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第3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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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错误，这是可以商量的，我对于王国维即是如此。王国维的学说中，也有错的，如关于蒙古史上的一些问题，我认为就可以商量。我的学说也有错误，也可以商量，个人之间的争吵不必芥蒂。我、你都应该如此。我写王国维诗，中间骂了梁任公，给梁任公看，梁任公只笑了笑，不以为芥蒂。我对胡适也骂过。但对于独立精神，自由思想，我认为是最重要的，所以我说“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我认为王国维之死，不关与罗振玉的恩怨，不关满清之灭亡，其一死乃以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得的，且须以生死力争，正如碑文所示“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一切都是小事，唯此是大事。碑文中所持之宗旨，至今并未改易。
我绝不反对现在政权，在宣统三年时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原文。但是我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要请的人，要带的徒弟都要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不是这样，即不是我的学生。你以前的看法是否和我相同，我不知道，但现在不同了，你已不是我的学生了。所以周一良也好，王永兴也好，从我之说即是我的学生，否则即不是。将来我要带徒弟，也是如此。
因此，我提出第一条：“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不止我一人要如此，我要全部的人都如此。我从来不谈政治，与政治决无连涉，和任何党派没有关系。怎样调查，也只是这样。
因此，我又提出第二条，“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书，以作挡箭牌”。其意是毛公是政治上的最高当局，刘少奇是党的最高负责人，我认为最高当局也应和我有同样看法，应从我之说，否则就谈不到学术研究。
至于实际情形，则一动不如一静。我提出的条件，科学院接受也不好，不接受也不好，两难。在北京则有两难。动也有苦难。我自己身体不好，患血压高。太太又病，心脏扩大，昨天还吐血。
你要把我的意见不多也不少地带到科学院。碑文你带去给郭沫若看。郭沫若在日本曾看到我的（挽）王国维诗。碑是否还在，我不知道。如果做得不好，可以打掉，请郭沫若来做，也许更好。郭沫若是甲骨文专家，是“四堂”之一，也许更懂得王国维的学说。那么我就做韩愈，郭沫若就做段文昌。如果有人再做诗，他就做李商隐也很好。我（写）的碑文已经传出去，也不会湮没。
没有了陈寅恪的北京总觉得缺少了什么，所以连科学院也忍不住要请陈寅恪回去。1954年的1月份郭沫若又提笔写了信给陈寅恪，意同前此。可是在陈寅恪看来失去了自由意志和独立思想的学术根本就不成其为学术。虽然他的要求得到了周恩来的肯许，“可以答应陈寅恪的要求，只要他到北京来。一切都会变的。当年动员老舍从美国回来，老舍也提出个条件：不返美，不发表反美言论。可是他回国不过一两年，就变了”。可惜的是最终还是没有成行。其所作《答北客》、复郭沫若信、复杨树达信真实记载了此事期间及其后陈寅恪的生命轨迹。
《答北客》作于1953年，诗曰：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
