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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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中国电影史上，《白毛女》的最大贡献是为革命历史题材提供了“正典化”（canonized）的途径和典范——阶级之间的两极对立、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影片中某些叙事成为后继者的经典：坐在太师椅上的地主婆安享着丫头摇扇带来的轻风。拔下头上的针，狠扎捶腿下人的面颊。翻身的农民围斗地主老财，新政府宣布这些害人精的罪行，地契账本被扔进火堆之中，象征着封建特权、祖宗功德的石碑被轰然倒地，“积善堂”、“德贯千顷”等代表着旧道德旧礼教的招牌从门楼上跌落……
可以说，《白毛女》为革命历史开创了一个崭新的表现领域，一个不朽的母题——阶级对立与阶级仇恨——由此奠基。这一母题通过不同的主题在银幕上大放异彩，绝对对立的阶级分野，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不可化解的阶级仇恨由此生发开去，成为滋养人民群众的精神大餐。
费希特思想的独立形象
■ 李文堂
1992年我在瑞士洛桑大学求学时，遇到了一场少见的博士论文答辩会。会场设在州议会大厅。也许是因为报纸的广告效应，听众很多，而且来自不同的知识背景，其中也有带着孩子的家庭妇女。在长达四五个小时的答辩会上，公众始终在倾听，那种专注表情就像参加教堂的布道活动一样虔诚。我想，这就是欧洲的公众文化景观吧！答辩人拉德里查尼（Ives Raddrizzani）算是我刚认识的朋友，他花了近十年时间才提交了“费希特走向主体间性的基础——从《全部知识学的基础》到《知识学新方法》”这篇博士论文。这场答辩给我的印象是深刻的，这倒不是因为拉德里查尼同时用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出色地回答来自巴黎、慕尼黑、罗马的费希特专家提出的艰深问题，而是因为会场始终笼罩着唇枪舌剑的气氛，并出现了戏剧性的论辩阵营：三位外来的专家护着答辩人，与其导师许丝勒 （Inborg Schuessler）教授展开了激烈争论。后者是海德格尔派的费希特解释者，曾受业于杨克（W．Janke）门下，也是《海德格尔全集》编辑人之一。费希特思想的前后期演变究竟是先验哲学道路还是存在哲学的道路，这种分歧严重影响着费希特思想的当代解读。这场奇特的论辩自然也在与此相关的问题上出现了交锋。
就在这次答辩会上，我认识了在国内时已久仰的R．劳特教授先生。他是二十世纪费希特复兴运动的著名领导人，在这场辩论中差不多是答辩者的坚强辩护人。休辩时，我主动上前用法语与他攀谈。在短暂寒暄后，我按梁志学、王树人两位先生的嘱托，代他们向他问好，于是他立即兴致盎然地回忆起与王先生欣赏中国画的情景，接着他就谈到梁志学先生，几乎高声喊道：“Liang；scientifique， scientifique！”不知道是因为怕我的法语听力不好，还是因为他自己的感触太深，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scientifique＇科学的＇这个形容词。看得出，他对梁先生的赞赏之意是溢于言表的。我想，劳特用scientifique这个词来形容梁先生的学术风格，已是他的最高赞誉了，然而，我当时就明白，这也并不完全是一种溢美之词。自1984年以来，劳特与梁先生就编译和研究费希特著作的长期合作，从不间断鸿雁往来，已经使他们之间达成了某种精神默契和思想认同，可以说scientifique就是这种默契与认同符号。
