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的种种传奇知识%2b含各国间谍机构-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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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被英方侦破等方面的问题。幸好波波夫棋高一筹，事先对此就作了防范，结果使米勒终于打消了疑虑。审讯结束后，米勒对波波夫说道：“希望你能答应我们去与古特曼（此人是波波夫的报务员费里克的化名）取得联系，告诉他再搜集些具体的情况，我们急着要，等你回到英国再搜集恐怕为时太晚了。”
这席话表明德国人认为波波夫还是可以信任的，他们可能不久要启用他。显然，没过几天，德国反间谍处修改了卡斯索夫要他留在里斯本的计划，要他尽快回到伦敦去领导那里的间谍小组，并给他提供了一笔相当数目的奖金。
1944年5月上旬，是一个史无前例的伟大剧作即将上演前的彩排日子。对德国情报机关而言，他们要求的情报提纲越来越多、越来越细。提纲中所用的答案得认真编造、仔细研究，务使它们与盟军的战略计划相吻合，并能取信于敌。必须通过电台发出新的情报，使盟军已经塑造好的强大的战斗序列形象更加伟大壮观。每一个为自由而战的双重间谍人员部以高昂的情绪工作着。一遍又一遍地进行情报的检查与校对，使之互相协调，百分之百地保证不出现一个漏洞。然而，有时人们却经常出些容易被忽略了的细节性的错误。正是这种错误，使波波夫领导的间谍网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5月中旬的一个深夜，MI6处的人急匆匆地赶来对波波夫说：“达斯科，艺术家（约翰尼的化名）已被捕。听说是与金融走私有关。但德国人已经查到了他的通讯册。总部希望你乘敌人还未发觉，赶快回里斯本通知其他人员转移。
无线电发明家
波波夫
波波夫是第一个探索无线电世界，并毕生为发展无线电事业而奋斗的俄国科学家。但由于沙皇俄国的封建腐朽，他的事业没有得到国家的支持。1906年1月16日，他因脑溢血突发而去世，只活了47岁。由于诺贝尔奖金只发给活着的科学家，波波夫没有获得这个荣誉。
1859年3月，波波夫出生在俄国乌拉尔一个矿区的小镇，12岁时就表现出对电工技术的爱好，自己做了个电池，还用电铃把家里的钟改装成闹钟。
1877年，18岁的波波夫考入彼得堡大学数学物理系，后又转学到森林学院。在那里，他研究出了用电线遥控炸药爆炸。研究成功以后，同学们都叫他“炸药专家”。波波夫29岁那年，赫兹发现电磁波的消息传到俄国，他被强烈地吸引住了。他兴奋地说：“用我一生的精力去装设电灯，对广阔的俄罗斯来说，只不过照亮了很小的一角；要是我能指挥电磁波，就可以飞越整个世界！”第二年，波波夫就成功地重复了赫兹的实验。在一次公开的讲演中，他提出了可以用电磁波进行无线电通信的设想。1894年，波波夫制成了一台无线电接收机，他第一次在接收机上使用了天线。这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根天线。
1895年5月7日，在彼得堡俄国物理化学会的物理分会上，波波夫宣读了论文《金属屑同电振荡的关系》，并且表演了他发明的无线电接收机。表演结束后，波波夫充满信心地说：“最后，我敢于表示这样一个希望，我的仪器在进一步改良以后，就能够凭借迅速的电振荡进行长距离通信”。几十年以后，这一天被定为“无线电发明日”。波波夫的论文和表演被有关刊物发表后，立刻引起了全球学术界的关注。