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蘋花即自由。
答郭沫若信说：沫若先生左右：一九五四一月①一六日手示敬悉。尊意殷拳，自当勉副。寅恪现仍从事于史学之研究及著述，将来如有需要及稍获成绩，应即随时函告并求教正也。专此奉复，敬颂著祺陈寅恪敬启一九五四年一月廿三日复杨树达信写于1954年7月，文谓：遇夫先生左右：前屡承寄示大作，今日有此等纯学术性著述之刊行，实为不可多得之幸，幸甚！喜甚！佩甚！先生平生著述科学院若能悉数刊布，诚为国家一盛事，不识当局有此意否？弟畏人畏寒，故不北行，去冬有一短诗，附呈以博一笑。
答北客多谢相知筑菟裘，可怜无蟹有监州。
柳家既负元和脚，不采蘋花即自由。
专此奉复敬请暑安弟寅恪敬启（一九五四年）七月十日从前文的分析来看，“畏寒”可能也确有其事。
陈寅恪终于还是留在了岭南。
当然，即便因为世事的乱离以及自身的遭遇在精神深处有那么一些落寞，特别是建国后最初两年，不过客观来讲这里的生活并不寂寞。相反，一定程度上，陈寅恪的中大生活可以说温馨惬意，而且常常是情趣盎然。相濡以沫的唐筼的爱情是他精神生活的一大支柱，之外还有他热心的友朋和可爱的学生，他还能时不时地听听评书听听戏。纵有凄苦衷肠与心曲，就一般的生活内容或曰质素而言，却也不失丰盈的温情与跳动的快意。可惜的是，由于悲剧人生结局的遮蔽，人们在看待两人的生活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先存一种悲悯的心绪，进而极大压缩了期间曾有的明丽。
诗文仍是最可靠和直接的依据。不妨从1952年的春天说起。
这一年春天，岭大的杜鹃花开得异常地明艳。美丽的风景自然不会逃过敏感的唐筼的双眼，这又一次让她想到了当年的故园，故园的山居之乐。感物伤怀，以长句系之：香岛妖氛满，避乱转西行。一年居故土，无限留恋情。山中有情趣，心定身始轻。月明竹影入，日出樵唱清。春间杜鹃放，灿烂岭谷盈。看花动近远，车马道边横。游客缘径上，霞光照面迎。下山观早集，听鸟识初晴。风过松涛声，雨霁岫色明，还家午饭罢，倚枕闻蝉声。秋来气高爽，涧底老桂秾。芬香四散溢，遥望如金钟。荻花舞雪白，枫叶满树红。田家忙收获，得饱歌年丰。亲朋隔城市，幽居镇日间。野果溪畔摘，流水声潺潺。举目成远眺，但见云峰环。暇时赴村墟，新月偕相归。归来童稚喜，柿脆鲫复肥。灯下课女读，夜凉添薄衣。地僻炊烟少，绕屋唯松林。身安心益静，吟诗代抚琴。佳境不易驻，回忆味更深。故乡亦短梦，他乡何处寻。（《壬辰仲春观岭南大学校园杜鹃花因忆故乡山居之乐遂成长句以记之》）频年播迁的南国女子想到了故乡山居时春天里杜鹃花开遍山野的动人景致。诗情满腹又聪慧明敏的唐筼显然被岭大的杜鹃花所深深感染。自然，这幅生机盎然的春景顺着唐筼的双眼同样照亮了陈寅恪的心田。与内子的怀今异致，陈寅恪的心绪走上了思古的向路：“美人秾艳拥红妆，岭表春回第一芳。夸向沉香亭畔客，南方亦有牡丹王。”当年李太白赞太真之美有《清平调》三首，二、三有云：“一支秾艳露凝香，云雨巫山挘Ф铣Α＝栉屎汗盟疲闪裳嘁行伦薄保弧懊ㄇ愎较嗷叮５镁醮础＝馐痛悍缥尴藓蓿料阃け币欣桓伞薄４蠓降某乱“蚜氪蟮亩啪楸茸髁饲愎愠堑哪档ぁ！�
多情的总是女人。同一年，写下上引长句的前后，唐筼还有《咏红梅友人赠红梅》、《辛卯除夕答谢黄萱夫人赠水仙花》、《咏水仙》（二首）、《壬辰春二月初九答谢颂珊夫人赠踯躅花即杜鹃花》、《咏岭南踯躅花一名山石榴一名杜鹃花》、《别杜鹃花》、《广州木棉花壬辰仲春作》、《再咏木棉花》、《谢友人赠新种绛色玫瑰》等多首咏花之作。在唐筼，那是一个花团锦簇的春季。值得注意的是，这期间尽管陈寅恪自己只作了一首前引的《咏校园杜鹃花》，但有两首与唐筼合写的诗作《别水仙晓莹寅恪联句一绝》和《晓莹寅恪前题（前题指《广州木棉花》）联句》。前者言：“玉容憔悴浅颦眉，莹脉脉相看绿鬓垂。寅暂别人间留后约，莹未妨重见一春迟。寅”后者云：“十丈空枝万点红，莹霞光炫耀脆林中。莹高花偏感高楼客，寅愁望垂杨乱舞风。寅”从诗集中作品的前后顺序来看，夫妻联绝所“别”的应该就是黄萱送的那株水仙。