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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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旧非新，童牛角马。刻意伤春，烛泪盈把。痛哭古人，留赠来者。
两则说偈，虽行文有别、所述略异，但从结构和部分内容上来说相同之处仍是颇多，这是由其“后记”的性质所决定的。比如前偈“忽庄忽谐，亦文亦史。述事言情，悯生悲死”和后偈“怒骂嬉笑，亦俚亦雅。非旧非新，童牛角马”，便同是对《柳如是别传》体裁和性质的描述（余英时先生观点）；而“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失明膑足，尚未聋哑。得成此书，乃天所假。卧榻沉思，然脂瞑写”与“嗟陈教授，越教越哑。丽香闹学，皋比决舍。无事转忙，然脂瞑写。成卌万言，如瓶水泻”则都是意在说明创作过程的艰辛与不易，前引“然脂瞑写费搜寻”句可为佐证；最后的“痛哭古人，留赠来者”，则是意在表达所言乃一家之体贴难免有疏漏的意思（化陈余先生观点）。从“繁琐冗长，见笑君子”和“然脂瞑写”一词的两见来看，我们认为，对于自己潜心十年完成的这部大作的“繁琐”之弊陈寅恪显然有着清醒的认识，“见笑君子”实即是见告君子夫子自知的意思，紧跟的三句除了自述不易之外，应该还有解释性致歉的意思①。
从“刺刺不休，沾沾自喜”几个字我们知道，陈寅恪对自己最终能够完成这一著作很感高兴，“孰发幽光，陈最良也”事实上就是对他所以“沾沾自喜”的解释。“文革”发生后陈寅恪的交待材料中对自己1958年批判“厚古薄今”运动中受到的冲击有如此的说明：“一九五八年，全国有厚今薄古运动。我当时也受到批判。我便不再上课。但仍旧作文。”再结合吴宓“寅恪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随意研究”的话综合来看，我们说，在陈寅恪，能够以残病之身坚持进行学术创作这实在是一种值得庆幸和珍视的快乐。这应该是老友吴宓用“乐其所乐”来界定陈寅恪生活的首要甚至是最重要的原因。1961年陈寅恪复刘祖霞信有“弟双目失明已十六年现居中山大学，聊以著述自娱，殊不足为外人道也”之言，1957年诗作也有“年来除从事著述外稍以小说词曲遣日”的话，所谓“自娱”“遣日”之说，虽非完全的实话实说，却也不是道地的向空虚谈，我们认为对于双目失明壮志难申的陈寅恪来说，一定程度上著述确实是他挥洒才学、托寄胸臆的遣日自娱之事。所谓“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的话是有所中的的。“不足为外人道”一句说明，陈寅恪把自己生命的真精神雪藏在了自家的桃花园里，自由自在，舒展翱翔，不为外事所制，我们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在学问的世界里，他仍是我们自由自在的王子”的。
当然，正如“年来除从事著述外稍以小说词曲遣日”一语所展示，著述并非陈寅恪“乐其所乐”的全部根据。词曲小说之类悦耳之事在此间陈寅恪的生命中仍旧占据着极为绚烂的一角。仅从诗作来看，期间有关听戏之事的就有《戊戌六月廿九日听南昌市剧团李今芳演玉堂春戏题三绝句》（1958）、《戊戌中秋夕首创初愈入城重听新谷莺望江亭》（1958）、《戊戌孟冬望日北秀湖观菊并赏春兰戏以易安居士词句分列诗句中亦试帖之变体也》（1958）、《春尽病起宴广州京剧团并听新谷莺演望江亭所演与张君秋微不同也七律三首》（1959年4月）、《听演桂剧改编桃花扇剧中香君沉江而死与孔氏原本异亦与京剧改本不同也一律》（1959）、《庚子春张君秋来广州演状元媒新剧时有人于台前摄影戏作一绝》（1960年春）、《又别作一首》（1960）、《庚子春日听广州京剧团演新排西厢记悲剧新谷莺饰莺莺孙艳琴饰红娘戏作一律寅恪昔年尝撰读莺莺传论文故诗语及之》（1960）、《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九夕广州京剧团新谷莺诸君来中山大学清唱追感六年前旧事仍赋七绝三首以纪之》（1962年3月末）等数首。