后来，波波夫用电报机代替电铃，当做接受机的终端，这种装置就成了一台无线电发报机。1896年3月24日，波波夫和助手雷布金在俄国物理化学协会的年会上，正式进行了用无线电传递莫尔斯电报码的表演，在场的观众有一千多人。表演的时候，接收机装设在物理学会会议大厅里，发射机放在附近森林学院的化学馆里。雷布金拍发信号，波波夫接收信号，通信距离是250米。物理学会分会会长佩特罗司赫夫基教授把接收到的电报字母逐一写在黑板上，最后得到的报文是：“海因里希·赫兹”。它表示波波夫对这位电磁波的发明者的崇敬。这份电报虽然很短，只有几个字，它却是世界上第一份有明确内容的无线电报。
菲尔比
十大超级间谍系列：间谍王子菲尔比（上）
哈罗德·金·菲尔比是世界间谍史上最著名、最成功的间谍之一。他本人是英国人，早期就信仰共产主义，1934年在维也纳进入苏联情报机关成为情报员。1940年，他打入了英国秘密情报局，在该局步步高升，最终成为英国情报机关的一名高级要员。他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条件，为苏联提供了大量重要情报，成绩卓著。1963年，他由于身份暴露出逃苏联。为表彰他的事迹，苏联政府给他很高荣誉，授予他“红旗勋章”。
6．1坚定的共产主义者
1912年1月1日，哈罗德·金·菲尔比在印度的安巴拉降生了，他的父母怀着激动的心情迎接小菲尔比的到来。他的父亲在印度政府内任文职官员，是英国知名的阿拉伯语言学者。父母对小菲尔比寄予很高的期望，当菲尔比到了上学的年龄时，他便被送回到英国的学校学习。
1929年，17岁的菲尔比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在这里开始了他思想上的重大转变。
进校后；他最早的行动之一是加入剑桥大学社会主义者学会。头两年，他只是按时参加他们的活动，但不参加其它活动。
和许多看到资本主义的腐朽、警告人们法西斯主义正在兴起的其他同学一样，他对政治具有浓厚的兴趣，并开始进行自己的探索。经过广泛的阅读后，他逐渐明白英国工党与世界左派的主流并非处于同一立场。菲尔比对工党的信心由狂热变为迷惘。令他难以置信的是，在1931年那场混乱和面临失败的危急时刻，工党对反动势力所能调动的后备力量竟是那样束手无策。而且，当时反对党的明显带讽刺挖苦性质的宣传，竟使一个经验丰富的选区的选举一下子出现了一边倒的现象。结果，工党失败，人们对想象中的整个议会民主制的有效性产生了严重的怀疑。
这次事件使他第一次不得不认真地考虑自己的信仰。不久，他开始更加积极地参加社会主义者学会的活动，并担任了该学会的司库，这使他接触到批评工党的大量左翼思想，特别是共产主义的思想。除了博览群书和不断地评价欧洲关于社会主义的经典著作外，他还参加学会举行的生动活泼、气氛热烈的讨论。
这样，一个重大但又缓慢的思想转变过程就发生了。到1933年夏他在剑桥大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菲尔比彻底抛弃了他的最后疑虑。当他拿到大学学位离开剑桥时，他同时确立了要把他的生命贡献给共产主义的信念。
当时，奥地利维也纳的工人革命运动蓬勃兴起，菲尔比欣然只身前往。在维也纳，菲尔比与苏联情报机关的成员发生了联系并加入了该组织。在苏联人向他提出加入情报机构的建议后，他毫不犹豫地就接受了，在他看来，“人人都会不假思索同意加入一支精明强干的队伍”。从此，他就为这个强大的共产党国家而尽力工作。
在中欧搞了大约1年的地下活动后，他回到了英国。他和他的政治朋友们都断绝了来往，经常去德国大使馆。不久，他还加入了英德联谊会，并在这个纳粹阵线组织中担任不少职务。他想用纳粹经费创办一家旨在促进英德关系的商业刊物。为商谈此事，他曾几次到柏林找德国宣传部和外交部洽谈。尽管他的奇怪的富有冒险性的努力最终没有成功，但它却把他早期热衷于共产主义的迹象掩盖得天衣无逢。
此间，他的正式职业是自由党月刊《评论的评论》的副主编，业余时间则花在追逐女人方面，给人的印象俨然象个才华横溢的花花公子。
菲尔比对柏林的印象极为糟糕，希特勒对犹太人的暴行惨绝人寰，对共产党实行极端恐怖的政策。纳粹分子一个个都趾高气场，令人难以忍受。