Seientifique一词如果按照英语背景去解读，是很有严格的、一丝不苟的“科学精神’’味道的。这层意思也早已渗透到我们中国人今日的日常用语当中。当我们说这个“很科学”、那个“不科学”肘，简直都不是在判断真假是非，而是在辨别善恶美丑了。不过，劳特用这个词评价梁先生，并没有这种“科学主义”的文化倾向，他毕竟是在评价“做哲学”的一种风格，确切地说，首先是在评价一种具体的学术工作，而且这一工作是他始终关切，也与他本人的工作密切相关的。从1962年开始他与合作者一起，采用历史—批判方法编辑了巴伐利亚科学院版的《费希特全集》，这一工程浩大，历时几十年，从编辑、解说到注释，如一张手稿纸片的收集，一部作品前因后果的交代，一个字符的校正，一个人物、事件或概念的注疏，工作细致烦琐，没有一种科学工作的精神，是不可能完成的。而梁先生主持的《费希特著作选集》的编译工作，历时15年，虽然只有五卷本，约250万字，但就投入的微薄财力与实际工作量的巨大反差而言，也是一个相当艰巨的学术工程。梁先生不仅自己承担了大多数并且重要篇幅的翻译工作，而且依据原文一字一句地校改了其他所有译稿，独自编写各卷注释，甚至为了保证质量，连出版、印刷环节也亲自过问。这种持之以恒、一丝不苟的学术精神，可以说很“德国化”了。应该说？劳特与梁先生所主持的编译工作之间的确有某种“科学精神”的默契。
然而，他们之间远非只有一点“精神默契”，更有一种“思想认同”。今天，当我面对梁先生陆续出版的三部费希特研究著作（《费希特青年时期的哲学创作》《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费希特柏林时期的体系演变》，均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时，不禁重新回忆起劳特当年对梁先生的评价，越发觉得他所表达的 seientifique一词的思想意蕴，实在值得我们细细玩味再三。
比较一下劳特与梁先生关于费希特研究的系列论著，就可以发现他们对费希特著作的研究动机和方法也有某种契合或相似之处。我们今天知道，费希特的思想命运是悲剧性的，一直受到他同时代思想家的误读，甚至深刻误解，曾经追随过他而后又分道扬镳的谢林和黑格尔，也没有可能同他的晚期思想有任何真正的交流和对话。费希特晚年越来越倾向于柏拉图式的口头传达，而没有将他的第一哲学的“完成形态”公之于世，以致谢林和黑格尔在各自著作中谈到他“改进后的知识学”时都表现得十分简单和草率，只限于对他当时发表的一些通俗讲演的评价。在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费希特哲学的鲜明个性一直被淹没在谢林和黑格尔的批评视野中，而研究者也不能摆脱德国唯心论“从康德到黑格尔”这种克洛纳式的宏伟叙事图式。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劳特发表了《先验哲学的观念》 （1965）、《谢林同一哲学的缘起及其与费希特知识学的争论》（1975）、《费希特以知识学为原则的先验自然学说》（1984）、《先验的发展道路——从笛卡尔到马克思、陀斯妥耶夫斯基》（1989）等一系列论著，为费希特思想的独立形象的修复奠定了基调。他的一个基本论点就是，费希特在耶拿时期发表的、后世广为流传的所谓费希特哲学的“代表作”——《全部知识学的基础》（1794）是费希特思想表达不成熟的作品，而真正的“完成形态”是柏林时期完成而生前没有发表的《知识学/804》，劳特运用文本学研究方法，娴熟地使用大量费希特生前未发表的手稿、笔记类文献来支持这一解释动机，极具说服力，可以说，完全改写了德国唯心论史。在这一解释动机的影响下，劳特和许多其他的研究者都非常重视知识学的“演变史”研究，并由此扩展到对费希特的等思想及其前后变化的系统解释，从而确立起费希特的独立完整的思想形象。我想，这一解释动机和研究方法也深刻影响了梁先生三部费希特论著的写作。
费希特思想在中国的传播，梁启超、张君劢、贺麟、王玖兴等这些前辈学者是有很大贡献的，他们在介绍、翻译和研究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做了开创性的工作。但应该说，过去对费希特的了解，视野较窄，局限性是相当大的，基本上没有摆脱“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克洛纳图式。他们主要关注《人的使命》《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讲》与《全部知识学的基础》这几部费希特生前发表的“经典”著作。在他们的视野里，费希特是一个知行合一的爱国主义者，一位理性主义的启蒙思想家，一个讲自我与非我关系的主观唯心论者。