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2期-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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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思想史、地方史、抗战史、陪都史、科技与文化发展史、东西部交流史等方面的研究，都具有很好的参考和启发作用。实际上初版《卢作孚年谱》已经有人拿来作为考证某些历史人物或史实的依据，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的《近代史资料》总第108期（2004年）就有人用《年谱》中记述的事实，证明当时的生物科学家秉志的若干材料的时间等。
五
《卢作孚年谱》发掘并再现了卢作孚先生高尚美好的人格魅力和深沉博大的人文情怀，赋予了卢作孚研究历久弥新的生命力。
但凡熟识和了解卢作孚的人，无不为他的人格魅力所感动、所吸引。著名学者姜铎先生在一篇题为《论卢作孚先生的伟大人格》的文章中，曾经这样写道：“卢先生既不是一般的民族资本家，一般的近代企业家，一般的爱国实业家；也不是一般的经济学家，一般的经济管理学家，一般的政论家或学者；而是中国近代史上英雄人物中一个具有伟大人格的革命实干家！”（载《卢作孚研究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9月版）一部厚重的《卢作孚年谱》无疑为姜铎先生这段评价提供了最好的证词。在《年谱》中，读者可以清楚地看到卢作孚作为一个近代企业家、爱国实业家、经济学家、政论家，甚至还有教育家、思想家的历史踪迹和精彩片断。卢作孚以其并不强健的身躯，要同时肩负如此沉重的压力，干出如此非凡的业绩，没有姜铎先生所言的“伟大的人格”是无法想象的。
《年谱》从民生公司刊物《新世界》杂志上，摘引了卢作孚与陈立夫在参加中国科学社第19届年会期间的一次谈话，也许对我们了解卢作孚的人格魅力有所裨益：
陈立夫用比喻的方法解释新生活运动所提倡的“礼义廉耻”说：“有了两杯茶，多的一杯让给你吃，我吃少的一杯，此之谓礼；只有一杯茶，不够两人分配，但是你口渴了，我不吃，请你吃，此之谓义；有两杯茶，每人一杯，你吃你的，我吃我的，此之为廉；我假设多吃了你那一杯，便算是耻。”卢作孚说：“陈先生这个解释很实际而又具体，在原则上我们是极端赞同的。要是本这个意义，更进一步，把只注意对人的方面改变到对事的方面，把只运用在过去应酬上的礼义廉耻，也运用到现代的国家建设上来，岂不是更有意义而更好吗！此话怎么解释？也可以假设几个例子来说。我们所谓礼者，客气之谓也。好比一桩经济事业赚得的钱，大多数拨归公有，继续作生产的用途，个人则只享受最低限度的生活费，此之谓礼；一桩公众的经营，今天没有钱办了，我们毁家纾难，枵腹从公，此之谓义；凡是公众的财富，我们绝不苟且一点，此之谓廉；同时做一桩公众的事情，假设我所做出来的成绩，不若别人的好，此之谓耻。但是只发扬中国的固有文化，我认为还不够，那只算是做到了一方面，可以说是消极的方面。我们还须得尽量运用现代世界上科学的技术，才能够完成一个现代国家的物质建设和社会组织。”
卢作孚的人格魅力不仅在公司内部形成了巨大的凝聚力，在社会上也引起很大反响。不少知名人士和著名学者，如李劫人、黄炎培、恽代英、肖楚女、蔡元培、邹韬奋、杜重远、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陈独秀、马寅初、李公朴、冯玉祥等等，都与卢作孚相识相交，有的与之共事，有的结为知己，他们中大多数都曾到过民生公司演讲，仅杜重远先生就演讲过三次，并称卢作孚是他一生的两个挚友之一（另一个是邹韬奋）。当时的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在民生公司的演讲中，提到几年前邀请卢作孚先生去中央大学演讲时，卢曾诙谐地说：“我怎么能在大学演讲。我仅仅是个被人称为小学博士的人！”然而，仅仅只有小学文化程度的卢作孚却赢得了中国知识界的广泛尊重，1933年在重庆北碚举行的中国科学社第18届年会就推举他为会长。相信通过卢作孚研究成果的不断传播，他也将会赢得越来越多的今人和学者的敬重。
