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览群书2005年第12期-第1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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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世界范围而言，东亚文明是十分有特色且充满活力的文明。汉文化圈内不同国家和地区有着人种、语言和民族等方面的差异，但又普遍存在着某种一致性，人们内心的感受方式、宗教和道德的观念、知识的结构等等，往往是根据某种基本原则（如儒家思想）展开的。二十一世纪的世界，随着中国和东亚经济的进一步崛起，汉文化的地位必然会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全球化的呼声日益高涨的今天，不同文明之间如何消除对抗，平等对话，在此背景下对域外汉籍进行整体研究，除了满足学问本身的兴趣之外，对于人类文明如何更加友善地相处，最终实现保持多元文明的世界，必然会带来更多有益的启示。
四、治学范围的拓展与域外汉籍研究所的计划
张伯伟教授治学的领域主要在中国诗学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已出版专著多种，如《全唐五代诗格汇考》《钟嵘诗品研究》《中国诗学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等等，深获国内外学术界好评。那么为什么将学术兴趣转到域外汉籍研究呢？张教授指出这其实也是对原有治学范围的不断拓展。他第一次接触域外汉诗学的文献是1985年，当时在香港购得许世旭的博士论文《韩中诗话渊源考》，知道在中国以外还有大量的用汉字书写的诗学文献。1992年到日本京都大学讲学，便走访了
京都大学附属图书馆河合文库以及在东京的东洋文库、内阁文库、东京大学文学部小仓文库和在名古屋市的蓬左文库等，收集了若干日本、韩国的诗学资料；1998年，又偕王小盾、张寅彭二教授一起访问越南河内，在汉喃研究院收集越南汉籍资料。利用到韩、日参加学术会议、讲学的机会，他陆续购置和复印大量域外汉籍资料，凭一己之力建立起有相当规模的南京大学域外汉籍研究所的资料库。与此同时，相关的研究也在进行，《中国诗学研究》第一辑“诗学文献学”有《韩国历代诗学文献综述》一文，第四辑为“域外汉诗学”；《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方法研究》中“推源溯流法与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建立”、“选本与域外汉文学”及“域外诗话总说”诸节；现在正在进行研究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九至十八世纪域外中国文学研究之研究”，都是以域外汉籍为基础展开。这些研究，是顺着先前研究的学术理路进步和深入，是中国诗学和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的拓展。
谈到域外汉籍研究所的研究计划，张教授指出将以域外汉文学研究为中心，兼顾历史、思想等方面，大略而言，包括三个系列：
（一）文献整理系列。域外汉籍研究，如没有文献基础，则为空中楼阁。以往有一些研究成果，由于文献不足，或浅尝辄止，或人云亦云。要使域外汉籍研究在中国学术界得到健康发展，首先就要从事基本文献的建设。因此，域外汉籍研究所将文献整理作为其优先考虑的工作，目前已整理出版两种专刊：一为《稀见本宋人诗话四种》，收录了日本五山版《冷斋夜话》十卷、日僧无著道忠《冷斋夜话考》一种、日本宽文版《天厨禁脔》三卷、明抄本《西清诗话》三卷、朝鲜版《唐宋分门名贤诗话》十卷、明抄本《北山诗话》一卷。另一为《朝鲜时代书目丛刊》（九册），全书共选录朝鲜时代具有代表性的著作二十六种，共分为王室书目、地方书目、史志书目和私家书目四大类，对所选书目均撰有解题，对于有志于韩国哲学、历史、文学、宗教、语言学、目录学和中韩文化和交流与比较研究的学者而言，这套丛刊，乃案头必备之书。下一步的工作有：1、编纂整理《域外中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将收入二十世纪以前朝鲜、日本、越南学者对中国文学典籍的注释、评论之著，如《纂注杜诗泽风堂批解》、《四河入海》（苏轼诗注释）、《帐中香》（黄庭坚诗注释）等，初步计算，其总页码在两万多页。2、编纂《日本诗话汇编》（汉文卷），以往的日本和韩国学者仅收集整理了约三十种，而《汇编》则有约九十种，大大超过了以往的规模。3、编纂《历代韩国辞赋汇编》；4、编纂《汉文学年表》。这些基本文献的整理出版，可为域外汉文学的研究提供坚实的基础。