一次，正当他访问柏林期间，西班牙战争爆发了。直到返回英国后他才得知，佛朗哥将军并没有接近整个国家，一场旷日持久的内战就在眼前。他的下一个任务是到西班牙法西斯占领区去，尽可能在接近要害的地方潜伏下来，全面搜集有关法西斯战争准备的第一手资料。苏联情报机关在英国和法国给他安排了联络人，以便他把搞到的大量情报交给他们。
在西班牙，他遇到了作为苏联情报人员以来的第一次危难。
6．2险遭枪决
在离开英国之前，他总是将从苏联那里得到的指示用密码写在一小张纸片上，并习惯地把它放在裤子的小兜里。为作紧急联系之用，在向他交待任务时，苏联人给了他一份密码和一些在西班牙的秘密通讯地址。在西班牙时，他的口袋里就有着这么一张小纸片。正是这张小纸片差点把他带到行刑队面前。
当时他的苏联情报站总部设在西班牙南部的塞维尔。他的身上揣的是英国护照，公开身份则是英国《泰晤士报》驻佛朗哥将军部队随军记者。
在塞维尔及其周围乡村紧张地工作了几星期之后，他突然在广告上看到下星期天将在离塞维尔100多公里的科尔多瓦举行斗牛表演的消息。当时，前线正在科尔多瓦以东25公里的蒙托罗和安杜哈尔之间的地带上。
“能到离我尚未去过的前线如此接近的地方观看一场斗牛，看来是一个十分难得的好机会。”菲尔比心想。
于是，他决定在科尔多瓦好好地过一个周末，并看看星期天的那场表演。
菲尔比到塞维尔军事司令部去办理必要的通行手续。一位态度友好的少校一下子就把他打发走了。他说：“去科尔多瓦不需要通行证，自己坐火车去就行了。”
星期五，菲尔比登上了从塞维尔到科尔多瓦的早班火车，与他同车厢的是一群意大利陆军军官。菲尔比时刻也不忘记他的情报工作，于是他请他们与他一起在科尔多瓦共进晚餐。但是他们很有礼貌地解释说，他们没有时间，因为第二天动身去前线之前，他们得忙着去逛妓院。
菲尔比在大首领饭店找了个房间往下。在独自饱餐一顿后；就在香气迷人的大街上散步，深夜才回到旅馆睡觉。
一阵雷鸣般的砸门声把他从沉睡中惊醒。门打开后，两个国民警卫队员闯了进来，要他收拾好东西和他们一起去指挥部一趟。当他问为什么时，其中年纪较大的那位下士只是面无表情地回答说：“这是命令！”
在那些日子里，菲尔比睡得很死。当他穿着睡衣面对这样两个脚蹬大皮靴、手持长短武器的人时，他感到处境十分不利。在这种半醒半惊的状态中，他的大脑反应不如清醒时敏捷。他意识到必须处理掉藏在他裤子口袋里的那块小纸片，但是怎样才能做到呢？
他的脑子模模糊糊地想到洗澡间，但是他住的房间没有洗澡间。当他穿衣服、收拾东西时，那两个国民警卫队员紧紧地盯着他的一举一动。看来，只有在从饭店到国民警卫队指挥部的路上想个什么法子了。
当他们上了大街后，菲尔比才发现那样做是不容易的。他只有一只手空着，另一只手得提着自己的箱子。押送他的人显然训练有素，他们简直象鹰一样，一路上寸步不离地紧紧盯着他。直到他被带到一间办公室时，那块可以置他于死地的小纸片还在他身上。
办公室里有一盏不带灯罩的耀眼的吊灯，下面放着一张很光滑的大桌子。他对面站着的是一个身材矮孝年迈秃顶、面带温色的国民警卫队少校，他盯着桌子，漫不经心地听着带菲尔比进来的那个下士的报告。
少校终于要检查他的通行证了。“是谁批准你来科尔多瓦的。”他问道。
菲尔比重复了塞维尔军事司令部的人告诉他的话，但少校根本不理。他断然地说这不可能，人人都知道到科尔多瓦来必须有通行证。紧接着就是一场咄咄逼人的问话：你来科尔多瓦干什么？是来看斗牛？票在哪里？还没买到？是刚刚到达的？准备早晨就去买？如此等等。
随着每一句显示充满怀疑的质问，菲尔比愈来愈不安地感觉到那个正在审问他的人是个死硬的仇英分子。当时，西班牙战线的两方都有许多这种人。但到这时，他的大脑已能进行正常思维了，他在那张闪亮的大桌面上看到了一线生机。
少校和那两个逮捕他的人带着根本不信任的神情转向他的箱子。他们带上手套，以令人惊异的精细动作一道道地打开箱子，用手仔细地搜索每一件东西并拿到灯光下去检查。在他要换洗的内衣里没有找到可疑的东西，他们又接着检查箱子本身，小心翼翼地敲打，并且里里外外量它的尺寸。在证明没有什么可疑后，他们失望的叹了一口气。
他曾盼望这件
