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人生:"深喉"回忆录-第2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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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继续说道，言语有些急促：“你是二号首长，还将是我的业务主管，但在一些重要的政策性问题上，我希望你能和我商量。”
“好的，”我说道，“但我想我们，就你和我，应该有一些经常性的非正式会谈。”
“是的，”格雷认可道，“你可以随时找我商量。”
我回到办公室，感觉备受鼓舞，也深信格雷是真诚的，但这种感觉并没有持续多久。在记者和摄影师的簇拥下，格雷走进了局长办公室，而我们其余的人这时却正目瞪口呆地读着报纸。我们盯着报纸头版看，上面刊有格雷的谈话，他声称联邦调查局将取消所有不利于聘用女性特工的限制。报纸援引格雷的话说：“这项措施已得到行政会议的一致通过。”实际上，从来没有进行过投票表决，如果这种问题摆到我们面前，应该会有15票反对，只有格雷和其他某个可能的官员赞成聘用女特工。
尼克松的联邦调查局亲信（4）
这个问题两年以前就出现了，当时丹佛一位叫桑德拉·罗森伯格·内姆塞尔的年轻女子曾申请要做一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其申请遭拒时，她就起诉司法部、局长和联邦调查局，指控这种做法违反宪法以及平等就业法令。继内姆塞尔讼案之后，辛西娅·吉特·埃德加，即纽约那位有争议的国会女议员贝拉·阿布朱格的助手，又提起了诉讼。美国公民自由联盟曾对这两宗讼案表示支持。
联邦调查局当时几乎无一例外地反对让妇女成为特工。联邦调查局是一个准军事组织，几乎每天都有类似于战斗的行动出现。特工们要搜捕逃犯、进行突袭行动和面对其他各种危险情况。为了使逮捕行动不节外生枝，展现力量常常是非常必要的。正因为联邦调查局如此谨慎地坚持了这种策略，许多搜捕行动都将风险降到了最小程度。在那些日子，我们深信让女子参加搜捕行动会增加每个人的危险。
联邦调查局的意见书是由律师办公室主任助理德怀特·道尔贝准备的。所有联邦调查局官员都反对雇用女性特工，但有一个例外——约翰·莫尔。他相信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我们不可能为自己的案子辩护成功。“如果我们不能赢，”他说，“就让我体面地让步吧。”
意见书交给了后来由格雷领导的司法部公民司，由它在法庭为联邦调查局进行辩护，但格雷无论如何都不愿支持联邦调查局的立场。他争辩说，该讼案不应予以反驳，联邦调查局应该着手接受女性谋求特工职位的申请。在道尔贝威胁雇用一名外界律师之前，对于我们的意见，他一直持拒绝态度，哪怕是听一听都不愿意。
后来，胡佛在争吵中去世，格雷成为代理局长。在这位新老板主持的首次例行性行政会议上，我们草草地讨论过这个问题。道贝尔告诉格雷：“已经进行过一次广泛的实地调查，你应该知道结果。分局主管、监察员和普通探员都无一例外地反对，他们强烈地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这方面的最新资料你还没有看到，在这里读又嫌太长。我建议你先看一看，然后我们可以就该问题进行表决。”
格雷犹豫了片刻，随后点头同意。但他主意已定，告诉了媒体聘用女特工的决定已得到一致通过。
伤害之余又平添侮辱的是，就在同一天，戴维·金利，格雷的行政助手，将发往地方分局宣布该决定的公函交给了我。
看过之后，我说道：“戴夫，你没有改变最低身高标准。”
“是的，”他回道，“老板希望男女标准完全相同。”
