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4年第12期-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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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别阅读”，换一种说法就是阅读的“快餐化”、“具象化”，这里充斥着“小资”和“大众文化”的“文化消费”浪潮。此外，国情，在阅读和出版上的表现，就是国民阅读力甚低，这甚低的原因，除社会上还有大量贫穷和弱势的阶层（尤其是数亿的农民），他们的收入基本是被“恩格尔系数”盘据了，阅读并且购买图书就不能不是一件对他们而言的奢侈的事，而多数国人的精神享受似乎还未习惯和接纳包括经常性的阅读等文化消费和文化享受的行为，他们大多在余暇只顾得上满足口腹之欲和被时尚性的文化消费浪潮所左右，比如沉迷于网络和旅游等。大众文化、大众消费持续领导社会的文化消费导向，图书出版就几乎是难以为继的产业（比如已经在报刊上披露的关于上海四十多家出版社和所有发行印刷企业的年均利润总额，竟比不上两家网络游戏公司创下的利润业绩），尽管表面上它似乎是繁花似锦。图书出版行业自身呢，在“硬道理”面前，它只好被大众文化和大众消费的时尚所左右而滥出所谓的“畅销书”——其实只是“跟风”的拙劣、低能的商业行为，否则，它如何解释出版界为何会总是有“两高一低”的现象——即逐年递增压库图书的巨额数量、书店退货率的居高不下、图书平均印数的持续下降。于是，这又和持续低迷的读者购买力形成恶性循环。1982年中国人均购书册数为3册左右，至 2003年，也就是说经过二十多年之后，人均购书册数由3册上升为5．5册，增加数不及一倍。这个时期是中国经济迅猛腾飞和大多数国人在改革开放中受益的时期，这样的结果说明，读者购买力与国民经济和国民收入的增长严重不成比例。它促使我们发问：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在阅读上投入？中国的出版界为什么不能向广大的读者提供更多的好书？人们叹息着回忆二十年前渴望阅读的景象：书店门前购书者的排队长龙、图书馆前的读者长龙、书市的令人心驰神往、学校寝室中相互传阅的热门书，当然了，更有“雪夜闭门读禁书”的无限乐趣……这在今天早已是睽违有时了。
《博览群书》是应该担当振兴全民族阅读习惯和理性精神的使命的，它不应该只是传达书情、绍介新书的一本普通的和专门的刊物，或是学界中于知识领域进行讨论和批评的园地，作为公共领域，它应该有更大的天地和更多的关怀，所谓“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这是我对它的一个希望。当然，一段时间以来的《博览群书》已经有了这番变化，虽说比例还不是很大。
二
“某些重大且紧迫的学术问题或社会问题”，我想就包括上述的内容吧。
那么，它们何以可能呢？已故历史学家黎澍先生在分析城市文化发展的条件时曾认为：过去上海、北京之所以能成为中国南北两大文化中心（如今全国领衔的读书类报刊也就是上海的《文汇读书周报》和北京的《博览群书》），“有三个必不可少的条件”——“第一，必须保证尊重宪法规定的人民民主权利，造成一个既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的政治局面。这是文化发展的前提。”其例子则如蔡校长之于北大和老“商务”在张元济和王云五统领下的业绩，端在“思想自由，兼容并蓄”的八字方针，甚至旧时上海的文化地位也曾得益于租界体制下文化人四面八方的涌人，所谓“冒险家的乐园”，人海茫茫，“人到了这里，就不知其何往了，所以不仅成了各地亡命者的避难所，而且因为这里有鲁迅、瞿秋白、茅盾等先辈人物为之提携、引导，并在思想上给以启发，所以有不少人的作品是在这里获得社会承认”的。因此，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启示，即“文化的振兴，文化中心的形成，首先是因为这里允许人们从事这样一些活动。倘能自觉地加以保护，使不同学派的思想家不同学术观点一概受到尊重，兼容而并包之，其发展是不可限量”的。然而，目前中国的出版行业仍然是一个资源高度集中并缺乏严格有效监督机制的行业，这与中国已经宣布加入或签署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制定了《出版法》等背景是很不适宜的，过去那种“行政权力对全社会的支配作用”的全能主义还远未退出历史舞台。