（二）专题研究系列。以文学而言，文学典籍的流传、文学人士的交往、文学读本的演变、文学观念的渗透、文学典范的确立等专题，众多的以及作家作品，是研究的重点。又如对于汉文化普及教育的研究，涉及到与中国蒙学传统的关系，各种启蒙教材的编纂及演变，官学教育、书院教育和家庭教育的关系等。再如明清易代之际、在朝鲜出现的大量遗民录，可以分析其华夏夷狄的观念。也能够补充过去研究在资料上的不足，更正在判断上的失误。比如流传在中国的佚名《明遗民录》，过去不知出自谁人之手，其实为成海应编撰，成氏还编有《宋遗民录》，皆收入其《研经斋全集》中。此外，朝鲜有不少私家修撰的史书，多秉承春秋精神，并多受朱子《通鉴纲目》体之影响，编年体发达，而纪传体很少，很有研究价值。从唐代到晚清，日本、朝鲜和越南都有很多到中国的日记或旅行记，著名者如圆仁的《人唐高僧巡礼行纪》、成寻的《参天台五台山记》、策彦的《入明记》等。江户末期到大正年代的此类文献，在日本已经出版了《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大正中国见闻录集成》。而在朝鲜，自十四世纪到二十世纪，存在大量的《朝天录》或《燕行录》，其数量应该在五百种上下。在越南，则有《北行纪略》、《北使通录》、《往津日记》《北槎日记》《北行丛记》等。这些文献，是亲历中国的所见所闻，尤其是他们观察的视点和重点往往与国人不同，因而能够传达出某个时代的另一幅画面或另一种声音。将这些文献作综合研究，再将西方传教士写的中国见闻综合研究，最后比照综合，既可以编纂一部“国史外徵”的文献集，也可以形成例如“东西方视野中的中国”这样的研究课题。二十多年前钟叔河编有《走向世界丛书》，那么这套丛书可名为“世界走向中国丛书”。
（三）《域外汉籍研究集刊》的编辑。《集刊》是世界范围内唯一面向域外汉籍研究的高水准学术刊物，目前每年出版一辑。该刊的宗旨是“推崇严谨朴实，力黜虚诞浮华；向往学思并进，鄙弃事理相绝；主张多方取径，避免固执偏狭”（见“发刊词”）。《集刊》提倡的是以文献学为基础的研究，希望通过中外学人脚踏实地的进步，在语言、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商贸、民俗、交通等方面取得切实的成果，促进域外汉籍这门学问在中国的发展与成熟。
在这次访谈结束时，张伯伟教授意味深长地说了一句：“这是一片全新的学术天地。”在《域外汉籍研究集刊》“发刊词”中，他也写下类似的语句：“在中国学术界，域外汉籍研究是一片刚开始耕耘的广袤土地，它的肥沃、它的深厚正呼唤着一切有志于开垦的学人将自己的智慧与热情投入其中。”而王小盾教授在编纂《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时，将越南汉籍与敦煌文献类比，认为“一旦把越南古籍整理出来，用为学术研究的依据，那么它必然会像上个世纪的敦煌学那样，推动典籍与民间遗存的比较研究，冲击着中国古代史、古代文学、古代语言、古代学术、民族史等众多学科。显而易见地，通过一百年前的那个敦煌藏书洞，我们可以逼真想像越南古籍的性质和潜在影响。”（见王小盾《越南汉喃文献目录提要》“序”，第39页）两位学人凭藉治学心得和学术感觉，想像域外汉籍研究的图景，这也许就是陈寅恪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所说的“预流”。“古来新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域外汉籍的研究可以说才刚刚开始，就已显出惊人之气象，“然此等发见物，合世界学者之全力研究之，其所阐发尚未及其半，况后此之发见亦无自无穷，此不能不有待少年之努力也”。（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王国维遗书》第五册，《静庵文集续编》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第65页，第69页）这是王国维在八十年前总结中国学术发现时说的一段话，今移用于域外汉籍研究，也很恰当。
