在暑假将尽时就收到了来先生赐示的《学不厌集》。集子还有副题：“来新夏学术随笔自选集《问学编》”。题签显是来先生手笔，“学不厌集”四字端严恭谨，稍逊法度而不失遒美；一如来先生其人，虽满头银丝自具威仪而又不拒人于千里之外，本色可爱。我拜读时，被本书“代序”——“享受寂寞”的标题吸引住了。因为知道前些日子他老伴仙游，在电话里表示慰问时，来先生就提到过“寂寞”二字。当时他语气的平缓和对同事帮助料理后事的感动深深地打动了我。现在又在集子开篇见“享受寂寞”，我便不由自主地要关注一下他所经历的是怎样的“寂寞”、关注他又是如何地“享受”那寂寞。
他自言一生曾有过两次寂寞。第一次是在四十多年前，乃是被圈于牛棚，下放劳动的时间。这是人人尽知的新中国建立以后历次政治运动中发生的最为“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来先生在“难耐的寂寞”里用那些“曾被人踏过撕过的书稿中求解脱”，他不仅因此战胜了寂寞中的烦躁和恐惧，也使自己的心灵在肉体被禁锢的时候得到慰藉。在肉体被禁锢思想也不得自由的时期，如此能够享受的寂寞，岂非正是对逆境无道的蔑视和对自身生命力的顽强展示！他的几部书稿就是在这个时候恢复和撰写的，我想那几部书稿对于来先生而言已不单单是学术的积累与创获，而是印证着生存的意义、保留下的是生命旅程的痕迹。他再一次享受“寂寞”是在1990年代离休以后，由于有了更多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越发随心所欲地读所愿读之书，为愿为之事，在极大的个人空间中恣意纵横、自由驰骋。特别是他不再甘心蜗居于“纯学术的象牙塔中”，自觉地追求“衰年变法”，开始以随笔的表达形式“说自己的话，写自己的文章”（第97页）。他以自己的多年的学术积累和人生见解浅吟低唱，竟一发而不可收，相继出版了《冷眼热心》《路与书》《邃谷谈往》《一苇争流》《且去填词》《来新夏书话》等十余种随笔集。这一时期以来，来先生笔下常常表达对“时代”的感谢，因为是时代对他的赐予、支持与鼓动（第95、99页）。但早已是历经世情百态、觉悟人生奥义的学者，自可以一蓑烟雨任平生，“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他对苏东坡《定风波·莫停穿林》一词的解读（第128页），确乎是在心底里腾涌起一派宁静澹泊的纯真。不再呈其少年意气、踌躇满志，不再是轻言感动，那天门长啸、处乱不惊的泰然也跃然纸上。
二
享受寂寞的人是否就是孤独的，是否就是以自我为中心，是否就是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呢？江山依然，人生故我，来先生“欲将心事付瑶琴”，倒没有疑虑“知音少，弦断有谁听”（岳飞《小重山·昨夜寒蛩》）。读罢这本《学不厌集》，可以体会到这位年过八旬的老者并不是躲进小楼成一统，对时事对社会漠不关心的。相反，他字里行间流露出自己享受寂寞时对学术的执著、对事业的追求、对故人的追怀、对师门旧谊的珍爱，尤其是不曾忘怀他作为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感。他把随笔作为表达自己一生学而不厌所得的形式，就是为了能够使自己的学问“回归民众、反哺民众”（代序）。对于近年来学术界的几多文化壮举与工程，他都直言坦陈个人意见。像重修清史一事，学界议论纷纷，这一工程已在戴逸先生主持下上马，来先生撰写了《关于编纂〈清史〉的体裁与体例》（第17页）、《发掘新编〈清史〉史源》（第29页）等献言献策，他在谈到此书的字数时说：“新编《清史》，无论如何，不能超过二十四史的总和。近定两三千万字，已属过大。姑定2000万字，如此巨大工程，至少需三稿定案，则总工作量为6000万字。