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黄春秋200905-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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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靠拢党”，甚至要吸收他们中有些人入党（如梁思成和钱伟长）。
1957年2月，毛泽东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时，原稿对“毒草”还看得比较轻松，说“锄掉它作肥料就是了”。
真正对大批民主派知识分子的鸣放实施阳谋，则是自5月15日写《事情正在起变化》这个党内指示才有此创意。这是基于出乎意外地发现，事情并非他原来企望的那样，把群众的矛头引向他要排斥的高层异己势力；相反却直接冲着他本人和党垄断执政地位而发，所以才说事情起了“变化”，实际上是他主观估计和谋略上起了大变化。鸣放出来的不只是他认定的所谓“毒草”，而居然直冲着毛泽东。像储安平等人居然胆敢挑战党的绝对领导权（“党天下”），甚至暗讽毛泽东是“小知识分子领导大知识分子”，直接触犯“圣上”的尊严和心病。甚至包括张奚若教授这样德高望重的无党派著名民主人士也直接批评毛“好大喜功，迷信将来”。鸣放中还有人说，“三害”的根子“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那里挖。”（参见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忆》，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版第612页）这是他始料未及的，感到危及他绝对权威地位与“舆论一律”的思想政治统治。所以非给这些“吃共产党的饭”而自命清高，明明“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却还自诩“士可杀不可辱”的知识分子一点颜色瞧瞧不可！这才对争民主的知识分子精英、包括著名教授和冒尖的青年学生，大打出手。
四、标榜“阳谋”旨在安抚党内
毛泽东由发动整风转到反右的另一重要动因是来自党内的压力。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原初讲话中，就说对双百方针，党内“十个高级干部就有九个不赞成”。加之，大鸣大放中群众火力多集中于基层党政干部，他们感受到群众巨大压力，也很有怨气，说毛主席这样发动群众来整我们，“我们已经顶不住了！”（如本文前引彭真的讲话中提及的：整风鸣放时党内干部“有人恐慌起来，自杀的也有”，有人“要上吊”。）纷纷上书要毛主席赶快“收”。毛泽东感到他发动群众帮党整风的做法显然是失算了，就赶忙来一个180度大转弯，变“放”为“收”，大肆反右。原拟借党内整风来整党内高层异己势力的打算就推后了。
我们党自执掌全国政权以来，一些干部以“打天下者坐天下”自居，从毛泽东到一些中、高级干部，常常一口一声“知识分子是吃共产党的饭的，别想翘尾巴！”抱着恩赐观点，高踞群众之上，还从来没有受到群众这么直接的批评、冲击、冒犯这么厉害。广大中上层党政干部当权以来对听取批评意见的民主是很不习惯的。1956年清华大学举行的第一次党代表大会上，受当时国内外情势的影响，许多党员对学校党政领导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算是比较尖锐的批评，党委书记蒋南翔在会上作了一些检查。后来他说：“我一辈子也没有作过这种检查！”
1954年—1955年在机关和学校的批胡风、搞肃反，已经很“左”了，在群众中已积压了不少怨气；平日一些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特权思想，也引起群众不满，一到整风“大鸣大放”的情势下，就释放或爆发出来了。
据解密的反右档案资料，5月2日到12日，全国各地召开了28250次鸣放会，群众提出372345条意见，火力多集中于基层党政干部。他们感受到群众巨大压力，很有怨气，要毛主席赶快“收”。有的地方鸣放的矛头也冲着省委。如广东环江县委书记王定，带头搞包产到户，整风中对省委提了十条意见。省委也坐不住了。反右后即对他们进行报复。（《红色纪念碑）第4章“王定、洪华与环江事件”）当时袁永熙曾告诉我：“现在毛主席收到各地雪片似地飞来的电报，都怕放乱了，想用‘乱’的情况来告急，压毛主席收。”