卢作孚研究的重大进展
■ 严家炎 卢晓蓉
西南大学张守广博士编著的长达四十万字的《卢作孚年谱》增订版（以下简称《年谱》）已由重庆出版社出版。这部《年谱》是在作者三年前出版的同名年谱的基础上，进行了大幅度的增补和订正而成的。增订后的《年谱》无论在史料的占有和鉴别，或是在内容的整理和扩充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这不仅是卢作孚研究进程中的一件大事，相信也将引起史学界及出版界的关注。
一
增订版《卢作孚年谱》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作者占有相关史料的充分和详尽。据不完全统计，《卢作孚年谱》增订版对第一版所作的订正、补充达五百多处，字数则增加了将近一倍，而且还选录了13篇卢作孚先生的佚文。从《年谱》正文几占五分之一篇幅的大量注释便可看出，它几乎涉及了所有与卢作孚及卢作孚研究有关的重要书籍、文章、传记、回忆录及档案资料等。不仅有官方的各种史志，也有大学和研究机关的各类文集；有朋友、同人的回忆录，也有亲属的“口述史”；有大陆档案馆的历史文献，也有台湾、香港地区及其它有关国家的文史资料；有学者的完整著述，也有报纸、杂志的零星报道。近年来出版的新书，如《卢作孚研究文集》《卢作孚追思录》所涉及的若干资料，也为作者所关注和采用。而卢作孚本人留下的大量文字，包括专著、时评、讲话、演说、电文、会议发言、来往书信等，在《年谱》中更有诸多引述。
尤其值得肯定的是，作者没有满足于现有的研究成果和第二手资料，而是付出极大的努力，尽量发掘和整理第一手原始资料。由四川大学经济系和长江航运管理局长江航运史办公室编撰出版的《民生公司史》，应该是当前研究卢作孚与民生公司比较权威的著作。《年谱》作者采用了其中的部分内容，但并没有完全依赖于它，而是不辞辛劳地到各地图书馆、档案馆发掘出大量有关卢作孚创建和经营民生公司的珍贵资料，包括公司历次朝会、周会、董事会的内容，来往书信、电报、公文，公司内部刊物及各项重大活动的记录等。《年谱》中收录了一份附件，即1950年8月10日卢作孚代表民生公司与当时的交通部长章伯钧签署的《民生实业公司公私合营协议书》，就是作者在重庆市档案馆发现的。这一份协议原件比《民生公司史》刊载的同名文件更为详细和完整。
《年谱》增订版还披露了一些过去未曾公开或未被注意的史实。例如，《年谱》刊载了从台湾档案馆抄录的几封蒋介石写给卢作孚的亲笔信件，其中一封披露了抗战爆发前夕，蒋介石为卢作孚率团准备访问欧洲而作的具体部署（此次行程后因抗战爆发而被取消）。又如，抗战爆发后的1937年8月15日，国民政府的不公开机构大本营在南京的富贵山成立，蒋介石为最高统帅，内设六部，卢作孚为第二部（掌军政）副部长，参与了南京国民政府抗战总动员计划草案的制定。抗战中，卢作孚除了组织指挥被誉为“中国敦刻尔克”的“宜昌大撤退”，立下不朽功勋以外，还于1940年8月临危受命担任过全国粮食局第一任局长，主持完成了征调军粮、民食，以消除抗战初期粮食恐慌的紧要任务。过去关于这方面的研究不多，初版《年谱》曾引述过台湾学者简笙簧的有关论文。在新版《年谱》中，作者对此又查阅了更多的原始资料并作了重要补充，使卢作孚先生在这一领域的卓越贡献得以从历史的尘埃中凸现出来。
重视第一手资料原本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学者所必须遵循的原则，但对于编修《卢作孚年谱》而言，要做到这一点实属不易。一来，在“极左”路线横行时期，卢作孚被列为“批判对象”，有关资料不是被销毁，就是长期封存、无人整理；二来，卢作孚一生经历甚丰，仅就他的两大主要事业，即民生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和北碚三峡试验区的创建历程而言，所需查找的资料就以千万字计。除此之外，卢作孚还亲自参与创建并主持过大大小小七十多个岸上企业和附属设施，涉及到发电、自来水、造船、铁路、煤炭、钢铁、建材、机械、纺织、贸易、银行、保险、教育、科研、出版、文化等多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