卢作孚先生的人格魅力来自他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的爱，也来自他对亲人、对朋友、对师长的爱。这方面《年谱》也作了许多记载，使读者感受到一个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卢作孚。
从过去的历史资料得知，卢作孚唯一的一次去欧洲考察的计划是因承担抗战使命而中断的。但《年谱》披露还有一个原因：1937年7月25日卢作孚的母亲在北碚家中因脑溢血病逝。当时已到上海准备出国的卢作孚，在得知母亲病逝的消息后，“即由上海乘飞机返川回北碚治丧，加之华北风声紧急，遂决定暂不出国。”并致电南京行政院政务处长何廉；“弟敬到沪，有晚接电，家慈病竟不起，奔救未得，疚心曷极！寝飞渝，即星奔回里，治理丧葬。国家亦方有事，出国时间迫促或不及参加，拟请转陈院长可否特准缓行。”卢作孚的拳拳赤子之心，由此可见一斑。
卢作孚的兄弟情谊，特别是他们共同献身实业救国、携手开发建设北碚的感人事迹，《年谱》也有诸多反映。其中记载了一件过去从未听闻的事，即1941年11月卢作孚与其胞弟卢尔勤、卢子英、卢魁杰等在北碚筹备成立了“嘉陵文化基金会”，由卢尔勤、卢魁杰捐出其振华、振隆两煤矿全部资产，交基金会经营，作为基金，卢尔勤、卢魁杰等人为董事，卢作孚为董事长。基金会“以发展地方文化事业及奖励科学研究、资助清贫学子与有志上进青年为宗旨”。卢作孚还专门为基金会拟写了《文化基金会设立理由书》及《章程》等。由此亦可知，卢作孚与其兄弟不仅在生活上手足情深，在事业上、思想上也志同道合。
在《年谱》中还时时可以感受到卢作孚对师长、对朋友、对同事、对员工、对旅客、对人民大众的敬重与关爱，浸透着人文精神的感人事例比比皆是：
黄炎培先生可以说是卢作孚走上教育救国道路的引路人，《年谱》从介绍1914年卢作孚到上海考察，经黄炎培指点，“萌发了从事教育以启迪民智的想法”开始，一直追踪记载了这段感人肺腑的“长达数十年”的忘年之交。
1935年7月31日，卢作孚写信给杜重远夫人侯御之，对于杜重远由宣传抗日获罪的冤狱表示深切的慰问和同情。次年7月17日，卢作孚为杜重远案致信
张群请其帮助设法，信中说：“重远来函道谢意，并为言最高法院因重远提起上诉，已准将地方法院原判撤消，但如无新判，则原判刑期满时即欲释放亦无从遵循，为之适以害之，应非最高法院之初意。拟请先生更与商一办法，感谢不仅重远个人已也。”
1938年11月18～20日，著名作家胡风去重庆避难，搭乘民生公司的轮船，事后撰文：“床上铺着雪白的床单和枕头，小桌上放了茶壶茶杯，井井有条，非常整洁，的确和别处的官舱不同……在这里只要不出房门，不走下去，就仍和太平年月的出门旅行差不多。”著名学者陈衡哲回忆她1935年12月从汉口乘坐民生公司的民权轮到宜昌转重庆，“我们坐在里面，都感到一种自尊的舒适。”
抗战爆发后，民生公司在抢运人员、物资到后方，运送将士出川抗战的同时，还要将大批前线伤病员运回后方治疗。为此，民生公司应急进行了相关部署……在运送过程中，伤兵们往往会有一些人情绪不稳定，在船上借故甚至无故寻衅闹事，民生公司特别发出通函要求各轮船容忍退让，要用和蔼的态度对待这些对国家民族有功的人员。（1938年6月21日）
抗战胜利后，政府大量拖欠民生公司“复员”差运费，使之难以为继。但1948年5月19日，张群为其担任校董的上海私立中华工商专科学校向卢作孚致函募捐，卢作孚立即决定捐助该校三亿元。
1947年7月25日，民生公司发起人之一彭瑞成病逝，卢作孚致函公司董事会，高度赞扬他为公司创建的功绩，并提议给其家属追加抚恤金。
……
正是这种至真至诚的爱，使卢作孚少小立志而终生不改；正是这种尽职尽责的爱，使卢作孚在世人还昏昏欲睡的时候，就清醒地看到日本军国主义蚕食我国领土的狼子野心，更在抗战爆发后担当起常人难以想象的救国重任；正是这种无怨无悔的爱，使他在时局发生巨变的时候，能尽最大的力量为人民、为新中国建设保存了重要的资产和人才。
作为读者，我们感谢《年谱》的作者为我国图书宝库奉献了一部难得的精品；作为文史研究者，我们感谢《年谱》的作者为史学研究树立了值得效法的榜样；作为卢作孚先生的后人，我们感谢《年谱》的作者做出了我们没有做到的事情。
（《卢作孚年谱》增订版，张守广编，重庆出版社2005年8月版，32．00元）