结合此前的文字可知，1957到1960的连续四年间，尽管后来的1959、1960两年出现了全国性的经济困难，但陈寅恪基本上每年都还能过上几把正儿八经的戏瘾。当时来看，这样的岁月对于任何一位古稀老人来说，大约都称得上相当地熨帖，陈寅恪也是如此，更何况他久已失明，耳朵早已经取代双目成为他收获精神享受的最为主要的手段。所以，每次享受后他都会纪之以诗。
1959年3月15日下午，广州京剧团的傅祥麟、李文秀、新谷莺、孙艳琴、胡芝风、何英华等六位演员上门看望陈寅恪。上文提到的诗名已经让我们非常清楚，陈寅恪特别爱听新谷莺的戏，陆键东分析“除了陈寅恪挚爱的夫人唐筼，一个人在七、八年间连续成为陈寅恪诗篇中的主要‘诉情对像’，新谷莺是唯一一人”。后不久陈寅恪写下了《春尽病起》三首七律。分别作：
兼旬病过杜鹃花，强起犹能迎客车。
天上素娥原有党，人间红烛尚无家。
关心曲艺休嫌晚，置酒园林仅足夸。
世态万端同是戏，何妨南国异京华。
江郊小阁倚清寒，新换春妆已着禅。
青镜铅华初未改，白头哀乐总相干。
十年鲑菜餐能饱，三月莺花酒尽欢。
留取他时作谈助，莫将清兴等闲看。
葵羹桂醑足风流，春雨初晴转似秋。
桑下无情三宿了，草间有命几时休。
早来未负苍生望，老去应逃死后羞。
传与朋侪同一笑，海南更胜海西游。
尽管“须久久细读，方可尽得寅恪诗中之意”，兼之事成陈迹详情难考，但值得高兴的是，陈寅恪还是为浅陋的我们留下了明显易懂的信息，令后来者粗读之下便可从三首诗中捕捉到一些明显的信息借以部分地还原当时的情形。大约1959年的春天，陈寅恪又大病了一次，一直到杜鹃花都开谢了还没有完全康复（所以说“兼旬病过杜鹃花，强起犹能迎客车”）。不过，新谷莺等人的到来，让他觉得甚为快意，夫妇二人置酒设宴对剧团一行进行了热情款待，葵子羹桂花酒之类，在1959年当口也算可以的了，无怪陈寅恪缀上了“足风流”的字样。新谷莺的唱法和当年陈寅恪在北京听的张君秋版《望江亭》总还是有那么一些不同，但此亦无他，人世间的万端世事说起来其实都是戏，新、张同曲异趣又有什么要紧的呢？不知不觉间，陈寅恪夫妇流寓广州已有十年，剧团演员难免提到了二老十年来在广州的生活，七嘴八舌间，陈寅恪抑或唐筼就说刚来的时候还好，无奈这么多年有风有雨的，头发也见白了，人也老了，幸好十年来的生活还是相当不错，杜甫（有“自愧无鲑菜，空烦卸马鞍”句，见《王竟携酒高亦同过》）和陆游（有“粗餐岂复须鲑菜，蓬户何曾设扊扅”句，见《北窗即事》之二）当年吃不上的鱼菜在我还是不成问题，想吃就可以吃到。聊到1949年自己留在大陆的人生选择，陈寅恪说不管怎么说人还是应该狐死首丘，跑到海外老都不能老在故国，就太过不好了，再者，我一生尊崇气节，留下来更能够见出学问人的傲骨和不屈，人不能临老了降志变节等死了还遭后人的唾骂。①
总的来看，虽然陈寅恪身体欠佳，但1959年的春天无疑是顺心而愉悦的。这和剧团成员到来自然有关，不过还有一件事应该提及。那就是周扬的来访。当时的周扬正任中央宣传部的副部长。对1958年开始的全国范围的学术大批判，周在当年1月20日的报告中宣称：“前几年出了一个李希凡，主席很高兴，去年出了许多个李希凡，而且比李希凡还要高明。一个李希凡，批判了俞平伯。现在许多个李希凡，批判许多个俞平伯，年轻人起来，使人看出希望，这是好事情，使人高兴。”3月在广州作报告又说：“学生们敢于批判先生，表现了很大勇气。这是件大事情，成就很大。所谓成就很大，倒不在于批判的每个具体成果，而在于方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方向。他们反对‘厚古薄今’，都应该给予很高的评价。”作为当时管宣传的领导，当时有这样的言论可以说再正常不过了。可陈寅恪显然不这样认为。这也就决定了两人的会面不见得会如窗外的春天一样暖意融融。周扬回忆：“我与陈寅恪谈过话，历史家，有点怪，
