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第3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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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一切爱国分子，如陈寅恪，要考虑科学家待遇”云云。就在同一个月，当年日本弘文馆同窗，建国后任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的林伯渠在广州中大登陈宅看望了陈寅恪。20年代初曾
留学德国的朱德元帅1958年到中大时也曾向接待者关切地询问陈寅恪的情况。另据陆键东所著《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一书，大约在建国初几年还有这样的有关陈寅恪的“神话”流传：其一，50年代毛泽东率中共代表团赴苏联访问，闲谈时斯大林向毛泽东打听陈寅恪这个人，并说读过此人的历史著作。毛泽东答应回国后查找，后来查知陈寅恪在中大，便嘱咐广东省政府注意优待。其二，周恩来有一次在正式场合说过，光是凭陈寅恪不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去台湾这一点，陈寅恪的所有问题都不是问题。毫无疑问，上引竺可桢的纪录完全可以为第二个神话提供一点相似性的支撑说明。关于第一条，我们在蒋廷枢所整理的《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1954年条下所引陈流求转录1969年8月30日的吴宓日记有关李四光欲迎陈寅恪北上讲学事中找到了一点蛛丝马迹。文称：
〔寅恪兄精神极好，撮要谈述十二年来近况，始知李一平君有接洽龙云投依人民政府、和平收复云南之功，政府询其所欲得，以二事告：（甲）请迁移吴梅（瞿安）师之柩归葬苏州。立即照办。（乙）请迎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居庐山自由研究、讲学。政府亦允行。〕政府派李一平来迎，寅恪说明宁居中山大学，康乐便适（生活、图书），政府于是特致尊礼。〔毫不系于苏联学者之询问也。〕
由此来看，尽管不见得确是斯大林问过毛泽东，不过当时苏联方面在中苏外交往来中询问过寅恪的情况应该是确有其事的。
上面如此，下面的组织也是。中山大学和广东省对陈寅恪的工作和生活都相当地照顾。共产党人陶铸从心底里对知识分子陈寅恪的生活极是关切，甚至在他后来调北京行将被打倒的日子里还不忘打电话给有关方面要求保护陈寅恪。这份关怀相当地真诚。同样真诚的自然还包括中山大学的领导们。
用吴定宇的话来说，“校方对他是优渥照顾的”。据吴氏大作整理的资料来看，在沿袭着战争年代工薪分数制和供给制的20世纪50年代，陈寅恪的工薪分数是1000分，在整个康乐园中最高，约合人民币旧币270万元。而且由于陈寅恪家生活实行供给，所以这1000分属于净得，而且至少从1954年唐筼所填的《中山大学教师登记表》中备考栏来看，当时学校每月还另行给陈寅恪家补助60万元（折合新币60元），在那个年代这相当于三个学徒工人和一个半大学生的月薪。20世纪50年代中期实行工资制评定等级时，学校核心小组对陈寅恪的初评意见是“特级”。1956年在小汽车仅有三四部的情况下学校还做出决定，陈寅恪、姜立夫、岑仲勉三位教授可随时乘坐，享受校长级待遇。同一时期中大学报也作出规定陈寅恪的文章享受20元的特级稿酬，较之一般水准高出四分之三。
岭南的生活相当温馨。对比来广州以前的北平（新中国成立后已改名为北京）生活要好出了很多。从季羡林的回忆我们知道，“在解放前夕，政府经济实已完全崩溃。从法币改为银圆券，又从银圆券改为金圆券，越改越乱，到了后来，到粮店买几斤粮食，携带的这币那券的重量有时要超过粮食本身。学术界的泰斗、德高望重、被著名的史学家郑天挺先生称之为‘教授的教授’的陈寅恪先生也不能例外。到了冬天，他连买煤取暖的钱都没有”。后来季羡林把情况告诉已经回国的北大校长胡适，后者乃决定给陈寅恪“一笔数目颇大”的美元。素来不愿无故受惠的陈寅恪最后以一车价值远高于所得的珍贵藏书作为交换从胡适处收取了两千美金。①后来学界友朋要陈寅恪北返讲学，陈寅恪在回信内有“北地苦寒，煤炭火炉设备等等，耗费极巨，值此时艰，北地此项御寒工具，恐亦更难与昔比，弟性畏寒，兄等所夙知者也”②。可知陈寅恪怕冷应是实情。自然到了广州的陈寅恪再也不会有冬日苦寒的担忧，不过从我们见到的从上到下人们对他的礼遇来说，大约就算广州突然降温几十度来一个标准的北国冬季，抑或是陈寅恪再回京城重有寒冬难避的生活际遇，想来应该也再不会有买不起煤取暖的忧虑了。