由科举进入文学
■ 卞东波
2005年8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复旦大学中文系首席教授王水照先生主编的“日本宋学研究六人集”。“六人集”的作者年龄都在40岁左右，属于日本新一代的汉学家，相当于中国的“中青年学术骨干”。“六人集”的出版展现了日本这辈汉学家的实力，对中国学界是一种冲击，也给中国研究者提供了一些值得学习及借镜的方法。
笔者仔细读了“六人集”中《科举与课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一书。作者是日本鹿儿岛大学的高津孝教授，生于1958年，属于日本汉学家中的少壮派。中国的科举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实行千余年，对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巨大的可见及不可见的影响，包括文学。上个世纪，讨论科举和文学的名著就有程千帆先生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以及傅璇琮先生的《唐代科举与文学》，而研究宋代科举与文学的著作一直未见。今年是科举制度废除100周年，一下子就出版了两部研究宋代科举与文学的著作，一部是祝尚书先生的《宋代科举与文学考论》（大象出版社），另一部就是高津孝先生的《科举与课艺：宋代文学与士人社会》。从书后所附的“各篇原名与最初发表书刊”可见，书中最早的一篇论文发表于1989年，最迟的一篇则是2005年，可以说这个论题是作者近二十年来一直关注及着力的。
《科举与课艺》一书提供了一个进入宋代文学很好的视角，即科举的角度。关于宋代文学研究有很多途径，当代学者有从党争、理学、流派等角度进入宋代文学的，从科举角度论述不多见。王水照先生在“六人集”的序中提到日本汉学巨擘内藤湖南的“唐宋转型”说（《概括的唐宋时代观》，原文发表在日本《历史与地理》第九卷第五号：中译文载《日本学者论中国史选译》第一卷，刘俊文主编，中华书局1992年版），其学说中有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唐代仍是贵族社会而宋代则进入平民社会，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就是科举制度的变化。宋代的科举制度相比于唐代更有利于出身下层的平民知识分子进入到精英阶层，从而实现社会的流动，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对文学来说也有一定的影响。比如词在宋代的兴起，就与带有市民趣味的下层士人通过进士考试大量进入到国家管理层，从而也带去了其欣赏趣味有关。《科举与课艺》一书中很多论文都与科举直接有关，如《宋初行卷考》《北宋文学之发展与太学体》《科举制度与中国文化——对文化多样性的规制》《明代苏学与科举》《琉球诗课与试帖诗》。这种研究其实是跨学科的研究，即文学的社会历史文化研究。这种研究从更宏大的背景人手，探讨文学现象背后的动因，社会风气对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一种真正的“大文学”研究，很有深度。比如《北宋文学之发展与太学体》一文就向我们展现了北宋初年几种文学流派与科举之间的纠葛。前人研究宋初“西昆派”时很少与科举联系起来，高津孝就细致地观察到“西昆派”领袖刘筠三度出任知贡举，知贡举的事件对“西昆体”形成的影响（第30页）。在《明代苏学与科举》一文中，作者提醒我们的一个事实就是明代苏文的选本大量出现，及苏文的流行与科举有极大的关系，正如钱士鳌序其所选《苏长公集选》中所说的：“长公之文有以进于举子业也。”（第158页）再如《琉球诗课与试帖诗》一文，指出晚清出现的一些琉球人所编的诗集，如《琉球试课》与清乾隆年间会试中恢复考试帖诗有关，而这也影响到了琉球国内的科举考试“科”。这又从更广阔的意义上揭示了中国科举制度对世界文明的影响，也提供了我们思考中国文化在“汉字文化圈”国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