由整风鸣放转到反右，有多种因素，其中毛泽东怕脱离广大党内干部，怕批评他发动鸣放搞错了，有损他一贯“英明正确”的清誉，恐怕也是原因之一。所以他赶快大转弯，并改口说他早有反右洞见，是故设的“引蛇出洞”的“阳谋”！其实不过是为掩饰他对形势估计的错误和倡导鸣放方针的失算，而自圆其说。以示他早就有神机妙算，洞察一切，从而取得党内保守势力的支持，消除对他发动鸣放的怨气，挽回广大党员干部对他的绝对信任和崇拜。
至于就全党而言，除极少数明智的、有民主思想作风的领导干部在毛泽东的威权和来势凶猛的反右气势的高压下，仍极力设法保护一些党内外精英免遭荼毒外，那些不理解或反对双百方针和鸣放的大多数党政官员，对反右的决策则是拥护的，因为“双百”的民主威胁了他们“个人说了算”的传统格局；反右的打压则是维护和巩固各级干部的权势地位的，这与文革只是大树特树毛泽东个人大权独揽的绝对权威，而打击、剥夺各级领导干部、“走资派”的权力有很大不同。
党夺取政权后，许多干部的心态是“打天下者理所当然坐天下”，所谓“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被理解为国家一切资源都属共产党所有，必须听共产党的话，否则就是反党（其实相反，我们党并无独立的党产，其活动经费不是靠党员交纳的党费，而是几乎全部从国库支取的，所以恰恰是我们共产党吃人民和国家的饭）。那些不得人心、受冲击较大的干部，更觉得你们知识分子吃我们党的饭，居然胆敢批评我们，真是“右派翻天”！他们闻讯要反右，立即由满怀怨恨转为兴高采烈，如同获得解放，摩拳擦掌，准备反右立功，一泄整风鸣放中受批评冲击之恨。以致彭真也发出警告：“别把尾巴翘得比电线杆还高！”
如果说，毛提出双百方针意在塑造自己是“开明圣主”的形象，那么，“阳谋”之论则在于掩饰其失信于民、也有掩饰违全党意志搞鸣放的过错，维护自己“一世英明”的权威。如果说发动群众帮党整风是为防止腐败，坐稳江山，那么，转向反右则是害怕秀才造反，并抚慰干部。因此，可以说，反右是“以攻为守”的策略，而后来在所谓“三年困难时期”他退居二线，则是“以退为进”，让别人去收拾残局，保留其日后祭起“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批“形左实右”，发动文革。此即所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五、大转盘基于多疑善变的“猴性”
由整风而急转反右，还有一个不宜忽视的缘由是毛泽东的独断专行，多疑善变、诿过于人的秉性或权谋。1966年7月，毛泽东在《给江青的一封信》中说：“在我身上有虎气，是为主；有些猴气，是为次。”毛的雄才大略，“敢教日月换新天”、推翻三座大山的气概，其虎气无敌；但“虎气”的另一面是占山为王，唯我独尊，容不得异己。“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据李锐回忆，毛年轻时很欣赏的一首诗是《咏蛙》：“独坐池塘如虎踞，杨柳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其“猴性”则是他自称的“性不好束缚”而好“胡思乱想”，任性多变。
据李锐同志回忆，1959年的庐山会议期间，毛的秘书田家英同他私下议论毛，谈得最多的是“主席任性，有些想法变化太快，易生反复，今天（你）跟上去了，明天就挨批。还喜欢别人写检讨，有时为达到某一目的，甚至不择手段。反右前，为鼓励鸣放，当时批评了来自党内的阻力。在批发一文件（或同民主人士谈话）时举了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田家英的例子。田（对李锐）说：“没有这回事，我根本没有反对过鸣放。这是不顾事实，借题发挥。这种例子不是个别的。”（见1980年党内讨论“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决定草案”会议第1。组第14期简报）李锐还说，在庐山，毛泽东7月11日找他和周小舟、周惠三人谈话，还较融洽，承认1958年有些事他有责任，如提倡敢想敢干，也有的是胡思乱想，引起唯心主义，因此不能全怪下面和各部门。否则人们会像蒋干抱怨“曹营之事，难办得很！”……谈到他“自己常是自己的对立面，上半夜和下半夜互相打架。”似乎有自省之意。（见同上）可没过几天他就大反彭德怀的“右倾机会主义”。1957年由鼓励鸣放突然转到反右，何尝是早有“引蛇出洞”的预计和谋划，不也正是这种翻云覆雨、任性生变的“权变”谋略吗？