事实上，就解放前的岁月来说，陈寅恪已经算是幸运的了，还能得到胡适的眷顾，其他的学人可能还没他好运气。但这显然没法同解放以后的生活相比。说起来这实在是清平世事给陈寅恪的恩赐。可能有人会说解放前是战争所致，都是没有办法的事。事情确是如此，包括陈寅恪在内的广大学人在解放前的种种苦痛的经历确是拜战争所赐，但是我们讲人们还应该进一步地考虑到如下一些事实：一者，内战确是“当局”所挑起，责任不在共产党一边；二者，当时的经济政策，那些导致包括广大学人在内的全体人民大众生活极度不便极度艰苦的种种政策措施，都是“当局”的意旨，人民生活水平的降低和残破首先是“当局”政策的“恶意”过失！进一步再来审视解放后陈寅恪的待遇，一方面我们说社会太平了人们生活水平在勤恳工作的基础上有所提高和改善那也是自然的事，不过似乎我们也不应该忽略这样的一些真实：一者，新中国的到来是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军队浴血奋战的结果，随着种种战略措施的推行共产党很快就掌握了主动，从而为故国的新生提供了起码的统一规划统一安排的基础；二者，解放后是共产党相关各级的种种切近实际的照顾政策让陈寅恪的幸福生活从历史逻辑上的可能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真实，这一点同样不容置疑。有的作品带着后来者精明的迂腐总是喜欢把陈寅恪的生活涂成一种灰灰的样子，笔者颇之不许，“灰色”涂抹的越是缜密和貌似真实越是偏离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我们看来，学术研究对因果分析的依赖不应成为人们描述历史时有意将刻骨铭心的局部进行放大铺叙的借口甚或是理据，这种做法理论地来看根本站不住，即便从效果上来讲这或则可以吸引不少文化消费者的驻足和瞩目。
回到美丽的康乐园。
尽管在这里陈寅恪的生活行止备受优待和礼遇，但安适的生活和紧张的工作还是阻止不住人的怀旧思绪。毕竟京华的生活镌刻着自己一生最最绚丽的一段岁月。国学研究院时的陈寅恪身体还相当康健，与静安、任公等人的共事也充溢着快乐，“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时的才气淋漓和挥洒自如，手植
海棠时的适情与惬意，琉璃厂的书肆，北京城的名吃，因时间和空间的阻隔而被剔却了清苦与不适的旧北平，总是不时地唤起陈寅恪的回忆。1950年，61岁的陈寅恪收到朋友寄赠的旧日清华园故居的绘图，而后颇有失落地发现当年自己手植的海棠没有了，这让他很觉得悲伤甚至有些气愤。显然，迁居岭南的陈寅恪对自己的清华园故居事实上还非常怀念，经常会梦到那些熟悉的物事（1951年《改旧句寄北》有“回首卅年眠食地，模糊残梦上心头”句。1952年《壬辰春日作》有“南渡饱看新世局，北归难觅旧巢痕”句，大约也和此处所言事有关），可惜没有神灵的护佑，自己亲植的那株海棠就像被人放火的
圆明园一样毁掉了。那座璀璨辉煌的园林寄托了大清王朝的上国沉梦，而那株小小的海棠实在也是托寄了流寓他乡的游子对故园的深切怀念。
同一年，写下海棠诗之前的1月份，陈寅恪的一首答客诗显示友人的问候甚至勾起了他对当年游居香港岁月的回忆：“道穷文武欲何求，残废流离更自羞。垂老未闻甲兵洗，偷生争为稻粮谋。招魂楚泽心虽在，续命河汾命亦休。忽奉新诗惊病眼，香江回忆十年游。”
第二年听闻琉璃厂近况后感慨系之的陈寅恪又挥毫写下了另一首怀念诗，题曰《广雅堂诗集有咏海王村句云“曾闻醉汉说祥瑞，何况千秋翰墨林”，昨闻琉璃厂书肆之业旧书者悉改业新书矣》：“迂叟当年感慨深，贞元醉汉詑微吟。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处千秋翰墨林。”琉璃厂，北平，陈寅恪总会时不时地记起曾经的京华旧地，曾经自己论学切磋、传道授业、挥洒才情、优游沃野的文化旧地。