“可是戴夫，如果坚持五英尺七英寸的最低身高标准，选出都将是高个子妇女。你这是对普通妇女的歧视。”经过三十分钟的争论之后，他仍然没有改变立场，我于是给格雷打电话。他抢过话题，不容我多说。
“男女标准要完全一样。不得有所例外。”他说道。
“这是歧视，”我坚持道，“你只对一部分人敞开了大门。我们应该一视同仁。”
“马克，我不想再讨论这个问题了，”他说道，“我主意已定。不要让我扯得太远。”
最终，对于那两名提起诉讼的女子，我对其政治动机的怀疑得到了证实：列姆塞尔和埃德加都没有填写联邦调查局工作申请。在新政策实施的前些年里，几乎没有女性提出过这类申请。从那以后，我反对雇用女性特工的争论就失去了合理性。由于有过更为活泼的童年游戏、积极参加体育运动和从事体力劳动（对一些人来说），妇女正变得和男人一样强壮。
我依然相信，在将不实信息透露给媒体时，格雷犯了一个严重的战术错误。他失去了行政会议的信任，其诚实性和善意受到严重质疑。联邦调查局专业人员感到极为愤怒。格雷的欺骗行为也许是导致后来发生许多事件的决定因素。在参加那次例行性行政会议的十六位高层官员当中，有十人此后不久就退休了。他们给出的理由都各不相同，但我知道因为格雷对媒体颠倒是非，这十人对他都已经是意兴阑珊了。而对这位新任代理局长来说，没有谁会让他因为利用媒体而感到羞愧。
尼克松的联邦调查局亲信（5）
格雷指派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让各部门准备意见书和白皮书供他参考。就在我刚要口头下达指示时，我意识到在我们草草收尾的会议上，我还没有完全摸清他的想法。幸运的是，我的行政助理卡罗尔·丘迪明白我心中难题。她让我留意《纽约时报》上的新闻报道，格雷的想法在这些文章里得到了极为详尽的表述。他称这些文章是他的“咨询渠道”，其内容涵盖从联邦调查局的管理运作到有组织犯罪、从情报调查到吸毒在内的一切事情。很快，我开始习惯在报纸上读到那些我认为属于联邦调查局内情的东西。
让格雷失望的是，戴维营为白宫占用，我们的集体讨论会没能在那里举行。所以格雷、他的私人班子和行政会议成员就赶往匡恩提科。每个职能部门都递交了各自的材料，这些材料都经过了深入的讨论。格雷的问题很尖锐，但并非总是恰当。第一天会议结束后，我们一起在一处幽僻餐厅用餐，我吃惊地发现，这里居然有一个正在营业的售酒柜台。在以前的联邦调查局学院，饮酒是绝对禁止的。
次日，讨论继续进行，我们这时开始意识到，这次会议主要是为了阐明格雷及其工作班子在联邦调查局的政策、流程和工作上的意见。尽管他告诉我们，他的班子成员没有“穿着他的囚衣”，但不久以后，我们就体会到了其助手的影响力是多么大。讨论过精心准备的材料之后，格雷并没有要求就此进行表决，这使得行政会议的成员们大为震惊，胡佛主政时一向是要随之进行表决的。而现在，与其私人班子成员商量之后，格雷自己做出了所有决策。
如果我聪明的话，我应该与行政会议的其他成员一块退休。我每小时只赚几美分，而我税后实得退休工资与我现在拿的工资几乎一样。我的薪水多年没涨，因为国会不愿调高公务员最高工资限额，导致高层官员工资被强制性压缩。我的下属有数百人领取与我一样多的工资。如果我1972年退休的话，退休人员的生活费补助会加到我的退休工资里，我今天的收入就会更多一些。
我的确没有指望成为局长，即使是格雷未能如愿以偿地正式担任局长，我也没有这种企望。但是，我意识到他的失败也许会带着联邦调查局与他一起走下坡路，而情况几乎的确如此。很清楚，尼克松政府不会任命局里的某个人为局长。而当我五十九岁的时候，我已经担任公职三十七年，其中三十年是为联邦调查局服务。作为高级职业官员，我觉得在领导层变动期间，自己是保持工作连续性的合乎逻辑的人选。通过继续留任，我就有机会让胡佛一手打造的联邦调查局尽可能地保持完好无损。经验丰富的人必须负责培养和引导新任局长，而我就将这视为自己的义务。
当我决定留下来的时候，我并不清楚自己会碰到什么样的问题，但我很高兴自己做出了这样一个选择。为了保持联邦调查局的团结，我想我曾为之付出过努力。在这一点上，我绝不会懈怠。
