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使命-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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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横放在一个30英尺深的洞口。如果日本人来了，木板就会被抽开。有时共产党在地道口放一口磨，或是用很重的木头堵住地道口，防止日军进入。全村的人都能在20分钟内消失，躲进地道。一个200户的村子可以通过大概15个入口进入弯弯曲曲的地道。地道的建造就像井一样，最初是以一些新挖的井筒为基础建起来的。当一个井筒的一端向前伸展到另一处时，比如说150米远的地方，地道的一部分就建起来了，它穿过井筒，连接两端。最初的洞就被填满了。因为地道是挖在泥土里的，所以尽管人们挖地道时不用柱子，但地道也很少有坍塌的。地道里没有通风设施，也没有卫生设备。当日军进入一个废弃的村子时，他们总试图找到这些地道。他们一找到地道，就向地道里扔催泪弹和手榴弹。
彼得金一直在阜平这一*游击队在敌后的总部待到1944年12月28日。他和他的使团成员参观共产党的兵工厂、药厂和医护学校。他们还考察了平汉铁路。日军在这一铁路每三分之一英里设一个碉堡，每个碉堡都派哨兵把守，监视附近村庄。一次，一个碉堡中的十个日本人试图拦截美国人，但他们快跑逃脱了。幸好他们逃离了，因为捉拿彼得金的通告已经张贴出来，不论死活，悬赏5000美元。 ＇返回目录＇
第二章 延安生活 延安生活（5）
在这些旅行中，美国人穿着中式的棉袄。羊皮大衣可以帮他们抵挡大风。陕西省的大部分农民都住在没有家具而冬暖夏凉的窑洞里。一家人睡在炕上。炕是一种泥土或砖砌成的台子，下面有弯曲的暖气管道连通，用来取暖。一个炉子上面放着半圆形铁锅并与炕相连接。家里用锅烧饭做菜。他们的食物仅限于大米和粟米、一些大白菜，有时也有其他蔬菜和一点儿肉。人们通常都吃一瓣瓣的生蒜。
共产党人通常都把自己的孩子送到一个社区中心，交由它看管。有时一个月只看见孩子一次或两次。每个家庭都有织布机，每人都有一个碗、一双筷子、四到五个盛食物的罐子。家里没有橱柜或是椅子。在冬天，中国人无时无刻不将他们所有的衣服穿在身上——三四件棉衣服，一件套在另一件上。在北方，男人和女人穿着一样的衣服。大多数人都剪着短发，戴着旧的蓝色棉帽，穿着夹衣和长裤。男人和女人都几乎分辨不出来，有好几次，美国大兵们在梨树园里参加舞会，当他们打断正在跳舞的两个女子后，才发现他们自己正在与男士跳舞。北方的女人远离化妆品，但在南方，一支口红可以卖到15美元的价格。南方的女人则穿裙子。男人、女人和孩子穿的大部分衣服都是自织土布做的。在中国所有地方，农民都从初冬起就穿上土布内衣裤，直到春天才脱下。
〃迪克西使团〃在阜平度过了圣诞节。尽管主人们都因为信仰共产主义而反对所有的宗教，但他们还是待之以礼，为美国人准备了一顿盛宴，庆祝这个节日。他们送给彼得金的礼物是熏烤的鸡、土布帽子和围巾、白兰地、一件日本军官大衣和中国人概念中的美国蛋糕。
事实上，共产党人非常细心地对待圣诞节，因为他们知道美国人很重视它。圣诞前夜，中国人没有忘记送上正式的祝福。1945年的圣诞夜，使团邀请最重要的一些共产党人出席他们的晚宴，并请他们看电影。他们还交换了礼物，尽管这是他们不得不从有限的现存的物品里挑选出来的。1946年的中国新年，伊顿上校收到了一只羊和一只鸡。战区总部努力不忽视这些远离他们的人。魏德迈将军通过信使的飞机送了一棵挂着装饰品的圣诞树和特别的食物，并送给每人一夸特苏格兰威士忌。共产党人非常严肃，总是彬彬有礼，和善友好，他们也爱笑和开玩笑。但美国人认为他们非常严肃地对待自己和他们斯巴达式的生活。他们〃是与普通中国人不一样的人，因为他们有一种使命〃。书店老板、工人和农民都没有明显的阶级差异。他们在中国其他地方旅行时从来没有见到过上层统治者们拿着的沉重的黑色手杖。