“第二，必须有相应的物质条件”，当然包括出版、印刷等的物质、技术设施等条件，以及充足的市场，这在今天虽已不是难事，不过民营力量仍然十分虚弱。
“第三，要善于吸引和培养人才。”（《上海城市文化发展的三个条件》，见《黎澍集外集》）这似乎仍是一个真问题，比如领导人才。执掌出版业的领头人如果一味追随市场，很难不出问题。时来关于“三联”，关于“中华”，以及许多出版社的问题，都与此有关。叶圣陶、陈原等这些老出版人相继不在了，后继者呢？值得人们担心。“邹韬奋的传统”会不会消亡？不是杞人之忧。比如我曾在《博览群书》提出过对金质版书籍出版热的质疑，时下金质版书籍却是越来越热了，一些大牌的或权威的出版社所以对此乐此不疲，无非这种“礼品书”的赚头是相当可观的，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至于这种书籍在社会上产生的实际效果，则是它们不顾的。比如最近一本热门书《地狱门前——与李真刑前对话实录》，提到李真赃物拍卖会上拍价最高的拍品（起拍价标为50万元）竟是一本世纪伟人的金版画册，照片上还赫然有着这位伟人手题的“实事求是”的大字，这难道不是一个讽刺么。在邓小平诞辰100周年之际，有两家权威出版机构竞相出版了中国图书界最贵的单行本——《伟人邓小平》（国内价格每册人民币22600元，海外4000美元），另一本最近问世的金质版图书——《邓小平南方谈话》是由新华社《参考消息》报社“隆重推出用白金来重铸‘南方谈话’，突出展现邓小平同志光辉一生中最辉煌的篇章”的一部“世界首部伟人白金藏书”，它用33克999纯白金铸造而成，且“绝版限量发行1000套”，全书8开11页，全部用白金打造，并且还有两项所谓的“精制而成”，即它“采用激光技术经特殊绝密工艺精制而成”、“包装选用珍贵高雅不可再生的国宝红木中最奇缺的鸡翅木精制而成”，至于其定价，是每部2． 6万元人民币。问题是这样一部昂贵的礼品书（“属高层次收藏馈赠佳晶”），它果真可以产生“博大精神与世永存、珍藏价值与时俱增”么？执政党“与时俱进”的时代精神在这里分明有了另外的发挥，这让人难免要对之感叹不已了。据称，该出版机构此前还曾出版有黄金宝书的《毛泽东手书真迹》，那是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10周年时“隆重推出”的，限量发行500部，据说早已售罄，于是为了“满足广大中、低收入阶层读者的珍藏愿望”，又适时推出了“一种价廉物美”的普通版，虽说是“普通版”，却“制作豪华”，上下两卷的全书定价为796元，不知会有哪些“广大中、低收入阶层读者”会去购买它？本来清净的佛门也来凑热闹，我手中的一份杭州的报纸有这样一个广告——《轰动杭州》，是说民族出版社和中国佛教协会“联合推出国内第一套黄金版《金刚经》”，它是所谓“中华第一金书”、“国礼金书”，定价近两万元等。《金刚经》，不是说“一切皆空”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如何“明镜本清净，何处染尘埃”？由此想到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在最近《博览群书》一篇广为人知的文章《我能影响中国吗？》，即使是郑先生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声音也只是“显示了一个不被催眠的人的存在，促进多样化的思想生态”而已，至“政策和社会生活”则“依旧”不变，或者，《博览群书》，也不过如此吧。
这么说来，“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可就虚玄了。
也罢，就此打住吧。
书评与文化建设
■ 尤小立
当下中国的书评，只能说是处于繁荣中求提高的时期。每年报刊杂志上发表的数以千计的书评文章，让人感到“繁荣兴旺”的同时，也让人疑惑。毋庸讳言，这是个以量化为标准的时代，任何数量级的增长都会引发一阵叫好之声。但量与质之间过大的反差，不能不让有识之士平添忧虑。