以10年计，每年应完成经三审定稿之宇数为600万字，每月应完成50万字，这是机械计算。而文字工作往往难以如此计算，旷日持久，是否能始终如一，至堪忧虑。”（第27页）这一忧虑应该不是杞人之忧。其实，戴先生自己为了新编《清史》的工作，基本放弃了个人的著述计划，他早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在史学界享有盛誉，但是下卷的《洋务运动和中日甲午战争》初稿一直没有抽出时间整理。据说，来先生曾为新编《清史》送给戴先生一句话：“戴公是要鞠躬尽瘁”，戴先生答以“死而不已”。令人闻之不禁感觉后背有冷风飒然而至。对于汤一介先生主持编纂的宏大文化工程《儒藏》，来先生又以《新编〈儒藏〉三疑》（第33页）发表评论。他先以报端对“儒藏”说辞不一而呼吁应“摈弃‘文人相轻’之积习，树立‘文人相亲’之新风”，复对“儒藏”编纂史正本清源，更对其编纂是标点还是影印的处理谠言：“还是影印本好”。究竟作何选择，自然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来先生提出的作标点本不妥的问题很符合情理：“标点一部大书，旷日持久，又算不得评职称的成果，谁肯担此重任？一拖就是几年。标而不校，等于半截子工程，又有谁来校定？标而有疑，又怎样来考订是非”！这番话虽并无深言奥义，却实在是高论。不仅涉及古籍整理的技术规范和要求，更涉及到当今体制下的某些“规则”，而往往正是这些规则决定了事情的成败。
三
宿儒耆年，回忆前尘，对旧交故友的追记是最有可读的文字了。来先生此集中不仅卷五有“儒林观风”专作述说，而且在另外四卷的“学术管窥”、“书山有径”、“撮其指要”、“书海徜徉”中也处处闪烁着他记忆的碎片，就像尚未完全打开塞子的陈年老酒散发出阵阵醇香。他早年就读辅仁大学，以《汉唐改元释例》为毕业论文得陈援庵先生指点，故是陈垣老门下弟子。后又得范老（文澜）垂青得为研究生，聆听教诲，体会“坐冷板凳”和“吃冷猪肉”的“二冷”精神的深意（第 89页）。他一生中所遇良师多多，像中外交通史大家张星粮（亮尘）、版本目录学巨擘余嘉锡（季豫）以及柴德赓（青峰）等先生，复有启功（元白）、赵光贤等，均一代大儒。来先生追忆师门掌故，自是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笔下的记录尽管断断续续，但凡是着墨之处均能曲尽其妙。如记录当年迎新会上模仿陈垣老漫步讲台、以手捋须的动作被批评后的自责、对陈垣老教学一丝不苟的回忆，都很能表达出一位大学者、真君子的自然神情（《师恩难忘》）。启功先生以诗书画创作与鉴定享誉海内外，来先生对其师书法自然也是喜爱有加，曰其“中年以后，飘逸潇洒，直逼明人董其昌与邢侗。八十岁以后，年高体弱，笔墨略见瘦削，但字体、行气、用笔等等，依然大家风度，足以示范后学。”（第241页）当他见启功先生以签名笔之类的硬笔为曾贻芬、崔文印著《中国历史文献学史述要》一书的题签，不禁引发阵阵辛酸：“我心酸于吾师老矣！”进而，来先生以启功先生因患眼疾难用毛笔仍以硬笔题签，是“为了不让晚辈失望”的揣度感慨这“难得的温暖友情”，则又是来先生读书评书之际体味其中所装载的“人间冷暖”，这情之所动，又岂可以寻常“寂寞”抒其胸怀！？来先生《元白先生的豁达》记1996年初夏探望刚刚病愈出院的启功先生的一次谈话：
在那次谈话中，元白先生还问我的年龄，我答以今年七十三。不意元白先生忽然开怀大笑，我不解其故，赶紧补充说，这是“坎儿”。元白先生更大笑不止。稍停，他老人家才说：“你七十三，我八十四，一个孔子，一个孟子，两个到‘坎儿’的人，今天挤坐在一张沙发里，这一碰撞，可能两个人都过坎啦，岂不可喜！你说不该大笑么？”（第258页）
这—记载十分传神，展示了启功先生的豁达幽默可爱。启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