当然，往日的北平，新中国的北京，也没有忘记曾经在这片土地上开坛讲学的陈寅恪。此种挂念至少在陈寅恪离京后的第二年就在横飞南北的鸿雁中明确化了。到1949年10月，南来不到一年的陈寅恪已经在为此向北方的朋友回信致歉了：
企孙春晗两兄同鉴：顷奉电嘱令即返校任教，当即复一电，其文云：因岭大关系难即返，函详。想已先此函达览。电中所谓岭大之关系者，即弟在岭大其薪水系向华侨募捐而来，岭大当事人曾向捐款人言，在此聘约期内弟不他往。故弟今夏受其一年聘约时，已同意此点，以免岭大失信于人，此弟所以不能即返之最大原因也。又北地苦寒，煤炭火炉设备等等，耗费极巨，值此时艰，北地此项御寒工具，恐亦更难与昔比，弟性畏寒，兄等所夙知者也。又第二小女小彭，今夏已考入岭大农学院。岭大规章，每一学生之学杂等费，其数甚巨，约合数百美元，惟教员子弟，可以优待，若弟一旦他去，小女又不能中途转学，则亦颇困难，此等又其小原因也。遭此兵戈之际，累承诸友关念，感激之忱，何可言喻。实有苦衷，未能尊命即返，想亦能蒙鉴原者也。匆此奉覆，顺颂
研祉
弟寅恪敬启（一九四九年）十月二十五日
校中诸友芝生伯伦心恒一良永兴兄等均此不另，或即以此函交其一阅。
赐示请寄：岭南大学东南区十二号
清华园十分盼望举身岭南的陈寅恪能重回旧地讲诵研习。从回信内容来看，吴、叶二人的信显然感动了颇有些流民心态的陈寅恪，大约吴、叶的邀请，特别是信中对当年京华岁月里彼此交谊之类物事的怀想，勾起了陈寅恪对既往生活的无限回忆，所以他才在信末又一口气列了五个人的名字。这里镌刻着的是陈寅恪与北平学界昔日友朋间彼此信任、倚重和相互挂念的高义与深情。后来，1956年，由北大调南开兼作历史系主任的郑天挺，亦曾专电希望其能往游天津讲学，一样由于种种客观原因被陈寅恪婉拒，所谓“近数月来血压较高，中大又开课在即，故不能旅行”等。
实际上，邀请及往迎陈寅恪北返的还有郭沫若、李四光、汪籛等，不过与吴、叶、郑的邀请不同，前者有着明显的官方背景。陈寅恪在第一次交待底稿上说，“一九五四年春，中央特派人叫我去北京担任科学院第二研究所所长。我贪恋广州暖和，又从来怕作行政领导工作，荐陈垣代我。李四光，我在广西教书时和他很熟，一九五四年中央要我担任历史二所时，他特地写信来劝我。我没有听他的话。自悔负良友。北京的朋友周培源、张奚若都是清华老同事，因公来广州时，都来看我。也劝过我”。
当时所派之人即陈寅恪昔日的学生汪籛。
颇有才华的汪到达中大时还是1953年的冬天，而且还带着郭沫若和李四光分别写给陈寅恪的劝行信。11月22日早晨陈寅恪在由唐筼带写的答覆中提出了两个现今人们已是耳熟能详的条件，一、允许研究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冼玉清试图劝说陈寅恪的顽拧，得到的回答是“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年而不变”。
12月1日上午，陈寅恪同汪籛作了一次长谈，口述长文一篇作为总答复：
陈寅恪自述
——对科学院的答复
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王国维死后，学生刘节等请我撰文纪念。当时正值国民党统一时，立碑时间有年月可查。在当时，清华校长是罗家伦，他是二陈（C。C）派去的，众所周知。我当时是清华研究院导师，认为王国维是近世学术界最重要的人物，故撰文来昭示天下后世研究学问的人，特别是研究史学的人。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所以我说：“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智于俗谛之桎梏。”“俗谛”在当时即指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受“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学说有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