彼得金的使团离开阜平回延安时走的是一条更直的路。尽管如此，路程仍有600英里，他们直到1945年1月23日才回到延安。大部分人步行，因为骑在骡子上太冷了。旅行回来的人们带了许多礼物和手工制品。其中一件是一枝毫米的步枪，是当地仿造毛瑟枪造的，毛瑟枪在南方被称为〃总司令〃。它是用平汉铁路的铁轨制造的。他们把铁轨放到机床里加工，机床由四五个人在一间〃松鼠笼子〃里拉动，他们要操作一分钟，之后由其他人接替。这样一枝枪的制造总共需要16个人参与进来。
他们带回来的另一种武器叫〃游击队〃，是一种制造得有些像毫米步枪的一发子弹的枪。因为枪经常打不准，所以它主要是作为奖励赠给当地游击队领导的。还有〃碎土豆机〃，一种小的手榴弹，是专门为妇女和儿童使用设计的。
一回到延安，彼得金就写了好几份报告，详细描述他的考察结果。他提到，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途径收集情报。他们主要依靠的是民众，很多民众都在日军后方，只需要给一点儿钱就会充当情报员。让彼得金很吃惊的是，共产党可以在离日军封锁线25英里的地方开设兵工厂，用人力拉动的机床将铁轨制造成步枪和手枪。在这个地方的考察和以前对国民党的了解之间鲜明的对比也深深打动了他。中国共产党几乎不付钱给它的士兵，这些人可以在闲余时间做其他工作，他们的收入尽管不太多，但足够生存。共产党的制服很不错，他们士气高昂，与国民党的状况截然不同。国民党内士气低落，他们的官员通常利用政治压力来完成任务，这些官员大多素质低下。国民党政府非常*，在他们控制的地区，租借法案的物资大部分都在进行买卖。
人们痛恨到国民党军队里当兵，他们被用绳子绑着，赶到征兵入伍的中心。有时候他们被押在监狱里，防止逃跑。〃迪克西使团〃中没有一个人报道说，他们看到在中国共产党控制的地区有人拒绝服兵役。他们也没看到有军官打入伍的士兵的情况，而这在中国其他地方是很寻常的事。但有时候，包瑞德有理由怀疑，共产党没将所有的事情全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一次他和周恩来穿过一个村子时，那个村子出乎意料地干净，让他联想起波特金习惯把凯瑟琳大帝任何时候经过的俄罗斯的村庄都弄得井然有序。
当使团在阜平旅行时，包瑞德到了离延安约八英里的绥德去参观抗日军政大学第二营。从延安到绥德的路非常差。接下来是一条宽阔的河，几乎贯穿始终。河上没有桥。在中国很多地方因为没有森林覆盖，大部分降雨很快流入附近的溪水中，河上没有桥是很寻常的。一条干枯的溪流确实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一条湍急的河流。因此桥必须建得很高，有结实的桥墩和长长的桥道，否则它很快就会被冲毁。包瑞德一路到绥德碰到的河中心大约有三英尺深，河水里隐藏着许多岩石，会把车撞翻。由于这个原因，尽管包瑞德有一个中国司机，他还是坚持自己开车。有时候他的吉普车吓着了拉车或是驮着农民的骡子。由于路况不好，这次旅途花了差不多两天时间。晚上他们在一个村子里过夜，包瑞德就睡在炕上。 ＇返回目录＇
第二章 延安生活 延安生活（6）
在对大学进行考察之前，包瑞德参观了绥德这个城市。与此同时，当地人也参观了他。当他和共产党的领路人在镇里走时，人们在领路人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近地围着他看。包瑞德发现，大多数在街上卖的东西都是自家制造的，非常实用。大学让他很失望。他期望看到一个军事学院，但却看到了一个共产党的工人、官员和入伍士兵的类似于娱乐和休息的场所。那里没有特别的建筑。共产党在城市郊区占用了一个小村庄，用村里的房子作为军营和教室。学校的人们像军队一样展示着体操表演和操练，并进行战斗演习。好像没有什么可供学习的教室。回到延安后，叶剑英将军问包瑞德对学校的印象。包瑞德答道，有一个主要问题：它是一所军事学院，却没有提供军事训练。