时至今日，国内各种哲学“教科书”仍然没有打开解读费希特的新视野，费希特思想的介绍显得单薄、空疏和贫乏，基本上还在传统的克洛纳图式中运行，这的确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我想，梁先生在完成《费希特著作选集》这一近乎“折磨人”的编译工作的同时，又抓紧撰写了研究费希特的三部论著，就是要填补这一缺憾。这三部论著就其框架而言，跨度很大，分别讨论了费希特青年时期、耶拿时期与柏林时期三个主要阶段的思想演变，可谓通“古今之变”；涉及面广，几乎范围了费希特之“思想天地”：知识学、自然哲学、经济哲学、法哲学、伦理学、政治哲学、历史哲学、宗教哲学等。如此宏大的叙事布局，没有对费希特著述的全面了解是不能做，也不敢做的。对于一个主持过《费希特著作选集》的编译工作并通校过全文的研究者来说，第一手文献的熟悉程度是可想而知的。详尽占有原始文献，这就是一个得天独厚的研究条件，我们这些费希特研究后学，目前也未必具备。梁先生向来主张西方哲学的研究，要先翻译，后研究。这个看法未必不会引起他人异议：为什么不是先研究，后翻译呢？没有研究的翻译自然是不可取的，不过翻译本身就是一种细部研究。这种建立在翻译基础上的哲学史研究方法，应该是哲学所的一个传统，当然这也未必不是北大、人大、武大的传统，但就德国哲学研究而言，尤其是哲学所的一个传统。显然，梁先生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这一传统，非常重视文本的“客观”基础，这也是他的研究比较“科学”的地方，用劳特的话说就是scientifique！文本学自然有它“科学”之处，胡适当年不也是把小学训诂之类称为“科学”的方法吗？
不过细读梁先生的论著，除了个别陌生人名外，并不见有任何“中文夹外文”的现象，更不用谈什么“玩语词”或概念分析了。这个文风和我们这些年轻人喜欢的风格真有天地之别。真是奇了怪了，为什么梁先生平常谈起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这些古典哲学家的概念、术语，头头是道，可以讲一大串，却丝毫没有反映到他的著述中呢？我想来想去，是与他过去接受过另一种“科学”训练有关。在我的印象中，梁先生除了哲学外，科学与政治是他两样关切的东西，也都有渊博的知识，但就知识而言前者甚至更细密。某种意义上讲，他喜欢科学胜于思辨。所以耶拿时期的费希特喜欢用原理、定理、系理这种科学形式来讲第一哲学，讲法哲学、伦理学，这对梁先生来说是有亲合力的。梁先生虽然没有用这种科学形式来解说费希特的思想，但是他毕竟喜欢用第一、第二、第三、第四这种概括方式把问题或知识条分缕析，把观点交代得清清楚楚，有时候清楚得似乎让人“无懈可击”，也“无话可说”。为什么呢？因为它似乎不交代“问题”，也不准备与你“对话”，像是端出了几样“美味”，却不准备让我们“会饮”。这种传统的“述评”方法自然有它的缺点，可能抓住“清楚的”，掩盖了“糊涂的”。我本人并不喜欢这种方法，因为我觉得哲学实在不是逻辑，也不是数学，相反，是要质疑逻辑与数学究竟如何可能。所以哲学首先是批判的、怀疑的，因而也可以说，是痛苦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喜欢痛苦，没有人喜欢痛苦，所以我甚至也不喜欢费希特，因为和他一起思考是一件折磨人的事，这倒并不因为他的思想多变，而是因为跟着他去寻找那个“最明白又最隐蔽的”真理的道路实在有点折磨人。真理是光明的、令人快乐的，然而费希特是晦涩的、甚至无趣的，所以我常常无力把握他的许多“糊涂”思想。然而，梁先生却能用一种“理性的爽朗”，大刀阔斧地砍断那些冗长的思辨，摆脱烦琐的概念纠缠，提炼出主要观点，大大满足读者那种“一览众山小”的阅读心理。这样的效果，也许部分地该归功于这种古典的“述评”方法吧！
当然，这种“理性的爽朗”，也是建立在“科学”研究基础上的，需要对费希特思想错综复杂的发展脉络有清晰的把握。梁先生庞大的“体系研究”试图以“知识学’’的前后演变为主线来叙述和考察其他部门哲学的变化轨迹，无疑是一项难度极大的工程。费希特的知识学表达形式多变，著述甚多，留下十几部（篇）知识学著作、手稿和笔记，而作者从“评《埃奈西德穆》”（1794）到《知识学纲要》（1810）之间的大部分知识学作品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