我们试着作出如下的推测：唐筼身体不好，1952年1月26日所作《辛卯除夕答谢黄萱夫人赠水仙花》的“喜对芳姿病榻前”句提示我们当时的她可能正染微恙，除夕夜，黄萱女士送来的一株“翠袖冰肌望若仙”的“漳泉”水仙，让病得没法逛花市而略有沮丧的她心情舒展了许多；依常理，慢慢地唐筼自然也就康复了，可本来就喜欢鲜花的她怎么会忘记陪着她慢慢康复的水仙花呢，于是接连写下了两首咏水仙的七绝，赞其“碧色罗裙体态妍，雪肤玉貌绝尘缘”，谓其“凌波仙子出埃尘，翠袖金冠白玉身。绰约临风无限意，嫣然微睇惜花人”；然而人有祸福，花也有荣枯，漂亮的水仙雪肤不再、翠袖转黄，这怎能不引起唐筼“玉容憔悴”的爱怜和哀叹；朝夕相处的陈寅恪自然也知道了水仙“垂”“绿鬓”的事，忙赞它虽枯亦荣，作为对许多日子里花儿与二人朝夕相处的感激，并以为对唐筼也包括自己痛失花友的心理安慰。
陈寅恪的生活显然非常地鲜活。这其中，唐筼的相濡以沫最值得珍重和感谢。通观1951…1957年间的诗作，可以发现两人常有诗词唱和（两人合作的那首唱木棉的七绝即为一例）抑或酬谢，特别是在包括一些诸如生日、纪念日之类特殊时节，尤其如此。比如唐筼1951年元旦赠陈寅恪（1951年2月6日。据《诗集》此为一无题诗）、陈寅恪《答晓莹辛卯元旦见赠》（1951年2月6日）、陈寅恪《辛卯广州元夕用东坡韵》（1951年2月）、唐筼《辛卯广州元夕与寅恪同用东坡韵》（1951年2月）、陈寅恪《首夏病起》（1951年5月）、唐筼《和寅恪首夏病起》（1952年5月）、陈寅恪《旧历七月十七日赠晓莹》（1951年8月19日）、唐筼《答韵》（1951年8月19日）、陈寅恪《晓莹生日赋一首为寿》（1952年5月）、唐筼《壬辰五月十七日答赠寅恪并记岭南寓园景物》（1952年6月）、陈寅恪《癸巳元旦赠晓莹》（1953年2月14日）、陈寅恪《癸巳除夕题晓莹画梅》（1954年2月2日）、陈寅恪《晓莹昔年赁宅燕都西城涭水河庭中植柳四株以白垩涂树身望之如白皮松乙未春日与晓莹同寓广州偶忆及之感赋一律》、唐筼《答寅恪偶忆北京水河故居原韵》、陈寅恪《乙未五月晓莹生日赋赠》（1955年6月20日）、唐筼《乙未五月十七日寅恪六十六岁初度赋一律为寿时值广州芒果荔枝丰收也》（1955年7月6日）、陈寅恪《旧历七月十七日为莹寅结婚纪念日赋一短句赠晓莹》（1955年9月）、唐筼《答寅恪七月十七日赠句次原韵》（1955年9月）、陈寅恪《乙未中秋赠内即次去岁中秋韵》（1955年9月）、唐筼《和寅恪乙未中秋见赠次原韵》（1955年9月）、陈寅恪《丙申六十七岁初度晓莹置酒赋此酬谢》（1956年）等等。就既有的材料来看，唐筼的诗大部分都是在此一期间创作的，建国前以及1957年后都很少见，这大约也可以侧面反映期间两人家庭生活的安实。那些酬答唱和的作品花儿一样地镶嵌在两人八年来的爱情征途上，琳琅满目，馥郁芬芳。拿1951年结婚纪念日两人的唱和来看，“一笑风光似昔年，妆成时世镜台前”，陈寅恪先说尽管是在时世如此的情况下化妆打扮，可笑起来的样子仍如早年一样风光不减；“群雏有命休萦念，即是钟陵写韵仙”，小孩们都在忙自己的事情，放下心来不要老挂念，便是鼎革之际的写韵仙。唐筼就讲，“陵谷迁移廿四年，依然笑语晚灯前”，转眼间从认识到现在二十多年里阴阳流转世事变迁，我们的爱情依然未变，灯下的我们仍旧是笑语欢颜；“文吴之事吾能及，同隐深山便是仙”，吟诗填词我也还可以，能同你隐居深山就真是神仙了。后来陈寅恪又作了首《题与晓莹廿三年纪念日合影时辛卯寄寓广州也》，中有“短檐高屋总伟时，相逐南飞绕一枝。照面共惊三世改，齐眉微嫌十年迟”之句，尽写出两人遭逢世变、相见恨晚、甘苦与共、相偎相依的不渝心志与忠贞爱情。
当然爱情并不总是或者说仅仅是天上人间、海枯石烂，它似乎还有更多一些的含义，比如说生病时的相互照顾、平常岁月里的拌嘴游戏等等。以1951年的《首夏病起》与《和寅恪首夏病起》来说吧。春天里陈寅恪高血压的毛病趋重，头疼得厉害，不得不天天靠安眠药的镇定作用来抑制痛苦，靠睡觉来打发日子，迷迷糊糊中春往而夏来，终于血压降了下去，心情舒展、甚感快意的他乃作诗以纪之，“刀风解体旧参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