六、清华大学的急转弯
毛泽东突然180度大转向的谋略，事前从中央到北京市委和清华大学党委，都是蒙在鼓里。清华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时为党中央候补委员，加上他同彭真的密切关系，本是可以通天的高干，可他直到5月中旬，也只知道要整风鸣放，而不知什么阳谋。清华党委是1957年5月9日召开党委领导核心和行政处级以上干部联席会议，决定开始整风鸣放的（见《新清华》1957年第181期报道）。会上，蒋南翔说，现在是要“放”，召开各种类型的会，党委应当自觉地置于内外夹攻的环境中，听取和吸收群众意见，开思想上的矿，沙里也可淘金。还指示校刊“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言论）不登”（这表示并无心要“暴露”视为敌人的右派）。经党委领导人审定的《新清华》发表的会议报道中，也说要“通过‘放’来揭露学校工作中的矛盾和解决矛盾，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并将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可见并不知道要“引蛇出洞”的阳谋。
到5月17日（此时已是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后2日），在清华党委扩大会议上，蒋南翔发言还要求党员干部“要准备（接受）狂风暴雨来洗刷一下，对领导的要求要严格一些。”他当时是由于处在学校第一线，对发动群众帮党整风，矛头对着自己，感到有压力，怕放乱，因而心存疑虑，以致到5月中旬以前，不大放手动员鸣放。到毛泽东写《事情正在起变化》正式决定反右以后，毛见蒋执行其“阳谋”不力，曾派他的一位秘书林克两次深夜来清华找蒋南翔“了解情况”，转交其“圣谕”，批评清华“放得不够”。这时北京市委大概也受到毛泽东决心反右的强大压力，来一个大转盘，大力狠抓反右。据蒋的秘书说，这时南翔几乎每天晚上都被叫去市委开会，有一次他回来时还很紧张地对秘书说，今天彭真同志又批评我了，说我为什么总舍不得你那些“徒子徒孙”（指蒋还犹疑不定，未把一些学生运动出身的清华干部打成右派）。
看来，这时北京市委领导人才从一味强调整风的部署中猛转过弯来，急急忙忙紧跟毛的“阳谋”，催促蒋南翔大“挖”党内外右派，好向毛泽东交代。蒋这才于5月24日急忙亲自到学生食堂广播室发表讲话，号召全校师生大鸣大放。
24日，清华出现第一张大字报，很快大字报遍及全校。26日，北京大学29人来校串连，出现了自由论坛。
在正式开展反右斗争前若干天，同各地部署一样，清华大学领导对其所亲信的干部事先“打招呼”，让他们得知毛的反右“阳谋”和部署，一要他们对“右派进攻”（群众批评）“硬着头皮顶住”；二要他们紧急行动起来，选定对象，千方百计动员他们鸣放，将他们的发言中一时冲动的过激言论，断章取义、摘其所要地指令校刊登载，以便扩大战果，“暴露”更多的“右派”。这时才是有意识执行阳谋。不过，也有我这样“不识时务”的宣传部长兼校报总编辑，对这种做法心存抗拒，认为这样故人人罪，有违党的宣传教育方针和共产党员的道德，而有所抵制，结果我被划为“右派”的第一大罪状就是“坚决抗拒中央暴露右派的方针”（见清华党委“开除右派分子郭道晖党籍的决定”），事后知道，这就是说我抗拒毛泽东的“阳谋”，从而向毛泽东对清华“放得不够”的批评作出了“舍车保帅”的交代。
6月7日，即反右前一天，蒋南翔校长找我到他家里谈话，其他5位副书记也在座，他们是党委领导核心。把我一个人找去，是因为第二天《人民日报》要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拉开声势浩大的反右大潮。他们要求校刊立即紧跟，争取主动，转入对“右派”的反击。蒋南翔说：“这次鸣放，是一场阶级斗争。”说钱伟长等人的“理工合校”、“教授治校”等主张，意在夺取党对教育的领导权，物理系何成钧教授说“毛主席的太阳没照到清华园”，这些都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论，《新清华》应该开始反击。
我却说，明明是我们自己发动群众、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