使团在延安期间，没有一个成员看到警察或是类似的法律执行人员，而这是外界的人通常将其与压迫社会联系在一起的。但他们知道，在离他们总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集中营，共产党将他们觉得可疑的人关押在那里。美国人是从一个高个子年轻南斯拉夫人那里知道这个地方的，一天他穿着共产党的制服出现在他们的住所。他告诉使团，他叫迪米特里·叶拉济奇（DimitriYellacich），在珍珠港事件前，他在北平的一家福特汽车经销处工作。之后他离开了北平，开始旅行。大部分时间他是走着去的。他经过了河北省和山西省，来到延安，在那里共产党把他关押起来，一直到他见到美国人之前才被释放。他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与使团的人相处融洽，但他从来不谈与共产党生活在一起时的经历。显然他来延安时身体状况很好，并没有被虐待。叶拉济奇很快就开始工作，成为共产党的机械师。他负责维修他们的两辆卡车（其中一辆过于老化，只能用一个烧柴的火炉加热释放的热气来发动它）和同样老的载人的汽车。叶拉济奇也照料美国人的吉普车，直到他们有了自己的机械师。包瑞德很喜欢叶拉济奇，建议审查他的背景，这样就可以让他在美国军队里服务了，但这个建议再没有了下文。当彼得金和几个美国工程师到距离延安四五十英里的一个油田考察时，他也带上叶拉济奇一起去。
叶拉济奇担心他的护照的有效性，因为他的国家被德国占领，在某种意义上已经不存在了。在重庆时，他请求彼得金去苏联使馆问一下是否可以更新他的护照。彼得金照办了，向苏联大使解释这件事情，并把护照交给他。但大使说因为他个人不能做任何事情，护照必须要送到莫斯科去。彼得金三四个星期后又来到使馆，再次试图完成护照的处理，但他再也没拿回叶拉济奇的护照，也没有就为什么拿不回护照得到过一个令他满意的解释。
在约翰·戴维斯在〃迪克西使团〃考察的16天里，他非常重视从叶拉济奇那里得到他关于共产党的看法。戴维斯在他的日记里写道，他是南斯拉夫人，妈妈是俄国人。他看上去像一个欧亚人，因为他有蒙古人种的眼睛和不易分辨的肤色。他戴着一顶中国北方赶牲口的人戴的灰色毡帽，帽子的边长长地垂在脖子后面，前面有一个尖尖的帽舌，两耳也有帽子边遮盖，这些边都被翻起来，绑在帽子上部。他的外套已经破旧不堪，但戴维斯认为这件衣服曾经是很时髦的。他穿着棉裤。戴维斯认为叶拉济奇对两种文化都颇为了解。
叶拉济奇告诉戴维斯，尽管中国共产党都不带识别职位的徽章，但官员与民众是有差别的，官员吃住条件都更好些。不像中国其他军队，这里红军的士兵不会挨打。军队为人民着想——他认为是过分为人民着想了。在关于军民纠纷的政策里，民众总是对的。叶拉济奇告诉戴维斯，日军让整个村子的人为铁路的安全负责，以防止铁路被破坏。当破坏还是发生时，附近村子的人就会受到残暴的惩罚。叶拉济奇被八路军和山东游击队的能力深深打动。他认为如果北方的共产党军队和民兵有足够的弹药，他们可以切断日军的通讯。
20世纪50年代，1945年加入〃迪克西使团〃的阿尔弗雷德·哈丁（AlfredHarding）在香港遇到了叶拉济奇，后者说他正要回南斯拉夫，要帮助中国人建造一口油井。他声称他为此从包瑞德那里得到了绳索和合成材料C，但哈丁从来没有证实此事。
许多〃局外人〃都对美国派遣团在延安的工作很感兴趣。结果，使团总有许多造访者，多得让彼得金抱怨不已。一些客人是新闻记者或作家，如哈里森·富尔曼（HarrisonForman）和白修德（TheodoreWhite）。来访的记者可以在美国人住所内自由走动，自由拍照，也可以在日军后方旅行。他们需要遵守规矩，如不让政治介入社会活动中。当美联社记者约翰·罗德里克（JohnRoderick）借用新年晚宴的机会询问朱德将军对蒋介石〃三点建议〃的看法时，伊顿上校感到厌烦，而后就发火了。大部分记者在延安待十天到两个星期，这也是通常飞机前后两次来延安的时间。但罗德里克1945年12月3日到达延安，做一次〃短期访问〃，却一直待到第二年4月。这让伊顿和他的执行官杨照辉非常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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