国民党把他当国宝，曾用飞机接他走。记忆力惊人，书熟悉得不得了，随便讲哪知道哪地方。英法梵文都好，清末四公子之后。一九五九年去拜访他，他问，周先生，新华社你管不管，我说有点关系。他说一九五八年几月几日，新华社广播了新闻，大学生教学比老师还好，只隔了半年，为什么又说学生向老师学习，何前后矛盾如此。我被突然袭击了一下，我说新事物要实验，总要实验几次，革命，社会主义也是个实验。买双鞋，要实验那么几次。他不大满意，说实验可以，但是尺寸不要差得太远，但差一点是可能的”。②陈寅恪自然知道周扬的位置，也恰是因此，他才借机使劲地吐了吐胸中的不快，指出有些事情，特别是涉及知识分子的事情。大约也是周的话激怒了陈寅恪，才遭到了后者的痛斥。据陈序经言，“人民政府先后派王海А⒄率祟取⒊乱愕壤醇扒胍凭┚幼。〔淮樱彝闯庵苎铮ㄖ茉谛∽樘富爸校栽穑讲挥づ∠壬圃疲雹佟�20年后的周扬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建国后十七年中，我们党对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文艺思想，开展了一系列斗争，这是出于当时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这些批判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成果，但也发生了一些错误和偏差，主要是在思想和文艺问题上，混淆了人民内部和敌我之间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采取行政手段和群众斗争的方式去解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实践证明，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对待文艺思想认识问题，采取这种方式常常是有害的。因为这种方式是靠声势，靠压服，而不是靠讲理，靠说服。”②
夏天的时候，7月26日，陈寅恪让唐筼将《春尽病起》三律连同1957年所作《答王啸苏君》三绝精笺工楷抄录，而后以航空挂号信的方式寄去给吴宓。其后不久，8月中旬的时候，陈寅恪又进城听了一回桂剧。9月份的一个风雨之夜，牵挂陈寅恪的老友吴宓写下了三首绝句，总题《寄答陈寅恪兄用寅恪兄韵》：
回思真有泪如泉，戊戌重来六十年。
文化神州何所系，观堂而后信公贤。
过眼沧桑记梦痕，名贤遗老几人存。
况闻新圃锄非种，雨打梨花紧闭门。
受教追陪四十秋，尚思粤海续前游。
东山师友坟安否，文教中华付逝流。
“受教追陪四十秋，尚思粤海续前游”，几十年相交的老友对陈寅恪非常地挂念，仍希望能“粤海续前游”，来广州看他一次。事实上在寄信给吴宓以后不久，8月中旬的时候，陈寅恪还跑到城里听了回广西桂剧艺术团在东乐戏院公演的《桃花扇》，事后写了《听演桂剧改编桃花扇剧中香君沉江而死与孔氏原本异亦与京剧改本不同也一律》，而后1960年的1月26日的时候又一次抄寄吴宓。其后又过了一年，吴宓毅然赴穗，“粤海续前游”从文字的渴望演变成了生活中的现实。
这一年的暑假，一年多来都未能遂愿的吴宓在经济形势开始好转，政治空气也相对宽松的背景下，终于决定去广州看望阔别多年的老友。7月30日那天下午，吴宓长函一封寄陈寅恪，复其1960年1月26日诗函，述一年来自己的情况，并告其很快就要去广州。五天后（8月4日）收到信件的陈寅恪当天下午即回信吴宓，对来穗的注意事项作了详详细细的交待，包括坐什么样的火车，哪路公交，如何下榻用膳等等，极尽周详和细致。四天后，陈寅恪又修书一封给时任教武大的刘永济：
弘度兄左右：久未笺候，甚歉。数月前闻唐长孺君言……前日接吴雨僧兄函云，日内先到汉访兄，再来广州。请转告雨兄，在汉上火车前二、三日用电报（因郊区电报甚慢）告知何日何时乘第几次车到穗。当命次女小彭（或他友人）以小汽车往东站（即广九站）迎接。因中大即岭南旧址，远在郊外，颇为不便。到校可住中大招待所。用膳可在本校高级膳堂。小女在成都时年十余岁，雨兄现在恐难辨认，故请在出站闸门处稍候，至要。专此敬请
暑安
弟寅恪敬启
六一年八月八日
雨僧兄均此。来电请写“广州中山大学东南区一号二楼陈寅恪”，以免延误。
这一年陈寅恪已经古稀又二，吴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