三天格雷（1）
帕特·格雷来到联邦调查局正值多事之秋。格雷搬进新办公室的第三天，就发生了亚瑟·H。布雷默企图暗杀正在竞选总统提名的阿拉巴马州州长乔治·C。华莱士的事件。当时是星期一，格雷正在从斯托宁顿镇返回的路上，所以司法部长克兰丁斯特打来的第一个电话是我接的。他当时情绪激动，指示联邦调查局要进行全面调查。尽管我还没弄清联邦调查局的权限，但我还是告诉克兰丁斯特我们会马上行动。巴尔的摩分局主管托马斯·H。法罗已带着一帮特工赶往马里兰州劳雷尔市的枪击现场。通过无线电联系，他接到了司法部长关于联邦调查局接管调查活动的指示。克兰丁斯特和我达成一致，认为联邦调查局可以依照民权法条例展开行动，而那天整个下午，我每隔一小时就向他通报最新进展情况。
七点钟时，我离开了办公室，知道一切都在处理之中。华莱士被送到医院，而布雷默则已被监禁。我赶到家时，一张要求我给尼克松总统打电话的便条正等着我。接线员让我稍等，然后是总统助手查尔斯·科尔森接了电话。“稍等一会儿，费尔特先生，”他说道，“总统马上来接电话。”十五秒钟后，我第一次与尼克松通话。
“你好，”他说道，“我是尼克松总统。请告诉我华莱士案的最新情况。”
“总统先生，华莱士州长仍在接受治疗，他的情况据说非常严重。他正在西尔弗斯普林市圣十字医院的手术室里。其余三人，包括一名特勤局特工，都在枪战中受伤，但他们可望康复。自称刺客的布雷默已被联邦政府拘留，并被送往位于马里兰州谢弗利市的乔治王子县医院接受治疗。”
尼克松打断我的话：“他们为什么把布雷默也送到医院？”
“在抓捕过程中，他被人有点过火地殴打过。另外，他接受了精神病医师的检查，医师说根据他的初步诊断，布雷默是个精神病患者。”
“布雷默伤得怎样？”总统急迫地说道。
“不严重，”我回道，“只有轻微淤伤和擦撞。仅此而已。”
“嗨，真是太糟糕了，他们没有狠狠地揍那个狗娘养的。”尼克松说道。
我不想对总统的恼怒多说什么，便接着说道：“联邦调查局已全权处理这个案件，从目前的情况看，布雷默可能被控触犯民权法。”
“那是你们的最好结果么？应该有更严厉的指控。”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们现在正和司法部的检察官讨论这个问题。”
“好的，”他说道，“对于这个案子，我希望你每三十分钟给我汇报一下。”
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我一会儿询问与巴尔的摩分局保持不间断联系的联邦调查局主管，一会儿向总统汇报情况。总统要求我每隔三十分钟通话一次，这意味着我一旦离开电话赶到局里，就到了要再次给总统打电话的时间了。我第二次与白宫通话时，尼克松说道：“我希望联邦调查局负责对布雷默进行二十四小时的警卫和保护。我不想在我手上发生另一起奥斯瓦德案① 奥斯瓦德是1963年11月22日刺杀肯尼迪总统的凶手。11月25日，他在被送往监狱时又被一夜总会老板枪杀。。”我向总统保证会照办，随后就向巴尔的摩分局主管法罗传达了指示，法罗也意识到自己该怎么做了。
我第三次联系白宫时，尼克松没有接电话，我就与科尔森交谈起来。我告诉他由于没有明确哪个机构有调查权限，美国特勤局已介入进来，并在布雷默位于密尔沃基市的住处发现了一些文件，包括一些旨趣极端的手稿，估计是布雷默的。科尔森将这一情况转报给总统，总统下令联邦调查局须立即封存这些文件。我们并没有提到要办理搜查证手续。
晚上九点钟，我告诉总统，华莱士还在抢救之中，腰部以下瘫痪。我接着提到联邦调查局特工正带着布雷默的文件飞往华盛顿。我解释说，在与律师进行磋商之前，布雷默拒绝回答问题。晚上九点半，我告诉科尔森，我已得知华莱士州长能活下来，但可能会永久性瘫痪。
三天格雷（2）
晚上九点五十分，帕特·格雷打来电话，称其刚刚回到华盛顿的住处，在给总部打电话报到的时候得知这起刺杀未遂案。他说他将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