书评在中国的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的孔夫子。但严格地看，孔夫子订六经，以及于《论语》中对《诗经》的片言只语式的议论，还难以与现代书评相提并论。中国传统中，最好的书评往往是序跋，近代梁启超为蒋百里写序而有《清代学术概论》，已在学界传为佳话。此一传统也为今人所承继。海外的余英时先生为《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所写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已有独立的刊本，另一篇写序的任务，更促发他的灵感和思索，于是有《朱熹的历史世界》两册问世。
但在最早从理论上讨论书评的现代著名作家、编辑家萧乾看来，传统的序跋和现代意义上的书评尚有距离。他在1935年出版的《书评研究》里说：“真正的书评是随了杂志的昌兴而出现的。第三卷《新潮》‘名著介绍专号’，《新月》曾把‘书报春秋’作为固定的一栏。各科杂志的尾部登载书评成为一种风气了。”（参见萧乾等著、李辉编《书评面面观》，人民日报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9页）萧先生当时限于条件，可能没有注意到中国近代的书评始于教会的报纸，而梁启超的书评文字也早于傅斯年他们的《新潮》。但也许在他眼中，现代书评是以白话文这个现代形式为基本载体的。
三十年代后期，萧乾又以他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为阵地，组织了一批学者作家讨论书评，参与评书。其中不乏像朱光潜、沈从文、巴金、刘西渭 八十年代是“一枝独秀”的时期，那时节，最风光的书评刊物《读书》，集中了国内知识界的几乎所有精英，不仅是形成了知识界公认的“《读书》体”，而且也培养了一批学术界的中坚人士。这批中青年学人，已成为当今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界的主要代表。
九十年代，《读书》依然独步于知识界，但其它专业读书刊物的出现，并且逐渐产生影响，实际冲破了《读书》“一刊垄断”的局面。北京的《博览群书》长沙的《书屋》以及沈阳的《中国书评》都是值得关注的书评兼文化类的后起之秀。杂志之外，老成持重的《文汇读书周报》，新起的《中华读书报》《中国图书商报·书评周刊》等，也以“三分天下有其一”姿态，大有将读书进行到底的意思。值得注意的，是九十年代后期，各地报纸的副刊，甚至电视台都将“读书”作为基本栏目，以招徕读者和观众。但没过几年，这些一拥而上的读书专栏便一个个地转行、消失，到前不久连中央电视台的《读书时间》也走到了尽头。
一方面是大力宣传建设“学习型城市”以及“终身学习”的理念，而且有关的奖项名目繁多；一方面读书类的栏目在紧缩、削减，好书难识，佳评难觅。两厢对照，其中的反差与不和谐是明显的。
信息时代的“终身学习”的理念被化约为考级、赚文凭以及退休后上老年大学。“学习型城市”则有被改塑成城市招牌的意思。在一些城市的领导者看来，“学习型城市”的建设，是一种宣传和一个策略，有无实际的内容并不重要。于是，外在形式成了衡量的惟一标准，市民将关注的重点放在具有实用价值（如升学、考级、考证等）的书籍上也是必然。这是一个文凭泛滥的时代，文凭已经是现代社会和现代人不可或缺的标识。一个城市的政绩和文化水平，至少从报纸的宣传看，是体现在高学历和高文凭的比例之上的。大专以上学历者占的比例，本科以上者占的比例，还有就是硕士、博士的拥有量，这样一大堆数字，列在表格中，似乎是最有说服力的。我记得有一家地方媒体在列举了该市某区的高学历人员的数字后，便得出了学历与工作效率成正比的“颠扑不破”的结论。但我们想问的是，一个博士学位获得者在一个区级或股级单位的一般事务性岗位上做原来只需高中文凭者做的事，是重视人才还是人才浪费？文凭的批量生产，已经是一个公开的事实。高等教育大众化，成人教育更是基层化了，以前文凭是一纸难求，现在只要你想要就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